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艺术转型作为一个术语已经被世界感知和运用了多年,作为笼罩或裹挟冲刷文学艺术的方向性力量,它正在深入我们时代每个文学艺术家的创作观念.我们发现创作者身上奇特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对一切新事物有天然的好奇心和欢迎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自觉地坚守并“重复”着自己.艺术观念决定艺术作为.今天的小说家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创作的无限性带来的选择的艰难,也更清晰地认识到了突破的必要与成功的难度.“只有我们从自己内部的黑暗中取得的,而不为别人所知道的事物,才是真正来自我们自己的.当艺术确切地改写生活时.一种诗意的气氛就笼罩着我们内心所企求的真理,这是一种美妙的神秘等”(普鲁斯特：《观察与直觉》).普鲁斯特说出了创作的乐趣所在,也揭示了创作的本质力量在于个人独创.我们承认即使在那些最保守的创作者身上也在细腻轻柔地发生着点点滴滴的变化,这就是观念转型的力量,“形成与众不同的面容正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布罗茨基语).所谓与众不同的面容,指的就是作品.
藏族作家尼玛潘多在2010年1月出版了长篇小说《紫青稞》,25万字,13章.初读而有惊喜,这在我是不多有的情况.于是认真读进去,居然沉迷其中.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回味着福克纳的那句话：“对于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对复杂性的感受是其一切知识的基础.”我能够感觉到一个藏族女作家博大的爱心与敏感,一种强烈得无法抗拒的力量迫使她把她喜欢的人物嵌进生活的泥板,记录片的叙述方式成为这部作品的基本特色.她笔下的三姐妹把我们带入了活生生的西藏世界,她安排她们生活在最边远的普村,离县城十分钟路程的森格村,最后是嘎东县城.这样安排是独具匠心的.一个当代作家不能不对空间有相当的敏感,那曾经是古典作家挖空心思经营的典型环境.对今天的人物来说,空间不仅是命运的舞台,空间本身的游移转换也是人物不确定性的根源.能从确定中看出不确定,或者从不确定中看出确定,这就是当代作家洞察力的体现,叔本华坦然地说,“第一流心灵的特征是他的全部判断的直接性”.我发现作者的小说观念非常质朴,恰巧具备了叔本华说的直接性.直接性就是质朴,率真,不做作,不刻意.作者关心的是藏族人怎样生活着,还将怎样生活下去.她的普村,她用紫青稞来比喻它,却是她要捍卫的精神领地.那里的一切土得原汁原味,她饱含爱意来描摹它,内心的敬仰全都献给了它.那就是最古老的西藏最淳朴的风貌,与世隔绝,自然天真,那里有不加修饰的爱恨,有四季运转的风俗,有它别出心裁的道德法则.普村人是真正意义卜的“乡下人”,阿妈曲宗是那个世界的代表,她身上的美与丑都是它的产物,它的悲欢离合的答案.普村是普村人共同的母亲.桑吉是它的女儿,达吉被它过继给叔叔次仁,边吉在失去母亲山洪又冲毁了容身之地后盲目地被它抛向了城市,虽然那只是一个叫嘎东的小地方.阿妈曲宗生育的三个女儿,再也不可能像祖辈一样生活,她们的现在不等于父辈的过去,虽然过去有那么多让人眷恋的东西.强苏家族的高贵,铁匠家的卑贱,这些不可逾越的界限最先受到冲击.三姐妹的哥哥自己跑到铁匠家上门,强苏家的多吉却在城里混成了一个混混,这就是生活中令人唏嘘的力量.这力量致命地打击了阿妈曲宗,而且这力量一直在加强：桑吉被多吉所骗怀了孩子；自己的眼睛越来越坏；洪水冲走了罕见的好收成,把老房子夷为平地；达吉因为贫穷被过继给叔叔；桑吉离开普村到城里寻生路等我们发现恰恰是那些出去见过市面的年轻人,比如达吉、多吉、“小骏马”、旺久、普拉,身上有着最不安分的东西,在真正的乡下活得最尴尬.阿妈曲宗的死宣布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县城里另一个孤老人阿妈曲宗为司机强巴的车祸事件到处说情,我们清楚地看见原有的与人为善观念已渐渐被利益算计所替代,这给那些虔诚信仰传统观念的人们带来了心灵的创伤.离县城十分钟路的森格村与普村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那里的人们可以一边亲近城市一边蔑视普村这样的土山村,他们的生活细节与普村还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的思想意识却更接近嘎东县城,对财富的向往、小地方的殷实富足梦想成了最普遍的价值目标,比试家产的虚荣与兴奋流露了人性最基本的光芒与阴影.就是在这里,过继给叔叔的达吉开始了她的创业史.我们发现市场经济的观念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藏民们接受,一个小小的酥油掺检测手脚就毁了县妇联精心扶持的项目,使达吉跌入了陷阱.这是她事先想不到的结局,现实告诉她,她必须在这小小的恶里学会适当的狠,因为生活不是像她设想的那样只有善和美,人心深处还藏着私欲与凶恶,她不可能只要一份馈赠.她还是不甘心,又在嘎东县城开了一家酒馆,还让自己的妹妹边吉来当小工.作者笔下的县城里,一条以吃喝为业的街面上,一排茶酒馆就像一溜羊粪蛋.在里面谋生的女孩子,十五六岁,来自偏僻大山,“来到她们眼中的城市――嘎东县,一般都会经历三个变化：刚来时,都带着大山的憨气,憨头憨脑,待人接物谦和得极尽自卑,脑顶上的头发也像大山上的荒草,乱七八糟,蓬蓬杂杂.一段时间过后,看看别人,衣着光鲜,脸蛋白净,头发或辫或散各有风采,变得最爱洗脸,一天三遍四遍地洗,搓得耳根发红,其实也都是漂漂亮亮的年纪,这么一折腾,倒也像脱胎换骨变得惹眼起来,客人摸一下拉～把也是常事.十五六岁正是笑的季节,三五个小女孩凑在一起,笑声如放生羊身上的铃铛,脆得叫人羡慕,转了不知几手的粉饼挖了心也要抹一把,眉笔秃得画不出样子,也要刻一道弯眉毛,大红的口红把嘴唇涂得要滴血.一番精心的描涂之后,她们像是长了自信,自信在她们眼里就是自以为是,那时,美丽已经从脸上消失,可她们浑然不觉.再以后,就很难说清她们的命运,为了满足虚荣心,她们这个年纪能做出许多让人大吃一惊的事情.”这是新时代的青少年,她们已经完全不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只追求痛快淋漓的生活.边吉曾经因笨拙挨过未来姐夫的巴掌.也因为喝酒玩乐挨过姐姐的痛骂责罚；直到她后来砸了挡风玻璃出走,我们只感受到了她身上强烈的意志冲动,却没有看到任何价值感建立的趋向――她依然是无知而盲目的,我们不得不为她的未来而隐隐担忧.这一点可以通过多吉的命运得到验证.多吉曾经是充满幻想与力量的小伙子,与桑吉热烈相爱.他不甘心在土地上滞留一辈子,与桑吉相约到城市闯荡.多吉在乡下一天也不想多呆,迫不及待先去城里打工,让桑吉去城里找他.结果,桑吉遭遇了千辛万苦,甚至到了乞讨的地步,还生育了孩子,却无法挽回多吉的沉沦.桑吉因为对传统美德的坚守找到了生机,多吉却因为道德的缺失卑贱到出卖灵魂的地步,终于难免牢狱之灾.聪明伶俐的小伙子尚且难以立足,幼稚单纯的边吉会有怎样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与古典时代的作家笔下的人物不同的是,达吉们可以自由地在三个空间里移动她们的生命坐标,并深刻地改变自身的命运.达吉们遭遇的已经不是从一而终的情感,而是变化与选择.就算是传统化身的桑吉,也必须面临多吉的堕落带来的灭顶之灾而响应强巴的呼唤.达吉更是在所倾心的旺久迟迟不出现的时候投进普拉的怀抱,后来又承受了普拉的背叛加逃离,最终在旺久的巧妙撮合下与“小骏马”暗藏了一段新缘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哪怕是在最偏远的山村也没有了往昔的安详宁静,时代的大潮把它的浪头拍到了最冷清的角落,就像那场洪水,没有一寸地面可以幸免于它的冲刷.“我们注定要生活在破碎的中间”(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这是哲学家对后现代社会的写照,对当代生活的勉强命名.生活的完整性已经打破,在传统崩溃的哗啦声唏嘘声中,当代社会企图建立全新的秩序,却找不到那种长期以来支撑过人类的普遍价值,或者不能不对已找到的新价值持怀疑态度.这就是时代中的个人普遍的精神处境,作者大胆揭示了这一事实,表达了自己的勇敢与真诚.
十三章的篇幅,每章一个主题,形成了中心思想下的一个切面,所有切面相互作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座自己的监狱,但是监狱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布莱希特语).桑吉、达吉、边吉的命运像三个相对独立又彼此呼应的乐章,各自酝酿,相互推动,时而相撞,各奔前程.王义军在《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中解释了小说在人类历史中的新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实际上是人类依靠想象和虚构、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与人生进行秩序化构建而呈现的艺术.而人类对世界进行秩序化的方式或者说我们存在的方式无非是两种：时间和空间.人类正是凭借时间与空间对我们身处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物进行格式化和秩序化.在时间与空间对事物进行格式化和秩序化的过程中,时间对事进行组织,而空间对物进行排序.”作者一反当代作家的时髦写法,她大胆地让生活回到原生态,让生活自己说话.她的人物看起来不像是经过了抠像处理,而是被放回了生活本身,按生活的原始逻辑运动.于是我们看到了人们怎么用青稞换录像看；门两边画的蝎子；糌粑清茶的日常生活；春耕仪式；压箱底的巴珠首饰如何在吉日登场；穿着借来的衣服鞋子过节；小骏马家的父子关系；叔叔与邻里忽远忽近的人情；茶酒馆里的生活场景；村长怎么靠古老的力量统治村庄等长篇小说永远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写什么,怎么写,成了写作者不朽的追问动力.她的人物鲜明地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却时时被现实打破原有状态,使个人显示为某个暂时的碎片.她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人物不断被改写,在变化形,凝结为新的自我.生活的力量就在这种运动中显现,这样的节奏符合生活的运动状态,它能够以检测乱真,使读者忘记了是在阅读一部小说,好像读者已经加入到那种生活流中,跟着它一起运动,“只有当故事的叙述犹如江河奔涌不息的个别时刻,我们才会感到时间是不间断的,而且我们往往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从江河的这一段跳到另一段”(米布托尔：《长篇小说的技巧》).值得强调的是,作者不仅使我们看到了运动中的生活本身,还使我们看到了运动中的人物,后者让我们看清了作者叙事的扎实功底.70年代后出生的尼玛潘多本科大学毕业,长期从事记者工作,这使得她既获得了起跳的高度,又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从作品看出,作者是一个善于观察和表述经验的人,不仅有充分的敏感,而且有思索的能力,这一切对她的写作来说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如何在叙述中产生一个容积如何用叙述制造一个心理的深度这是写作中的深层次问题.尼玛潘多在小说中多次把叙述推到某个点,然后笔锋一转,在那里留下一个向四方渗透的空间.洪水来临前阿妈与边吉吃饭的一段是悲剧前的一个欢乐片段,已经失明的阿妈凭一口糌粑粉感觉到女儿的孝心,没有作进一步的渲染,但母女间的爱,母女各自的心理,生活的丰满自足,安详的意韵,对未来的期盼与担忧全在一种无声的渗透里,为即将突现的悲剧制造了陡转的反差.达吉的胸饰被抵押也是一个有张力的设计.胸饰的影踪作为悬念牵扯着阿叔、普拉、达吉、小骏马.第一次胸饰在打斗中散架,小骏马在原地寻到一块可疑的玛瑙石,暗藏着他对达吉的隐秘相思.第二次胸饰被普拉拿去作贷款抵押,使阿叔对普拉和达吉的信任产生了危机,也使普拉和达吉产生了强烈负罪感.所有人都试图掩藏胸饰丢失的现实,胸饰最终能不能找回也不再被作者关注,但那个巨大的空白却留下了一片暗影,我们暂且可以称其为“缺失的力量”,因为缺失的存在使所有在场物受到拷问,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场,密布着压力.M德利维斯在《小说技法研究》中说：“世界性产生于对世界的一块地方(哪怕是一块小地方)进行尖锐、深刻的观察,并通过它反映出整个世界、整个生活的面貌.小说家最崇高的任务是写好他有幸在那里生活的那块地方.”不论是写一个人还是写一个地方,那是全人类共有的体验.在康拉德看来,就是必须找到与万物风雨同舟、与人类血肉相关、甚至与死者、未生者笼罩于共同神秘的体验.“从无情流逝的滔滔岁月里,捞出倏忽即过的一小段生活,还仅仅是执行任务刚开始.真能深情而忠实地对待任务,就要不犹豫,不害怕,不加选择地把整个抢救出来的片段端到大家眼前,满怀真诚地介绍它.就要展现这片段生活的颤动、色彩、形貌,而且通过它的运动、色彩、形貌来显示它的真实本质――揭开它何以感染大家的秘密：每一个叫人深信其然的瞬间所内含着的紧张和”(康拉德《艺术是一种乞求》).康拉德把长篇小说选中的描写对象叫做“一小段生活”,确实如此,与浩瀚生活之流相比,作家笔下的生活只是一小部分,几个片段,是作家泥塑生活时所用的几块泥坯,但如果它形成了容积与深度,它就靠近了写作的最高理想,因为它已经从有限显现出了无限.
所以,这篇评论的结尾是对作者的祝福与敬礼,她受之无愧.因为她的努力,我们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前景充满信心与期待.“是小地方,也是全世界.”――这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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