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新中国六十年了.是的,我也算是广西这六十年间一个文学工作者,写过一些诗歌.你要我谈谈自己与诗歌创作,感谢你的好意,也觉得为难,因为实在谈不出什么名堂.我不能强作很懂文学,亦无法强作深知诗歌创作应该怎样必须如何.考虑再三,我想向你说一说自己成为和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的某些经历,回顾一些有关的琐事,就像我们有时随意的闲谈.
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大概与自己的兴趣有关.儿时就喜欢听大人们“讲古”,总感到那些民间传说故事很有趣很动人.上小学时,有一次放晚学回家,路经一处砖瓦窑,和几个同学到工棚里要求打砖坯的四公讲古.听得入迷,天黑许久也不回家.十多年后写的长诗《百鸟衣》就是根据那晚听的一个故事.到镇上读中心校,爱读课外书,订阅《小朋友》和《儿童故事》.家中杂物间乱放有几箩筐父辈留下的旧书,有一些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中学生》杂志,有时也翻翻,爱看的是丰子恺的补白漫画,每期都有几幅.有三本书是记得的:蒋光慈的《鸭绿江上》,有的故事也能读懂,并很感动,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也翻过,朦朦胧胧,似懂非懂,另一本之所以记得是名书怪谲:《鬼恋》,作者徐的“”字,从未见过,好奇读读,文字很离奇,内容也不懂.到县城读初中,图书馆阅览室很多书刊,自己还订阅一份《开明少年》.也有几本书印象颇深,翻译意大利的《爱的教育》,有些故事很感人,德国的《格林童话》很有趣,最叫我喜爱的是落华生的《空山灵雨》,那些短短的篇章,文字、意境、情调都觉得很美.也读一些能懂的新诗,最震撼我心灵并至今不忘的是艾青长诗《火把》中的两句:“当大家都痛苦的时候,个人的幸福是一种耻辱.”喜欢读,也学写,也想发表,于是向儿童报刊投稿,也发表过三五篇幼稚的短文.这并非立志于文学创作,更无名利观念,犹如小学时作文,写得好老师叫用稿格纸抄好贴在教室后墙,叫“贴堂”,有时自己的作文得贴堂,很惬意.请原谅我如此唠叨记忆中遥远的琐屑,我只想说明自己小时的兴趣而已,就像我有的同学,年少时非常爱打球或唱歌或画画一样.
1951年高中一年级,三十二开本薄薄的《广西文艺》创刊,我就是热心的读者,也投稿.有一位编辑对我的关怀至今叫我感念难忘,每次寄稿,他都亲笔写信给我,指出稿子的不足和优点,具体给予指导.有时无稿可投,写信向他诉说生活或学习上的烦恼,他总回信谆谆教诲,还不时给我寄些学习资料.有次他出差横县,便中和我作了一次亲切的谈话,要我先学好功课,课余才学习写作.还说些学习写作要注意的事,先写些短小的习作,不要写很长的东西.我心中对他有一种对父辈般的敬重,那时写字也学他的字迹.他叫岳玲,也是一位作家,当时他和别人合作的长篇小说《落胆坡》正在《广西日报》连载.1959年我调到文联,才知道他早几年已逝世.1953年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课余学习写点诗歌,常向《长江文艺》投稿,成为通讯员,编辑部对青年作者热情、关心,有一次我投稿,没有稿纸而抄在白纸上,不久便收到编辑部寄来几刀稿纸.作协武汉分会(会员包括当时中南区六省的作家)有一次召开会员会议,讨论创作问题,编辑部也邀请部分通讯员列席,我亦参加了.能聆听作家们的讨论,多么兴奋.1955年春,中国作协召开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作家座谈会,编辑部和作协武汉分会也通知我参加.老舍先生始终主持这次会议,不久在内刊《作家通迅》看到他在这次会议的书面总结中称我为“壮族青年诗人”,愧汗而感奋.那时我只是一个学习写作的青年学生,《长江文艺》编辑部让我参加这些会议,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后来在编辑部的具体帮助下,我在《长江文艺》发表了叙事诗《百鸟衣》.1956年出席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同年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年青时,我对文学创作兴趣浓厚,执著,热诚.文学在我心中多么崇高,甚至圣洁,并默默地下决心,努力学习,期望能写出多些好些的作品.――你厌烦了吧我净说些年代已久的旧事.都说人应知道感恩,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说的,这都是我真真实实的经历,如果不是这样,可能我不会成为这六十年间广西文学队伍中的一员.
漫漫岁月,人生的道路也曲折.有些年月我对文学也曾失去兴趣,对诗歌写作冷却了热情.“文化大革命”时,1969年,广西文联大部分人员在农村劳动.一天,我和几位同仁推着独轮车,到几公里远的山上割柴草.途中不小心,独轮车差点翻落一座小桥,心中顿生莫名的郁悒.割草累了,和一位比我年高的作曲家一起休息,谈起当时盛传砸烂文联,不知今后何去何从,很是惘然.还由于差点翻车引起的郁闷,面对山中颇为宜人的景色,我说:“如果无路可走,找一处这样的山坡,带一家人,搭间茅舍,开垦几块田地,日出而作,大概也可以过日子吧.”他认真地回应:“我也跟着,作个邻居,有空闲,你写些歌词,我来谱曲,夏夜乘凉,冬夜烤火,一起唱唱,不求发表.”我说:“不,我不写,今后不想再写东西了.”真的,这确是那时的心境.后来在五七干校养马,连长――一位擅长古典诗词、原自治区某委的领导――叫我写稿编墙报,我都谢绝了.在那史无前例的年月,远离了文艺工作,也消失了对文学创作的热忱,同时深感自己不适宜从事那样的工作,不会写也不能写了,甚至把文学写作视为畏途.“”后相当长的时日,这种心态依然.这期间,我又得到多方的关怀.俗话说一句好话暖三冬,一些前辈师长的勉励和规劝一直铭记于心.1979年初去北京开会,休息时碰见李季同志,向他问安,人多声喧,他举起左掌又举起右手作拿笔状朝左掌摇动,亲切地问:“还在写吗”我摇头坦言:“不想写了,也写不出.”他热切地说:“写,要写,继续写！”1980年初刚到广西师院,年高德劭的袁似瑶院长,语重心长嘱咐我:“到学校来,教学科研外,你也要坚持写诗.”同年夏天,曾指导我毕业论文的大学老师程千帆教授到我们师院讲学,住了些日子,常嘱我不要放弃创作,说他带的古典文学研究生,也要他们写点散文诗歌,说有创作实践对研究和教学都有好处.那时莎红长期患癌症仍勤奋写作,每去他家谈心,我流露对写诗的冷淡,他总不高兴,眼睛直盯着我:“我身体都这样了,还拼命,你为什么这样啊”我知道,这位兄长的责备蕴藏着热切的期望.一次有事从师院来广西作协,当时秘书长吴三才要我写篇文章在内刊发表,我推辞,他说“这是任务”.我答“我不接受”,他严肃地喊我的名字又压低声音说:“你就这样消极下去呀你还是作协会员吧难道没有一点作家的责任心了吗”我也知道,这位老革命、历经坎坷的文学前辈的责问,有着父兄般的关爱.是缘分,更是党的政策阳光的普照和温暖,师长的劝勉,我的人生毕竟没有彻底和文学工作绝缘.在后来的岁月,我还是写了一些诗歌,也是在文学工作的岗位上退休.虽然我的能力和学养有所不足,没有值得称道的成绩,但对工作或写作,我自己认为是认真的,也尽心了.
儿时爱听讲古,读大学有“人民口头创作”的课,20世纪60年代初从事几年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80年代在学校教书,讲授的主要课程是《民间文学概论》.由于从小就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和教育――许多故事都叙述人间善恶的较量,在历史的实际中善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占上风的,而在故事里总在想象中浪漫地战胜恶,这是由于人类的良知和正义的愿望.那些古老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为大众的生存和福祉,总是挺身而出无畏地战斗又勇于自我牺牲,这崇高伟大的精神何等感人！我对民间文学感到亲切,也觉得很有魅力,我的一些叙事诗大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传说或神话.因而有的朋友不无遗憾对我说,这些作品气息太原始,缺乏现代意识,对现实生活感受显露出一种迟钝.这很可能.或许由于自己的愚鲁和守旧,我尚缺乏这样的觉悟.不知你的感觉如何,我想告诉你:根据民间故事传说再创作,我并不志在多此一举地以诗歌形式原原本本复述原来的故事.在叙事诗集《寻找太阳的母亲》“后记”中我曾说:“我写这些故事,是感到其中有一种东西激动着我的情感,甚至使我的心灵颤栗.我多么希望把这一切表现出来.”作家当然要关心现实生活,对社会、人生有深刻的观察和思考,文学作品也应有时代感,但毕竟不是报纸的社论时评,不应是一个口号或理念直白的传达.反映当代的重大题材当然重要,但题材也可以多样化、不论写什么,关键还是作者怎么写.我的叙事诗诚然有许多缺陷,这只是由于我的思想艺术水平不高,并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再创作的作品就必然散发原始气息.中外有些诗人在以往的世纪也写过不少这类的叙事诗,如歌德和席勒的“叙事曲谣”,密茨凯维支的“歌谣与传奇”,泰戈尔的小叙事诗等,虽经翻译,如今读来依然感人.当代有的写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有被称道的杰作.以民间文学为题材写叙事诗,仅是我个人的爱好,谁也不会主张大家都这样.我以上的述说未免怀有对自己作品的敝帚自珍之情,同时也觉得,作为少数民族的文学写作者,注意表现自己民族性格和地域特色,以及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并非一种愚陋的作为.在这方面当然有多方面的努力,但也不必鄙弃民间文学.我们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上的作家文学并不繁盛,民间文学比之更为根深叶茂,丰富多彩.我们也应重视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歌剧《刘三姐》的唱词,如果不是广西传统的七言四句体民歌,而换成自由体的唱词,写得再精美,演出效果恐怕也比现在逊色.上面所述,也许陈旧得迂腐了,请勿见笑,望给我帮助.下面我还想就一两篇作品作些说明,在有的介绍壮族文学的著作中,把长诗《百鸟衣》当做原在民间流传的作品,如说“壮族有民间长诗《百鸟衣》”.我认为这不符合实际,长诗《百鸟衣》是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不是原有的世代口头流传于壮族民间的长歌.至今也没有发现壮族民间有以韵文体口头流传的“百鸟衣”故事,这首长诗并非经过整理的民间口头流传的作品.整理和创作并无高低之分,但不应混淆.还有的辞书介绍壮族民间故事“百鸟衣”时,把我写长诗时给两个主人的名字当做原来民间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把长诗的情节(对原故事已有不少改动)当做原来故事的情节,我以为这也是不科学的,这对壮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会提供不确实的根据.另外,以七言四句体民歌写的长诗《凤凰歌》,内容是反映新中国成立前领导的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的介绍文章却把这篇长诗说是“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作品,我认为这也不恰当.我的说明不知你以为然否
感谢民间文学的恩惠,作为一个诗歌作者,我多多少少从中获得灵感和,写过一些诗歌.这些作品,有愧于多方的关怀.如今老去,对自己已不敢有什么奢望,但今天广西文学事业欣欣向荣,令我感奋,与自己当年开始学习写作时的状况相比,是多么巨大的发展.祝福我们的祖国,祝福我们广西的文学事业,祝福一代又一代比我年轻的作家们.
(韦其麟,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广西文联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