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广场来鸿
编者按：广场指的是位于美国哈佛大学附近的哈佛广场.两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在哈佛广场内的咖啡厅定期为《中国经济报告》撰写专栏,故专栏名为“广场来鸿”.
过去几年中,全球信息披露与提高透明度活动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中国,影响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最知名的例子就是中国政府最近在各大城市安装了PM2.5的空气质量监测器,允许世界各地的网民来追踪中国的污染级别――这是中国环境治理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正如前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那句广为人知的话,“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信息可得性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和必要的是对信息做出反应,并用它制定更高标准的能力.在PM2.5的例子中,信息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信息得以传播和把污染者置于公共监督之下的新型有效手段,例如微博.
虽然不太为人所知,但更为深远的信息公开的例子,是中国企业发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与社会影响责任报告的趋势.近年来,一直存在一个利益相关者全球性联动的趋势,包括投资者、消费者、雇员和政府,越来越多地主张对公司进行评估,不仅仅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时也对公司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进行评估（也被称为“三重底线”）.随着这个趋势,主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等,制定了让企业在衡量、报告环境和社会贡献时可遵循的全球公认的准则.然而,这是一个真正的增加透明度的迹象吗?抑或只是一个复杂的形式?抑或是对真实情况的掩盖?公司报告显得透明化（并因此显得对社会负责）,但实际上并没有透漏任何实质性的信息.
最近,在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行为研究中,对环境问题的评估不仅突出了提高透明度标准的重要性,也突出了创造新的检测流程以确保报告内容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重要性.换句话说,要保障有更高信息披露度的机制,使其更好地反映透明度,然后倡导更好的行为模式.信息披露,仅仅是把企业变成全球公民中的一步.遵循全球透明度标准,能够让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但要让该措施真正有效,就应该给公民社会监督企业更多的关注,让它们适应更高的可持续发展标准.
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最近,由本文作者孟睿思与他人合著的可持续研究报告调研了可持续性报告在中国的传播程度,并进一步研究了增加的报告是否意味着增加透明度的问题.自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到2012年,超过1700家的中国企业都已发布,而2006年只有23家发布.但是,这些报告的实质性内容很少受到检查.
在这项研究中,作者首先采取多种途径,包括度量报告和第三方评估,将中国企业的历次可持续发展报告建立了一个详细的数据库,试图揭示报告企业在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方面的真实数据.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企业依据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发布不同程度的企业责任报告.因为发布这些报告是政府工作的重要事项,这组调查结果并不令人吃惊.
更有趣的是,调查结果关注有意义、详细的、可衡量的和可复制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由国际公司审计的有关公司发布的报告.结果显示,只有当报告或企业领导人与政府紧密联系时,或者在有着更完善执法的政府体系的地区,公司发布的这些报告才更容易被监管.因此,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企业不受监管,它们更有可能发布没有什么价值的空报告.更深一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蔓延不足以真正提高透明度,除非该公司受到监管,否则结果都是表面上的.
提高透明度和监管的益处
更详尽的和可度量的报告表明：一个公司要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但是对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来说,有进一步的作用或益处吗?研究还表明,增加透明度,可以增加国际对该政府的信任,提供加大投资力度的机会,以此提高中国企业和中国本身的全球竞争力.
关于透明度影响企业和国际政府关系方面,孟睿思和合著者详细解剖了中国航运巨头中远集团.在组织国际透明度和报告标准方面,中远集团是一个先驱者.该案例研究有助于中国企业思考正确的全球化战略.随着中国政府继续推动中国企业更深层次的全球化,这些企业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重大阻力,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缺乏透明度.例如,美国政府将更多地审查进入美国的中国企业.例如,华为电信设备的销售,肉类加工企业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远集团承诺的透明度有利于它的生意和全球的良好声誉.中远集团建立了一个专有的可持续性管理的流程和制度,它现在把这个系统和流程作为商品卖给其他企业.一些国际组织（例如UNGC和GRI）,已经公开承认中远集团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开创性工作.在许多中国企业努力去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中远集团就已经与美国的许多港口建立起扎实的关系.它数次拿到了由长滩港务局颁发的环保奖,这使得它的港口入场费明显减少.波士顿市政府和工会称赞中远集团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中国投资界像其他的全球投资者一样也开始认识到,增加透明度可以帮助公司管理长期的风险,同时它也是管理质量的一个指标.例如,北京的青云创投已经将自己定位成世界领先的清洁技术风险投资公司之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在社会和环境方面遵循的程序,被看作是潜在的投资组合公司的资产.很多投资公司选中一个投资标的,投资标的公司也要选择投资公司,他们会选青云投资,因为他的环保技术好.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实施信息披露和报告准则,并为增加新上市公司的质量管理开展培训.这些例子,再加上中国政府高度的重视,都显露出企业透明度的益处在中国正在被发现,相关实践正在生根发芽.
呼吁中国加强监控机制
随着透明度的加强,也出现了很多凸显基层监控重要性的例子.例如,从微博上的人肉搜索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到复旦学生吴恒建的食品安全数据库,普通市民利用发散的互联网信息有效监控强势群体.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正推动着政府更愿意与公众沟通.国家行政学院的一项调查发现,截止到2012年年底,政府机构和部分官员共开通了176,700个微博账户,比去年增加了249%.互联网驱动的监控力度并不可靠,但毫无疑问的是,网络开放的视野让不良行为越来越难以隐藏. 虽然通过互联网渠道的基层维权行动一直有所增加,但是仍然不够.例如5月份,昆明市民走上街头,对新建的中石油炼油厂及对二甲苯（PX）项目发表意见.项目本身的潜在污染很多,公在项目审批过程中缺乏透明度.昆明市长李文荣公布了环境评估报告（EIA）,但评估缺乏PX项目的组成部分和公共参与的证据,而对于这个项目,这些组成部分是必须的.这个事件与孟睿思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结果遥相呼应：高品质的报告要求高水准的监控.如果环境评估报告是保密的,那么现有的规则,如公众参与、基本不执行,无论如何实施都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透明度和良好的行为要齐头并进.此外,研究也表明,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需要更系统化的制衡机制,以应对在过去二十年间急剧扩张的企业势力.纵观中国历史,社会中最强大的体制一直是国家或家庭的集权.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直到现在,中国大型企业才开始出现.在西方国家,整个20世纪中,随着大公司在规模和权力上的增长,也有一个激进的非政府团体来充当有效的第三部门,帮助监控和监督这些公司.
在中国,更有组织性的公众社会参与者还没发展上来.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基层宣传组织,被看作是帮助中国政府监控和管理日益强大的私营部门的盟友.非政府组织登记规则的最新变化,使得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社区怎么写作和技术组织可以直接去民政局注册,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2012年底,490,000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中,85%属于这四类团体之一.然而,对侧重监控和其他类型的宣传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也应当放开登记.公众和环境事务研究所和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标,就是这样一个计划.这个指标是一个让非政府组织可以加强而不是减弱对政府的监管的例子.
在中国,更深的信息披露与透明度已然是一个重要的趋势.但是我们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这样还不够,还需要更加注重建立公民社会的监督机制,以确保披露的相关性和增加环境和社会的监测标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已证实,非政府组织及相关团体不仅不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且还通过保持企业的诚信度来增加国家的竞争优势.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要想继续走在它的发展道路上,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的机制是必要的.这不只是为了让中国的企业变得更好,也能让中国本身变得更好.
（作者孟睿思是哈佛商学院副教授,杨一靖是哈佛商学院研究员,《中国经济报告》实习生王艺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