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浙籍作家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贡献和地位也是无可取代的.这其中,以宁波、绍兴为代表的“浙东文化群”,尤是群星荟萃,备受称道.本文正是从这一大背景出发,就其中的“慈溪作家群”现象作一简单论述,重点谈谈他们建树颇丰的创作成就.
关 键 词：慈溪作家群；创作成就；本土气质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后来极具历史地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国文人酝酿已久的“五四”文学革命正式发难,从而标志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非暴力运动”中,慈溪（隶属宁波）作家不仅数目可观,创作成果亦属上乘.这些文人籍贯相同,在各自擅长的文学领域争相斗艳,形成蔚为可观的“作家气象”.本文旨在将这些作家作为一个群体考察,着眼于将作家的籍贯与分布地域归类论述,并非文学史上惯用的以“文学流派特征”而论.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创作仍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印记.
1新文化运动中“慈溪作家群”的出现
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我认为需要开宗明义,对其产生缘由有所阐明.这里主要从内外环境的特殊性加以考虑.
首先,宁波开放环境的浸润.宁波是我国古代的大城市之一,素有“鱼盐粮食码头”之称.因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宁波人很早就形成了对外联系传统,较早地具备了开放意识.慈溪是隶属于宁波的一个县级地区,自然难避影响.如应修人,他家境贫寒,受教育程度不高（小学毕业）,因父辈外出经商的便利到上海学做生意,从而拓宽了视野自学成才,踏上文学道路.其次,国内“革命”大环境的推动.这里的“革命”包含政坛斗争与文坛革新.这或许才是影响慈溪作家走上文坛的最重要原因.这几位作家“出道”时期大致相同,也都于30年代达到个人创作的一个小高峰,这无疑与当时国内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密切相关.此时的中国文学在“浙江潮”的带领下开始进入辉煌发展期,史称“30年代文学”.穆时英的小说集《南北极》（1932）、《公墓》（1933）就是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徐的成名作《鬼恋》（1937）也在这期间轰动文坛.同时,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严峻,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部分文人毅然走上“革命+文学”的道路,邵荃麟便是其中一员.
2新文化运动中“慈溪作家群”的建树
由此可见,慈溪作家群的出现无疑顺情合境.反观其创作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又推进了时代潮流的前进.就其从对文学史的贡献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小说和诗歌体裁作品的推陈出新.就具体的创作作品而言,则内化为对不同文学流派的推波助澜之功.“流派的形成从某种角度来说与社团、文体建设有很大的关联,一个社团或一种文体的开创者往往同时也是一个流派的代表者.”[1]“慈溪作家群”分别引领着不同流派风格就是明证.下文仅简述最具代表性的几位作家.
2.1穆时英――“新感觉派”领军人物
新感觉派诞生于上个世纪30时代的上海,是在接受日本新感觉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融合中国本土特色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在当时的中国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穆时英以其年少多产且风格独特,被称为“鬼才”作家,堪称这个流派的领军人物.难怪杜衡要说“在（都市文学）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是时英.”[1]他的作品彰显了强烈的主观感受,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叛逆,且手法娴熟,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值得肯定,无愧于他的“中国新感觉派圣手”之称.
2.2徐――“后期浪漫派”绝代双雄
将徐、无名氏两人放在“后期浪漫派”中讨论,称其为“绝代双雄”毫无过誉之嫌.本身这个流派的作家就不多,而得到学者一致认可地唯有二者.作为“郁达夫式浪漫”的延续与发展,后期浪漫派更加注重对人生的感悟和憧憬,语言通俗易懂.徐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将心理分析与小说创作完美地结合,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一时间,他的雅俗共赏文风吸引了无数读者,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被文坛誉为难得一见的“鬼才”作家.
2.3应修人――“湖畔诗社”开山之臣
湖畔诗社是1922年建立于杭州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第一个新诗社团.应修人便是其中主要成员兼发起人时称“湖畔四诗人”中的一员大将.（另有汪静之、潘默华、冯雪峰）他的诗作多反映反封建礼教,感情真挚,风格清新,就如他在致潘默华的信中提到的做“少年白话新诗”一样.[1]
2.4袁可嘉――“九叶诗派”的独到一“叶”
“九叶诗派”因他们的诗集《九叶集》而得名.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并非是一个正规的文学社团,而是个有着相近诗歌风格和追求的诗人群,主要成员多为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院派诗人.袁可嘉是其中之一.虽然九叶诗人中公认最具特色、成就最高的是穆旦,但袁可嘉仍不失为“九叶”中的独到一“叶”.“他被认为是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介绍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2]
3“慈溪作家群”的本土气质
慈溪作家群作为群体形式被关照,且被看作“浙江潮”研究大背景下的一个分支,我们不能不提到它的群体特征,即他们创作中所体现的地域元素及本土气质.正如一位学者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别一种文化可以被观照,但很难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本土文化本身便是生命的记忆.”[3]这句话用来描述“慈溪作家群”恰到好处.这些作家虽都是慈溪人,但都在青年时期甚至更早离乡背井,或求学,或谋生活,一直生活于异地.纵是如此,他们的创作仍饱含诸多“浙江元素”,蕴含鲜明的浙东文化气质.为左翼文艺运动献身的应修人,以创作清丽朴实的“情诗”短诗著称.虽然诗中“之间委婉缠绵的叹息而无激昂慷慨的歌声”（朱自清语）,但难掩其作品中吟诵爱情和大自然所出现的愤激之音,体现出浙东人的“硬气”.邵荃麟在解放前的作品不多亦不出众,专事于革命文学的创作,在这点上与应修人似有相同之处.他们的作品寄予对社会的批判与反思深意,充满启蒙意识.这与充满人文启蒙思想的浙江大环境不无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反常态的穆时英与徐两位.考虑到两浙文风差异,一般认为,“以清丽、幽玄取胜的‘飘逸’文风多出自浙西,以辛辣、犀利见长的‘深刻’文风多存于浙东,是大致不错的.”[1]因此,在此景致下,穆、徐二位的细腻温婉文风便尤显得“异质”.对此,我窃以为两者都热衷描绘地都市生活和场景无疑更多的来自于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润物细无声”的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