本站原创我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说起来话长,我幼时并没有想到当作家,倒是看马戏看到驯兽师驯练狮子、老虎、大象、黑熊,竟使得那些毛茸茸的庞然大物都能演戏,非常羡慕.很长一段时期,我想当驯兽师.后来,读到爱迪生、诺贝尔的事迹,又想当发明家.但是我的家庭并非“杂技世家”,我的数学又非常糟糕,结果,驯兽师和发明家自然都没有当成,却成了一个舞文弄墨的人,入了世俗所谓“作家”的行当.
一个人到头来掌握哪一门本领,吃哪一行的饭,是由许多复杂因素构成的.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人的性格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套用这句话的原理,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晚年进了哪一行当,是“他一生际遇和努力的总和.”单从际遇方面来说,这倒是由不得你自己的.一条大鲸被风浪卷上了海滩,一只野猪被暴雨冲到了平原,这由得“它”进行选择吗
所以,要用几句话来说明原委,着实不无困难！
扼要来说,这有远因和近因.
从我的家庭情况说,我的双亲都给了我一定的影响.
我的父亲是个生活放荡不羁的华侨商人,他阔过,后来破了产.他非常好奇,喜欢各种古里古怪的东西.(包括鳄鱼、野猪、蝙蝠、犀牛皮等等)；他在一个石球上面亲手绘上世界地图,他又喜欢在东南亚各国旅行,他甚至还带我进妓馆观光.他的放任,好奇,旺盛的求知欲等等,对我有相当的影响.
我有三个母亲,我的生母和照料我们长大的三母都是丫头出身,她们所讲的关于妇女们的悲惨故事在我的心头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使得我对贫苦者有了同情心,喜欢为人打抱不平,这对我后来所以走上文学道路,也大有关系.
我小的时候,是顽童一个,读书并不聪明.根本谈不上“生有异禀”,或者“胸怀大志”,我现在还记得,语文课本中有一个“损”字,我念了十次还没法记牢.长辈们有人对着我的面说:“养大这样一个孩子有啥意思啊！”我听了脸孔直发烧.但是我爱看马戏,有较多的动物知识.我又爱读课外书,这使我从小有比较好的文笔水平.
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本侵略时期,令人愤懑不平,积郁难舒的事比比皆是.1941年我在桂林中学教书时就开始写作了,一来是抒发不平；二是记点学习心得；三来也是由于贫困煎熬,想找几文稿费帮补生活.我进入文学界是从写杂文开始的,以后才逐渐创作其他体裁的东西.
到了我逐渐掌握文学表现手段,特别是青年时代度过几年职业作家的生活以后,被生活所迫使写作本领日渐娴熟的时候,这条路就走定了.
自然,思想信仰,使我在创作道路上有了目标和方向.
一个人从事一项工作,成了习惯以后,就很难更改了.工作、生活、志趣逐渐地都融合在一起啦.现在,即使和“谋生”毫无关联,也非经常动笔不可.但是,要说“谋生”不也是因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因素),那是不切实际的.我觉得,只要不坑人害人,对集体,对他人有益的劳动,具有生活手段意义,并无任何可耻之处.
艺术的殿堂就象迷宫,进去以后,人就很难出来了.
我一共写了多少
“几十年来,你一共写了多少字呢”检测如有人这样向我提问,我是很难一下子作出回答的.
因为我从前写作品,并没有逐年逐月计算写了多少.而且,青年时代,写的东西很少保留,总是随写随丢,有些根本不够水平结集.因此也就很难统计究竟一共写了多少.
抗战时期,我在桂林和重庆总共度过了约莫两年职业作者的生活(那也是由于失业,迫于无奈,以此勉强维持生活).那时,每月大概得写三万字.抗战胜利以后,我一度居住上海,后因白色恐怖,去了香港.在香港三年当中,我倒是真正过着职业作家的生涯的.我不去找职业,而是以一半时间写作,一半时间从事社会活动.那时,每月得写六万字才能维持起码生活.写出的作品随写随丢,除极少量外,都没保存.
有人说,香港、日本的作家在世界作家当中,劳动强度是最高的,这不无道理.香港有些作家,每天能写一万字(当然写得很粗糙,但是文字还是流利的),他们对着一个表,每小时能写一千多字.我没有这个能耐,负担不重,也没有过舒服生活的打算,只要生活过得去就行了.因此当时我每天只写两千字.
那段日子,因为天天都非硬着头皮写不可,有时在咖啡厅里,秦楼酒肆,周围人声鼎沸,也得照样写.不知不觉间,就受到一种锻炼,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写得快些.因此,那段日子我虽然没有留下多少有保存价值的作品,却受到一种写作上的严格锻炼.
解放后,我相当严肃地对待写作劳动,没有一定意义的作品,根本不去写它.而且,从解放到我六十岁,这几十年间,我极少专业写作的机会,总是得以大半以至全部的时间去从事行政工作,编辑业务,或者投身政治运动,以至于十年动乱中的“蹲牛棚”,挨斗争(十年动乱中完全搁笔,没写过一行文学作品)因此,写作量不多,近年较多的闲暇,才又多出了几本集子.
计算起来,我在四十多年间大概写过五百万字.两百多万字是散失了的,两百多万字已辑集刊行,并陆续编进了“文集”.
保存的这两百多万字,就是散文集《秦牧杂文》.《长河浪花集》、《长街灯语》、《晴窗晨笔》、《花蜜和蜂刺》、《秋林红果》、《翡翠路》、《访龙的家乡》、《大洋两岸集》(在付印中)等.中长篇小说《黄金海岸》、《愤怒的海》.文艺理论集《艺海拾贝》、《语林采英》.儿童文学集《巨手》等.从这些集子中选编而成的选集,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的集子中,印数最大的是艺谈姐妹篇《艺海拾贝》和《语林采英》,总共超过一百万册.散文集中印数最大的是《花城》(后并入《长河浪花集》)汇集超过三十万册.我的长篇小说《愤怒的海》和中篇小说《黄金海岸》,印数从十多万到二三十万不等.我的书籍的总印行量大概是二百五十万本.
这就是我在写作上一张简明清单.
写作酝酿
有些人问过我:“为什么能写那么多短文章呢”我的回答是:“必须心头不断有题材酝酿,这个成熟了,就写这个,那个成熟了,就写那个.广泛注意,兼收并蓄,就不断有题材好写了.”
你见过华南地方人们种番薯吗甲地的番薯成熟了,收获之后,立刻就把薯苗栽下去.不断地挖,也不断地种.挖挖种种,永无穷期.
我们写作的人也应该心头不断有题材在酝酿才好.
我们除了脑子里必须有一个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都比较丰富的仓库以外,还必须不断地深入生活,不断地浏览书籍,也经常和各式各样的人谈话,这类活动非常重要,他可以使脑子里的“库存”不断翻腾起来.知识互相碰撞,就可以闪烁出智慧的火花.换句话说,这可以激发灵感,产生创作的冲动.
一个题材初从脑子里闪过的时候,可能非常单纯,不成样子,就正象一粒树籽刚刚萌发的两片小小叶子一样,但是久而久之,它就可以成长为一株树了.
并不是所有题材来到脑子里,都在短时间里能够酝酿成熟.有些可能十天半月就能写成文章,有些酝酿三年两载也说不定.
但是,只要把这粒树籽种进泥土里(也就是把题材记在心头,不断酝酿),它总会逐渐拔节长高的.
我就是依靠这样的方式,不断酝酿,也不断写出作品的.
毁和誉
一个人不做事则已,一做事,就必定会受到赞扬和咒骂,你越是有点影响,赞扬和咒骂两方面就会越发加码.这正象一棵树一样,树身越粗越高,它所承受的阳光和风力也随之相应增加.
大概是徐悲鸿说过这样的话吧:“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人不可自大,但不可自卑.”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对付各种各样的赞扬和咒骂,就庶几可以“荣辱不惊”,可以心境平静地工作度日.
我觉得人们对我的称誉和辱骂,大抵都是过了头的.我只要听信其中任何一样,就都可以得神经病,有资格去住精神病院.
抨击我的人说我在文章中引叙许多事例,是“炫耀”,说我谈趣味性是“贩卖资产阶级的东西”,污辱我是“艺海里的一条响尾蛇.”还有的人说我的文章“病句太多”,意思是不值一读.称誉我的又说我是“大作家”,“可以名传后世”等等.我对这一切都打个两折三扣听取,然后检查自己,改掉缺点,也作为鼓舞自己的一点动力.
甜酒和苦酒
我常常这样想:一个作者的作品发表之后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往往是连作者自己也难以料到的.这正象一个放风筝的人,当纱线断了以后,那风筝究竟飘落何方,自己未必知道一样.
这风筝,也许是坠落粪溷,也许是飞上高台.
现在,青年读者不少都认识我,这并不是因为我的作品写得特别多或者特别好,这一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有几篇作品,被采为学校语文教材.这一来,就连并不喜欢文学的年轻人,也有不少认识我了.自然,发表以后,阒无声息的作品,自然更好.
很奇怪,我的作品竟分别被选为大、中、小学校的语文教材.这就是《土地》、《社稷坛抒情》、《花城》、《古战场春晓》、《菱角》、《长街灯语》等篇.我还有另外几篇文章,被香港采为中学语文教材.新加坡也曾一度选我的作品选作教材.
作品被采为教材,作者本人,在经济上并没有任何收益,甚至事前也不知道.但是,它着实也有不少好处,青年学生普遍都认识你.他们长大以后,萍水相逢,都称你为“老师”,虽然这样的称呼,我有时听起来直起鸡皮疙瘩,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作品被采为教材,也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和你商榷一个字,一个标点问题的来信,常常宛如雪片飞来,复不胜复.这大量来信中,有些很有见地.我从中可以认识到自己文笔中偶而存在的一些缺陷,因此,我有时也致信道谢.但是,我无权更改,因为那是教材编审部门的事了.
我写作时从没有想过要使我的作品成为学校语文教材.我常常是凭兴之所至,字斟句酌地写东西,但并没有力求精致.因此,我的作品被采为教材一事,真有点象野菜被栽进了百花园一样.
这事情,对我来说,虽象甜酒,但是,也象一杯苦酒.
没有发表的作品
有些读者也许会问:“你们从事写作的人,写的东西是否都能发表呢”
回答是:这要看是在哪一个时期.如果是青年时期,刚刚学步的时候,我们投稿是常常碰壁的.有些稿子寄了出去,宛如石沉大海；有些,原件退了回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有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稿子被他们取去审查,时常“尸骇”全无.1940年我在失业,靠写稿勉强维持生活,日子非常困难,有时连写番薯的钱也没有.有一次,稿子被扣在图书审查处,追问全无回音.当时我年少气盛,竟不知天高地厚,气得直闯到审查处,质问道:“你们不准登罢了,原稿总得还给我吧.”当时的政治气氛还不算太坏,那些审查官没想到有人会闯进来,只好勉强应酬,搭讪着把稿又抽出来还给我.我一看,只见上面划满了红杠,例如:“新主义”一词,就是犯禁的,旁边就给画了红杠.
四十年代初,我在桂林写过一个多幕话剧,一直找不到地方出版.以后,在战争的岁月,辗转流离中,那稿子给丢失了.
中年时代,我写的稿子十分之九都能发表了,到了晚年,篇篇稿子都能发表了,而且大抵可以经过自己选择,结集出版,出版了的书,还可以两三本辑在一起,刊行“文集”.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现在正在陆续出版《秦牧文集》.
这种状况,使我想起一位外国作家一句感慨的言语:“年轻的时候,我不知怎样才能发表作品,老年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清偿文债.”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同感.
我想顺便劝告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一声,在你们碰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在取得工作成果上,毅力时常比聪明更重要.到了晚年,倒是有些稿子写了出来,自己不愿发表,特别是诗.例子之一是:十年动乱期间,我在被审查,“解放”的时候,写了一首诗给我的老伴,那或者可以说是老年人的情诗吧！我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过,现在就信手录在这儿吧！
“荷花香际忆华年,
廿八年来共苦甜,
涉水攀山黔桂道,
观花赏瀑西湖边.
互怜白发秋光里,
共勉丹心晚步间,
老去诚知终化蝶,
情丝好吐在生前.”
1986年5月广州
(白毅摘自《北方文学》198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