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宋太祖赵匡胤,军人出身,即位后矫晚唐五代之弊,优待士人,裁抑武将,开“文治巅峰”一朝.立国后定“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独幽燕难下,晚年欲迁都有险可据的洛阳未成,为后代埋下无穷隐患.
图注：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年-976年）,生于洛阳,军人出身,后周时曾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县）归德军节度使.篡夺后周政权后,定国号为“宋”.矫晚唐五代之弊,优待士人,裁抑武将,开“文治巅峰”一朝.立国后定“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独幽燕难下,晚年欲迁都有险可据的洛阳未成,为后代埋下无穷隐患.太祖誓约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破宋,俘虏了徽钦二宗.在这场中原文明的劫难中,有一个叫曹勋的宋臣,与宋徽宗一起在俘虏之列.过黄河十多日后,宋徽宗对曹勋说：“不知道中原的百姓可会推戴康王?”康王就是赵构,宋徽宗的儿子,后来成了宋高宗.
第二日,宋徽宗送给曹勋一道“密旨”,告诫他说：“你且乘机逃走,回去告诉康王赵构,来日北定中原,但按计策行事,千万不要以我为顾忌.”完了之后,他又不甚放心,向曹勋说：“太祖创立大宋之后,有誓约藏在太庙,告诫子孙不得杀大臣以及上书言事之人,违者不祥.”
后来曹勋从金兵的掌控中逃出生天,南下找到宋高宗赵构,具言徽宗所叮嘱之事.
此处徽宗所说的“太祖誓约”,是指大宋开国之君赵匡胤立国之后,为嗣位子孙定下的类似“宪法”性质的条文.关于这部“宪法”,后世说者众多,但大同小异.王夫之《宋论》里的描述是这样的——赵匡胤将“誓约”刻在石碑上,锁藏在宫殿密室里,继位的大宋君主,须进殿跪读,“誓约”很简单,只有三条,是宋朝的施政底线：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其中第二条的“不杀士大夫”（实际情况是“不轻易杀”,并非“完全不杀”）,至关重要,它成为制度保障,使得赵宋这个由武夫开创的王朝,到达后人艳称的“文治巅峰”,士人的风骨、学问和能力,得到全方位展示.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天水是赵氏郡望,所谓“天水一朝”即指赵宋.晚清以来,无论是柳诒徵,还是钱穆、陈寅恪,这些博通经史的一流学者,都对宋朝赞叹不已.陈寅恪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里指出宋人欧阳修、司马光、叶适对府兵制认识的偏颇,而后又为他们“开脱”：“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盖史料缺略等”足见宋人在近世顶尖学者心中地位之重.
曹勋从徽宗那里带回来的“太祖誓约”,在南宋继续得到体现.宋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金国派出“诏谕江南使”出使南宋,引发南宋朝野震动,奇耻大辱举国弥漫.因为“江南”是当初赵匡胤对藩国南唐的称呼,金国此举,无疑是把南宋当作藩国看待.风口浪尖之时,南宋枢密院编修胡铨,得知秦桧、王伦等人与金国讲和,他愤慨难抑,写下一道奏疏上呈高宗皇帝,请斩秦桧、孙近、王伦3个主和派头目的人头,挂在竹竿上示众,并且羁留金国使者,准备兴兵北伐.
这道奏疏迅即轰动京城,一时人人争读.胡铨的同僚吴师古,连夜将此文刻板印行以飨国人.这篇文章甚至引起金国人的注意,他们以千金写来,先睹为快.其时秦桧在南宋炙手可热,胡铨的奏疏辞气凌厉、金人购读奏疏等事,一一授秦桧以口实.但即便如此,宋高宗和秦桧也未能伤害胡铨的性命,最终秦桧以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为由,将其贬官岭南了事.
宋高宗以及秦桧能斩武将岳飞,却不能杀文臣胡铨,这便是赵家“不杀士大夫”的遗制所致.关于宋太祖赵匡胤“不杀士大夫”誓约的真伪问题,史学界近百年来聚讼不休,但这个问题却又很次要,因为明确可见的史实是,赵匡胤后的每位宋朝君主,都未尝轻易杀戮大臣,被杀的大臣不是没有,但相较前代已大为减少.
据《蓼花洲闲录》记载,宋神宗在位时,因为陕西用兵失利,愤怒之余,要斩杀一名漕官.第二日,宰相蔡确前来议政,神宗问：“昨日批示要斩某漕官,执行了吗?”蔡确说：“正准备跟陛下说这个事呢.”神宗说：“还有什么疑问吗?”蔡确说：“自太祖以来,本朝未尝轻杀士人,我不想此事从陛下开始,请陛下三思.”神宗沉吟片刻,说：“那就在他脸上刺字,发配边远地区吧.”
这时,门下侍郞章惇（新党主将之一,后被列入《宋史·奸臣传》）闻言,高声说道：“要是这样做的话,还不如杀了他.”神宗问原因.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厉声说：“我身为皇帝,何以一件快意事都做不得?”章惇毫无惧色：“如此快意,不做也罢!”
宋哲宗在位期间,章惇秉政,一改当年劝谏神宗的大义凛然,痛击旧党政敌,将他们成批贬往外地,更建议哲宗派人秘密察访岭南,尽杀流放岭南的旧党官员.宋哲宗坚决阻拒了这一建议：“我遵循祖宗遗制,不轻易杀戮大臣,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也别再追究他们.”
大量的史料证明,无论“太祖誓约”是否真有其物,但宋朝没有暴君、不轻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却是确凿的史实.
这一切,皆导源于开国君主赵匡胤.仁厚之君
赵匡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英勇善战,早年深得周世宗喜爱.在《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关于赵匡胤教导士兵作战的大量记录.一代英主周世宗死后,赵匡胤手握后周重兵,继位的周恭帝年仅7岁,由太后垂帘听政.
曹魏以来,篡逆成风,“主少国疑”、孤儿寡母的政权,最容易旁落他人之手.这一次,上天垂青于武夫赵匡胤.公元960年,北汉勾结契丹、试图大举入侵后周的“消息”传到京城.这时朝中散布着赵匡胤天命所归、将要继柴氏当政的传言.但“大敌”当前,后周宰相范质无奈,只能派赵匡胤率兵御敌,当兵马屯驻陈桥驿的时候,赵匡胤被部将“胁迫”称帝,一夜之间黄袍加身,然后杀个回马,回到京城.回程时,赵匡胤告诫将士：勿扰民,勿对后周大臣轻启杀戮,否则不容宽赦.事实上,后周文武百官也并未作过多反抗,包括范质在内的诸多大臣,平静地接受了江山易主的事实.其中只有一个韩通例外.韩通听闻赵匡胤率兵回京时,连忙回家准备组织兵马抵抗,赵匡胤部将王彦升闻讯赶来,将韩通斩杀.韩通也成为这次政变中惟一丧命的后周大臣.
之后赵匡胤将周恭帝废为郑王,迁居西京洛阳供养,并厚葬死难的韩通,嘉奖他“临难不苟”.对于违命杀人的王彦升,赵匡胤怒不可遏,起初要将他砍头以明法令,后念及旧情而释放,但终身对其不授予节钺——即符节和斧钺,是将帅权力的重要象征.
这场政变难度系数之低,史上罕见,流血之少亦属空前.从士卒听命的程度看,赵匡胤确是对军队有着全面的掌控力量.“黄袍加身”后,又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参与陈桥兵变的得力大将石守信等人,听了赵匡胤一席话,就乖乖地交出兵权.
赵匡胤性情宽厚,有军士曾经为他献上一条手挝,平常可当手杖使用,但里面藏有利刃,以备紧急情况使用.赵匡胤大笑,将手挝扔在地上,说：“我用这个东西,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你以为那种危急时刻真要来临,凭借这个东西就能改变局面么?”
以宽厚示人的赵匡胤,其“得人”的情况如何?李进卿或可给人些许答案.乾德五年,赵匡胤观看士兵练习水战,闲谈时对身边的人说：“人人都喜欢说忘身为国、杀身成仁,但‘死’是人生最难的事,说到容易做到难啊.”身旁的步军都虞侯李进卿听到,马上说：“当然不是,例如我,就可以说死便死.”言毕,纵身跃入水中.赵匡胤大惊失色,急忙让人将李进卿救起,李进卿被救上岸时,已奄奄一息,几乎绝命.
赵匡胤派得力将领曹彬出征南唐之前,赐予曹彬一封信函,告诫他攻城略地时,不要杀害平民,尤其是不能伤害南唐国主李煜一家人的性命,如有不听令者,可拆开信函,里面有全部处分条款,只要是副将以下职位的人违令,可直接斩杀,无须禀报.
由于王全斌破蜀后纵容部下对平民烧杀抢掠,引起赵匡胤不满,将其降职.曹彬此番领命后,心里有点打鼓——攻伐之事,杀生在所难免,如何约束部下实在困难.他想来想去,终于得一妙计.在攻伐南唐的最关键时候,曹彬忽然称病,不工作了.接下来的战事该如何部署?部将为此前来探视.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能治好的,治愈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家向我保证：破城之日,不要妄意杀人.”众将听命,大家焚香发誓,曹彬这才“病愈”复工,最终生擒南唐后主李煜.
班师回朝后,赵匡胤设宴庆功.曹彬酒酣之余,将出征时所领的信函完璧归“赵”.赵匡胤接过来后,当场徐徐拆封,里面竟是白纸一张.这是他“恩威并施”的用人技巧,主基调是“仁厚”,一方面他不希望曹彬杀戮南唐百姓,所以给了他密函；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曹彬随意杀害部下,所以在里面放置了一张白纸,曹彬行事时,拆开看到是白纸,不明究竟,自然会上报.
南汉后主刘鋹,在降宋之前喜欢置酒毒杀大臣.降宋后的某天,赵匡胤召集群臣和刘鋹饮酒,刘鋹与赵匡胤先到,众臣后至,赵匡胤盛满一杯酒请刘鋹喝.刘鋹想起自己在南汉时的所作所为,怀疑酒中有毒,捧杯流泪说：“我自知罪不容赦,但您既然当初并未杀我,还请再开恩一次,将我再降为大宋的平民,让我看到盛世到来.我等我实在是不敢饮这杯酒啊等”赵匡胤哈哈一笑,说：“我推赤心于别人腹中,哪会跟你一样呢.”说罢拿过刘鋹的酒杯,仰头一饮而尽,吩咐手下另行给刘鋹准备美酒.砥砺气节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赵匡胤发动政变夺取大位,仓猝之间未完全做好准备,以致在受禅时还没有禅文.这时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翰林学士承旨陶榖,瞅准时机拿出自己已经写好的文章,对赵匡胤说：“已经准备好了.”
陶榖救了赵匡胤的急,却并未因此得到赵匡胤重用,赵匡胤反而“由是薄其为人”.开宝元年（公元968年）,权知贡举王怙擢用了10位进士,陶榖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揭榜后,赵匡胤说：“我听说陶榖并不擅长教子啊,怎么他的儿子能够登第?”下令让陶邴复试,不料陶邴再度中式.赵匡胤的脸挂不住了,又不肯明确表示是因为不信任陶榖的人品和能力所致,于是下诏说：“选进士之事重大,我不希望权位全被当路者垄断,今后官二代有中举的,要详加审核,进行复试.”
赵匡胤的皇位来路不正,他意识到需要为这个国家树立一种精神力量,以逐步完善政权的合法性.他由是格外重视人的气节.对于后周的大臣,他大都优容对待.宋初著名诗人杨徽之,在周世宗时就觉察到赵匡胤不对劲,一再劝周世宗说：“赵匡胤甚得人心,不可以让他掌管禁军.”此事被赵匡胤知道,即位后想诛杀杨徽之,但旋即被弟弟赵光义劝阻：“杨徽之是周室忠臣,不能过多责备.”赵匡胤感悟,只将杨徽之贬官了事.
而后周宰相范质,入宋后依然做了宰相.赵匡胤所器重的心腹赵普,则是直到乾德年间,才取代范质成为宰相.范质为人耿直,廉洁清介,好面折人,不能容人之短,他有一句名言：“人能鼻吸三斗醋,斯可为宰相矣.”言外之意是经得住呛才有做宰相的本钱.这位不为自己及家人谋置私产的大臣,受到赵匡胤和弟弟赵光义的敬重.
赵光义成为宋太宗后,常与左右谈到范质,认为范质在廉洁、公正方面,都做到了宰相之极,“其所不足,但欠（周）世宗一死耳.”
这是赵氏兄弟的秉持：范质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仍然有瑕疵,这个瑕疵是气节的亏缺,不可补救.宋人对气节的追求与坚持,和赵匡胤兄弟的提倡不无关系.宋初士林对五代时出仕多朝的名臣冯道,评价还算“平正”.但后来欧阳修、司马光这些北宋政坛的顶尖人物,纷纷对冯道展开了严厉批评,直指其为无廉耻的奸臣,成为评价冯道的一个重要观点.宋军征讨南唐期间,南唐后主李煜派手下徐铉出使大宋,意思是南唐已经向宋称臣,大宋不应对南刃相向.徐铉数次与赵匡胤争辩,希望他能收回军令,触怒了赵匡胤,以那句著名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斥退徐铉.南唐被灭后,徐铉与李煜一起入宋,仍被委以官职.
被赵匡胤留用的徐铉,除了知名学者、南唐旧臣这些公开身份外,有着与范质相似的人格特点：耿介,公正,不容半点污垢.徐铉有一个老友叫谢岳,任职卢氏县主簿.按照宋朝法律,公务员年过70岁就应该退休了.谢岳此时被仇家向告发其已年过70岁,不能再担任主簿一职.由于谢岳是江南人,而江南尚老,此事的政府人员担心谢岳实际未满70岁,于是特意向名重江南的徐铉询问内情.
谢岳向徐铉说情：“我已年过七旬,这你是知道的.但我家里穷,需要这个职位的俸禄来供养.如果我退休了,全家人都要填埋沟壑了（宋初官员退休收入锐减甚至无收入）.希望你能向政府说不知道我的实际年龄.”徐铉没有理会老友的托请,如实说出谢岳的年龄,谢岳因此被免职.但看似无情的另一方面,徐铉却大力接济像谢岳这样贫穷的亲朋好友,只要有人来向他求助,他必“分俸开馆以纳之”.宰相须用读书人
赵匡胤要改元,让宰相定一个以前没有用过的年号,最终确定了用“乾德”.乾德三年,宋军已攻灭后蜀,一些后蜀宫人进入大宋宫廷.某天,宫室之中忽然出现一块镜子,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字样.赵匡胤吃惊不小,赶紧把镜子拿给宰相赵普看：现在是乾德三年,竟然出现一块刻着“乾德四年”的镜子,怎么回事?
面对这块诡异的镜子,赵普也答不出所以然来.后来赵匡胤找到了儒生窦仪.窦仪说：“这块镜子应该是从蜀地来的.前蜀最后一个君主王衍,用过‘乾德’这个年号,镜子应该是那个时候铸的.”原来“乾德”这个年号,已经被人用过,而且还是个亡国之君用过的年号.赵匡胤在感到情何以堪的同时,叹息着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赵普是赵匡胤亲信,本来是“吏”,负责具体繁杂的事务,胸无点墨,在赵匡胤的劝导下,开始“手不释卷”,言行中也濡染士人气质.一次,某个官位出现空缺,赵普上书请求赵匡胤任命某人出任,谁知此人不合赵匡胤心意,提案遭到否决.第二日,赵普入奏时再谈这个任命,再遭赵匡胤否决.再过一日,赵普仍要求赵匡胤任用那个人.赵匡胤勃然大怒,将奏折撕裂扔在地上,拂袖而去.赵普神色自若,拾起奏折,回家粘补完整,第二日再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有所感悟,终于准许赵普所请.后来那个得到任用的人,果然非常称职.
又有一次,某官立功很多,赵普认为其于理应该升官,于是上奏赵匡胤.赵匡胤素来嫌弃赵普所提之人,否决了赵普的提议.赵普当面力争.赵匡胤恼了,露出了打猎时从马匹上不慎坠地而迁怒于马一刀杀之的武夫本色,说：“我就是不给他升官,你能奈我何?”赵普从容答道：“刑罚用来惩戒过错,赏赐用来表彰功德.刑与赏,是属于天下的,不是您一人的刑赏.这是公事.陛下何必以一己的喜怒来决断公事?”赵匡胤听不进去,霍然起身,入宫去了.赵普紧跟上去,直到宫门才停下,然后久久伫立在宫门之外,静候赵匡胤出来.最终,赵匡胤准许了赵普所请.
工作之余,赵匡胤喜欢微服出访,尤其是喜欢到赵普家.他的这个习惯苦了赵普,令其常常退朝回到家里,还是不敢轻易脱下朝服,为的是要应付突如其来的赵匡胤.开宝六年,赵普在家收到了吴越王钱俶送来的书信以及十瓶“海物”,还没有启封,放在走廊下.这时赵匡胤突然闲逛过来,赵普手忙脚乱,来不及藏起吴越王的礼物,只能向赵匡胤如实以对.其时吴越只是向宋称臣,实际上并未归宋.
打开瓶子,发现里面的东西并非“海物”,而是用黄金做成的一粒粒瓜子.赵普大惊,连忙解释说：“我还没有打开礼物,不知道他送我的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他有什么意思.”赵匡胤叹道：“接受了也无妨的,大概钱俶以为国家大事是取决于你们这些书生罢.”
这既能看出赵匡胤对于掌控一切的自信,也可一窥这位武夫对读书人的暧昧态度.在宋初的制度设计里,士人虽然受到重用,但国家大事的决断权却更多归于皇帝手中.宋初尽最大可能地削弱相权,设置枢密使,令宰相不得掌管军政,枢密院因此与宰相府对称二府；又设置三司,三司使号为计相,宰相自此不得过问财政.
钱穆先生曾指出,宋代宰相的地位,较之汉唐两代远远降低.在宋朝以前,宰相可以坐着和皇帝议政,入宋后,宰相面对皇帝只能站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宰相须用读书人”的理念,被赵匡胤之后的宋朝君主很好地执行下去,士大夫空前强化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与皇帝共治天下”成为宋朝儒家士大夫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余英时语）.是以尽管宋代的相权遭到削弱,但君权却并未因此独擅,这正是宋代的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