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启蒙运动”特指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先锋队是一群思想者,他们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启蒙运动的精神与要义、知识分子的气质与行动自18世纪传承、从欧洲蔓延,令启蒙运动成了泛指,知识分子则是致力于启蒙的人群的标签.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的启蒙运动,与以往的启蒙运动一样,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进行,当然受到了国外的思想和势力的影响；同时,它也打上了互联网时代的烙印.
知识分子就是致力于启蒙的人
知识分子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概念,几乎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知识分子的形象.但对于其具体所指,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从字面意思理解,知识分子是指有知识的人,但一般不被看作知识分子的工人、农民也有知识—例如关于生产的知识.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粗浅理解是学历较高的人—隐含的意思是知识较多的人.在学历不再稀缺甚至泛滥的时代,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准确的,它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外延范围过大,知识分子泯然众人,失去了特殊性.
因此,准确理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我们需要超越其字面意思.对知识分子的历史渊源做一个简短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是对intellectual（本义是理智的）的翻译.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齐格蒙·鲍曼考证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诞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它的前身是18世纪的lesphilosophe（法语,指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群体）,知识分子与哲学家群体具有相同的精神气质.这个群体后来用知识分子而不是哲学家群体命名自己,原因只是哲学变成了专门学科,不再具有崇高的地位.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气质源于启蒙时代.鲍曼并没有直接点明知识分子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联系,但在他对知识分子特征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启蒙运动的气息,例如,他们坚持“人的理性是最高的权威”,这与启蒙运动的口号“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意义相近.
我们再回到知识分子的字面意思.在很多人看来,人们都有理智与知识,因此,有没有理智、有没有知识不能作为划分人群的标准,所以知识分子的字面意思是不清晰的.但是,在启蒙运动的先行者看来,多数人（其中不乏受过教育者）是缺乏理智的（可能更准确的说法是不运用理智）；在将intellectual翻译为知识分子的人看来,多数人是没有知识的,因此,他们自称为知识分子,与没有理智、没有知识的人相对应.在他们看来,这个概念的字面意思就足以说明其内涵.有理智、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要对没有理智、没有知识的一般人进行启蒙.
经过这一番考察之后,我们可以确定,知识分子就是致力于启蒙的人.启蒙是教育他人,但它不同于教师的教育：教师是应自己学生的要求向他们传播知识；而知识分子是向不特定的人群传播理智与知识,他们这样做,不是应被传播者的要求,而是为了用“先进”的理念改造“落后”的思想.
启蒙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果真是先进的吗?
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伊曼努尔·康德指出了启蒙的要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是指不经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理智的状态.康德提出,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由不会运用自己的理智到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这似乎本身就是一种由“愚昧”到“理性”、由“落后”到“先进”的进步.
康德列举了三种不成熟状态：靠一本书帮助理解,用一位牧师代替良心,由一位医生规定食谱.康德认为这些都是不动脑筋的表现.这似乎足以说明启蒙的意义.但是,仿照这些例子,我们也可以说,启蒙无非是增加了一种不动脑筋的情况：依靠启蒙者或者说知识分子运用理智.这后一种情况与前三种情况相比,并无实质的区别.
人都是理性的,只要可以选择,他们都会动脑筋.有人依靠书籍、牧师、医生,可能正是他们运用理智自行选择的结果.说到底,启蒙运动的真正要义不是教人运用理性,而是教人运用何种理性.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推动启蒙运动的目的是重塑意识形态—他们声称其他意识形态是不理性的.
启蒙运动在消解信仰的同时,确立了对个人理性的迷信.其实个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但在运用理智的旗帜下,知识分子确立了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社会；个人利益至上,轻视公共利益.这种意识形态将个人从集体的束缚和保护中解脱出来,从而为自由竞争创造了思想基础,暗合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潮流.
在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将何种理性的问题包装为是否理性的问题,这是自大与欺骗.
中国知识分子与启蒙运动的源流
在对启蒙运动（不是特指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那场思想文化运动）的简要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当前中国的启蒙运动和知识分子有更深刻的理解.
对于中国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词,传统中国当然不存在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群.中国古代的“士”似乎与知识分子相似,虽然士也接受过教育,但他们与知识分子不是同样的人,正如公务员不都是知识分子.
在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既受到国内的经济基础、思想传统的影响,也受到全球思想潮流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壮大,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受到了限制,他们自己成了教育的对象,哪有能力启蒙他人?
在这个时期,启蒙运动不彰,知识分子因之式微.但知识分子仍然有机会保存其力量与气质,这使他们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发起声势不小的启蒙运动,宣扬个人主义和市场的意识形态.某些知识分子在市场化阶段将启蒙运动进行得更加深入,自由主义是他们的主要武器.自由主义骨子里是个人主义,但披上自由的外衣,它的流行更为顺畅.现在,自由主义的观念广泛传播、影响深远,俨然成为主流.
在21世纪互联网时代,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变成了媒体与网络（报纸、杂志、电视、博客、微博,等等）.
当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是学校,知识分子以教师为主,学生是启蒙的主要受众.而当媒体与网络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一般的读者、观众、网民都有可能成为启蒙的受众,其中很多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学者、记者、编辑、演员、主持人、车手等都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这极大地扩大了启蒙运动的影响.如果说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针对不能运用理智的人群,那么,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可以说是针对被“洗脑”的人群,它或许可以“将被洗过的脑子再洗一次”作为口号.
爱与诚的危机
知识分子和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之后复兴,原因是它们之前受到的限制大大减弱了：对外开放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冲击了中国传统思想,个人主义受到的思想束缚大大减弱；经济改革使资本和市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但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有其独有的特色,鲁迅批评中国人缺乏爱和诚的问题,在知识分子群体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传统的士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但这种“大爱”却似乎在新一轮的启蒙大潮中式微.
中国知识分子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在洋洋炮的威慑下,他们中一些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西方有极大的崇拜,而对中国缺乏热爱.这些人不能认识到,西方比中国强大,只是历史中的一个片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发现了新大陆,最先掀起了几次工业革命,并且通过全球殖民化解了人口增长与资源瓶颈的冲突.于是,许多人相信,中国的虚弱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落后、中国的制度落后.他们进而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合理,而中国的一切都有问题.
当这部分知识分子将中国的思想与制度进行比较,他们总结出了西方思想与制度的要素：性恶论、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他们以为这是西方富强的原因,于是,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样的思想与制度是先进的.因此,他们的启蒙运动—或隐或显地对个人主义的宣扬—首先不是基于对中国现实情况的考察,而是基于对西方的崇拜.
网络成为启蒙运动的主阵地,让更多的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让更多的人成为受众.扩容进来的知识分子往往理论水平有限,而更多受众也意味着平均理解水平下降,于是,讲道理不再是启蒙的有效方式,摆事实的作用更大.为了让摆出来的事实令人印象深刻,添油加醋有时不可缺少,各种造谣更时有发生.
在互联网时代,众多的网络所称的“美分党”、“带路党”与“五毛党”、“自干五”激烈辩论,这是互联网时代启蒙运动的新特点,也影响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行为.
传统知识分子惯于使用高深的话语,使自己的言论看起来合情合理.而互联网时代的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不再刻意塑造合情合理的样子,有一些人甚至变为造谣者.微博上谣言满天飞,一些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
那些造谣的知识分子并不怕自己的谎言被揭穿.造谣成本低、速度快,而辟谣成本高,而且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在谣言被澄清的过程中,它已经发挥了效力：削弱了人们对社会的信任,增加了他们对体制的反感.
“谣言倒逼真相”在个别情况下也许成立,但是,当知识分子直接使用这一利器时,他们的虚弱也就暴露无遗了.我们已经看到,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反驳各种谣言,知识分子群体的诚信形象也因此遭遇了不小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