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班达提出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1],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2],郑也夫认为知识分子“理论定义是：频繁地使用某种符号系统的人.操作定义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3],高军提出“知识分子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4],这些定义或从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内涵去明确它,或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去诠释它,或从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去界定它,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知识分子应该拥有知识,接受了基本的高等教育,既是知识的接受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应该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更是具有理想主义、独立思想与人格的人.
无疑,无论从学识修养还是职业特性看,当代大学中的青年教师应该属于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透过高校青年教师,我们可以窥见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生存状况之一斑.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拥有知识,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具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并试图寻求非物质利益的社会公众话语权.而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出,高校青年教师越来越变成了知识的复制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如其所期,缺乏社会理想与抱负,为社会而思考的使命感逐步减弱,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与独立的人格.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30多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全方面的社会变迁.“只有将青年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放到特定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去分析,才能更深刻、也更全面地认清各种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的本质”[5].“70后”“80后”青年正是伴随着这场社会的变迁出生、成长的群体,他们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成长、他们在与传统社会迥异的精神文化环境中成长.当代高校青年知识分子大多出生于70年代至80年代,他们出生的时代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较之以前有了大大的改变,他们在一次次的过独木桥式的选拔考试筛选中脱颖而出,他们享受到了比老一代知识分子更多的物质资源,他们不再受到“血统论”的影响,他们用更开放的视野接受东西方的精神营养,三十而立或者四十不惑的他们摆脱不了社会变迁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在成长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改变,这些让每一位青年知识分子都无法逃避的客观社会环境为他们社会角色的确定、价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背景.
在现实生活中,高校青年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来自生活的压力.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数获得了博士学位,接受了近20年的学校教育,他们步入工作岗位的年龄远大于其他同龄人.入职不久,他们就必须面对结婚、购房、养家糊口等生活的压力.而据相关调查显示,高校青年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并不乐观,“高校青年教师年工资收入呈‘尖峰薄尾’的拟正态分布.其中,年工资收入在4万―5万元区间占36.4%；其次为5万―6万元和3万―4万元区间,分别为22.2%和19.2%；而年工资收入在8万元以上和2万元以下的分别占2.2%和0.5%.总体来讲,年工资收入在3万―6万元是主体,接近调查总体的80%.”[6]而2012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188元,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469元.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高校青年知识分子的收入的确较低,甚至低于一些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出现了“脑体倒挂”的现象.在付出了巨大的教育投资后,他们得到的产出却并不理想.有的青年老师好不容易还完了助学贷款的债务后又不得不让自己成为房奴,一环套一环的经济压力让青年教师有些喘不过气来.在对高校教师职业的满意度调查中,有68.8%的高校青年教师选择了否定的回答,而他们心中的理想职业却是公务员、企业管理者和金融从业者.
在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今天,市场的规则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市场的规则也被机械地运用到高校的管理与评价中.如今,无论还是民间对一个大学评价的主要依据是科研.大学的排名主要依据是学校的科研情况,而大学里教师能力的强弱主要依靠其科研状况而定.“唯科研论”的评价体系自上而下影响着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大多数高校建立了严格的评价体系,用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对教师进行管理,要求教师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任务,申请一定金额的科研项目经费.学校过分地追求科研,强调项目、论文,多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量化考核对广大教师进行评价.当然,评价结果与个人的职称、待遇息息相关.每年一次的量化考核敦促大家每年必须有产出、高产出,急功近利的追求不仅仅违背了科研的规律也误导了学校发展的方向.在这种体制下,青年教师倍感压力,疲于奔命.本该静心做做学问、积淀知识却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初就不得不开始忙着报项目、炮制论文,急于求成.于是,青年知识分子成了“学术民工”,日以继夜地为科研、项目而奋斗.我们不能忽视,这个量化的评价体系只是一个简单的标尺,它并非能全面地衡量一个人的学术能力与水平.论文内容的价值究竟几何,校方也只依靠政府设置的期刊“核心”与“非核心”、“权威”与“非权威”去评判.简单便捷的评价方式对青年知识分子在专业研究的发展上并没有太大的好处,相反,这会扰乱学术研究的秩序.
青年教师在学术竞争中无疑处于劣势,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刚刚起步,初期的研究大多带有盲目性,另一方面在学科中他们缺乏话语权,在项目课题的申请中,缺乏学术资源,难以形成独立的主体性.在相关的调查中,“在青年教师眼中,除去论文质量外,影响论文发表的重要因素,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分别为人际关系、职称、、学校名气、研究方向以及其他,没有人认为影响论文发表的因素仅仅是论文的质量.”[7]高校青年教师大多学术人际关系尚未建立起来,他们的职称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项目支持的青年教师面对高昂的时也只能望而却步.一些学术期刊把高级别的科研项目、高校的名气与文章的质量之间画上了等号.如果一篇论文被标注了国家基金项目、或出自知名高校教师之手,它一定是一篇有研究价值的论文,而如果一篇论文没有基金项目支持、出自普通研究者之手,它难以成为有价值的论文.高校青年教师在没有项目基金支持、没有名校光环照耀、没有学术牛人推荐的情况下想发表高层次论文是非常不易的.在高校中,青年教师往往是弱势群体,他们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不容忽视的学术底层.当下,大量的优质资源都流向了学术精英,让优秀的精英们再锦上添花,而高校青年教师只能继续做他们的学术丝,在残酷的竞争中难以逆袭. 高校青年知识分子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当成批量的学生进入学校,教学任务尤其本科教学任务大多就落在了青年教师的身上,有时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学期把同一门课程反复地讲上好几遍,甚至沦为了无奈的教书匠.正如廉思所说,高校青年教师像工蜂一样,以繁重的工作担负了高校大量的教学任务.教学对教师的成长原来是大有裨益的,但当教学成为一种机械的说教、高重复性的工作时,教师的教学热情也会有所削弱,而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大打折扣.在当下的大学校园里,大学教育的崇高感被消解了,学生的学习目的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随着高校扩招的深入,大学的精英教育也寿终正寝了,普及化的高等教育给更多的人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导致了大学教育不得不面临庸常化的倾向,青年教师从入职之初就面对着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现象.它在客观上也在动摇着青年教师选择这一职业的初衷,解构了他们对这一崇高职业的认同感.
高校青年教师在生活状况上,大部分因为才走上社会,没有太多积累,有这样那样的困境,包括日常生活物质上的、教学科研上的等等,随着从业时间的增加、社会管理体制的完善,大多慢慢会得到改善；但他们自身人格的提高与完善、在社会中存在价值的体现、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表达、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理想上应该具有的使命感等形而上的方面却并没有体现出知识分子群体应该具有的鲜明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些属性和特征正在改变.
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个高速运转的体制中,难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下心态逐步地恶化.以量化指标建立起来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在以物质利益为诱饵的基础上,让知识分子在追逐物质利益过程中摒弃了自己的追求和选择职业的初衷,逐步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以物化的标准衡量形而上的学术研究,以经济价值为重要指标的社会评价体系在高校中运用,这诱导着青年知识分子围绕着这个指挥棒转,把自身人格的提高与完善抛之脑后.青年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对知识的敬畏感,放弃了学术人格,这可能对他们的成长、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对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逐步被社会现实所瓦解.知识分子由于受到现实社会的冲击,逐步脱离了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高校教师本应该是一个在社会中认可度较高的职业,但随着近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大学塔的高大形象逐步地坍塌,高校教师尤其青年教师的社会认可度逐步降低.曾经高校教师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为清贫的高校知识分子赢得了一种社会象征资本.即使经济上缺乏优越感,但这一身份足以让其在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严.而当下,高校青年教师很难体会到“知本家”的荣耀.相反,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即使拥有博士头衔的高校青年教师在社会中得到的尊重与认可远低于中小学教师,这种倒置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功利主义盛行的产物,也是社会理想主义缺失的佐证.荣耀感的丧失导致了青年教师对自己知识分子角色的质疑,让他们逐步放弃了为社会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摇旗呐喊的斗志.在缺乏理想主义的社会里,高校知识分子却要坚守他们的理想,谈何容易!作为知识分子,理想主义是他们的精神归宿,“理想主义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基础,是支撑知识分子头顶上的那片‘灿烂星空’的宗教”[8],他们要坚守特立独行的人格,保持思考与反省的习惯,对社会怀有审慎而严谨的判断,具有特有的公共社会角色,但在社会现实面前,他们的理想主义显得不堪一击.高校知识分子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理想被挤压得粉碎.怀抱着理想主义的高校青年知识分子在矛盾中挣扎,试图坚守着意志自由,在宏大的实利主义社会背景下,他们有时处于分裂的状态：当初他们也曾怀抱着理想主义精神,自愿选择相对清贫但能在精神上获得尊严与成就的职业,但现实让他们一次一次地警醒.他们之中,尤其人文社会科学的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现实,往往萌生了强烈的悲壮主义情怀：他们一方面要向学生阐发自己的理性主义精神,引导学生树立理性主义的信念；另一方面面对权力与金钱至上的残酷社会现实时却发现理想主义显得如此地苍白无力.
大学是知识分子生活的社区,高校青年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属于高校的知识精英,他们也应该扮演着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高校青年知识分子是高校知识分子社区的矫正者,也应是社会公共交往空间里的思想先锋者.“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9]独立的文化价值判断、强烈的批评意识、自由的表达让他们在公共交往空间里成为意见领袖.而当今,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差异性逐渐变得模糊,人们不断地发出质疑声：年轻的高校知识分子还能否承担起社会的良心,介入社会的公共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逐步缩小的距离对社会公共规范的建立、公共话语空间的塑造是没有好处的.与以往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发达的大众传媒方式改变着他们介入公共空间的方式,他们多通过网络,比如博客、微博和社交网站表达观点.“该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倾向于使用网络平台,占到全部受访者的82.8%”.[10]相对于网络的虚拟世界,主流的媒体对高校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注度是比较低的,他们更倾向于对学术明星的关注,高校青年知识分子并未能与主流的媒体形成频繁的互动关系,难以在主流媒体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即使与主流媒体发生关联,他们的观念也多被主流媒体加以引导或者删减以附和主流的思想.不难看出,从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看,高校青年知识分子的话语独立性大大削弱了.但从他们介入公共空间的内容看,他们或以网络为平台抒发个人的情绪,或潜水论坛仅作为社会事件的看客,缺乏为社会公众思考、为公众发声的立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高校青年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逐步被现实瓦解,他们崇高的社会身份被残酷的竞争法则所钳制,他们也从广阔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退缩到了私人化的空间,在巨大的压力下为生计、科研奔波,这从客观上也削弱了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价值.
科研、教学、低收入是当前高校青年知识分子背负的三大压力.高校青年知识分子在人文情怀缺失的体制下,无奈也茫然.如果高校的管理能够真正地去行政化,社会给予高校青年知识分子这类夹心人更多的关注,让他们担当起社会的脊梁,更好地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赋予他们更多的公共话语权,理想主义的光芒会照射到更宽广的地方.
（作者单位：湖北警官学院）
[1][2][9]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3、16、25页.
[3]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4]高军等：《青年知识分子》,编译出版社,2009年9月.
[5]风笑天：《社会变迁背景中的青年问题与青年研究》,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
[6][7][10]廉思：《工蜂》,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03、270、290页.
[8]丁帆：《论说：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道义与责任》,《粤海风》,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