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受命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7年5月7日,批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于4月5日递交的《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变名称的请示报告》,决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同于中国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要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创建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要邓力群做他的助手,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胡乔木提议于光远也到社科院任副院长,表示同意.
这时,胡乔木正受的委托忙于两篇重要文章的撰稿和修改.1977年10月底和11月中,胡乔木主持撰写的阐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文章《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协助修改的批判“”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先后完稿,相继发表.1977年11月26日,发出对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正式任命的通知.
实际上,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三人在11月上旬就已到任.11月10日已经向国家计委报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规划初步设想》,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也在11月24日启用.
胡乔木一向关注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文学研究所就是胡乔木在20世纪50年代初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又直接分管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名组建临时领导小组,送走宣传队,召回研究人员,恢复业务工作.这次任命他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他打心底里感到高兴,立即投入到社会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他集中精力于社科院的工作不过两年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乔木在党内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心中最为珍视的恰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个职位.日后他曾风趣地对人说：“社会科学院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
1977年11月上旬,胡乔木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带着行政管理局局长打扫社科院大楼的公共厕所.对于“文化大革命”后散漫的人们,这无疑是一种无声的精神动员.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等到任后都没有对社科院揭批“”运动和科研工作讲什么意见,他们让原来临时领导小组的同志继续主持日常工作,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则带领调查组一头扎下去,到各研究所、院属各单位调查研究.调查组成员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郑惠、朱元石、朱佳木.随后,朱佳木任胡乔木的秘书,朱元石任邓力群的秘书.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14个研究所,2000多名职工.胡乔木等人一个一个单位、一个一个研究所听取意见,了解情况,整整花了一个半月时间.调查组听取了930位同志的意见,其中胡乔木、邓力群两人亲自听取意见的有210位.
通过调查,胡乔木等人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学部确实是一个遭到严重摧残的“重灾区”,直到这时,绝大部分研究所都还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文化大革命”中,学部也是分成两大派.随着运动发展,派系不断分化,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粉碎“”后,在全国揭批“”的群众运动中,要求揭批“”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可是学部原来的领导却把“”的帮派体系与各级党委领导混为一谈,几乎划了等号.这样,就形成了新的矛盾和对立,甚至在原党组中间也发生了分化.这样一来,造成哪个单位都在算陈年旧账,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纠缠不清,思想十分混乱,科研工作也无法正常开展.
胡乔木同邓力群、于光远商量,社科院的工作重点是科研,要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科研上来,把科研抓上去,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揭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全院有547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占了职工总人数的1/4,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继续前进.而作为一个新建单位,建立健全院、所两级机构,及时调配干部等组织建设工作也是当务之急.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实现安定团结
揭批“”,清查“”帮派体系和与“”有联系的人和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的中心任务.
1977年12月20日,邓力群主持召开社科院全院党员大会,胡乔木在会上传达了、李先念听取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汇报时的指示.胡乔木说,、李先念指示我们,要团结各种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把揭批“”的斗争搞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十分注意.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以前有过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后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转变好了,全国都有这种情况,要和一切犯过错误而改正了的同志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揭批“”,清查与“”有牵连的几个人,问题就容易解决.算历史旧账,纠缠历史问题,会改变政治方向,这不符合的政策.揭批“”,是长期的斗争,社会科学院的运动要与业务结合起来进行.
胡乔木等人从社科院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李先念的指示,1978年1月作了全面部署,除搞清查以外,主要是进行复查,解决历史上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这样那样理由立案审查造成的冤检测错案.1978年2月24日,邓力群主持召开全院大会,布置进一步开展揭批“”.4月20日,院党组又召开各所总支书记联席会议,布置进一步开展清查、复查工作.邓力群在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严格区分敌我,他指出：“不管是清查也好,复查也好,对每个同志的问题,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邓力群说,对500多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对他们进行复查,作出结论.凡是没有争论的,本人满意了,群众满意了,组织也满意了,三满意了,问题就算解决了.给党组写个报告,备案性质,不必批准.
经过将近半年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清查、复查,阶级阵线分清了,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在以往立案审查的547人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只有在押的5人和几个历史上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在押的5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揭发出来后被清查出来抓起来的,是已经定了案的,其他500多人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都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党内问题.这样,先前这一派那一派被错划成敌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脱了.1978年10月13日,邓力群代表社科院党组作了《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的讲话,宣布了清查、复查的上述结果,对运动作了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分之一的人在粉碎“”后得到真正彻底的解放.胡乔木、邓力群等新领导班子深得人心,不仅被审查的人深怀感激之情,而且赢得了全院绝大多数人的信赖.全院上下出现了加强团结、一心一意发展科研事业的局面.把社科院的框架搭起来
建立健全院、所两级机构,及时调配干部等组织建设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的当务之急.
大约在1977年11月,外面传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邓力群知道后即向胡乔木建议让他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副院长.胡乔木有顾虑.后来,有一次在那里谈到周扬.说,让他当个顾问吧.这样,1977年12月23日,下发了对周扬的任命.1978年1月17日,院党组向请示,提出党组成员建议名单,建议周扬参加党组.经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由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周扬、刘仰峤、宋一平、王仲方7人组成.胡乔木任书记,邓力群、于光远任副书记.
1978年夏天,胡乔木同意邓力群的意见,让周扬担任实职,当副院长；同时,还请经济学家许涤新、外交家宦乡担任副院长,齐燕铭、陈翰笙为院顾问.1978年9月、10日,党批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一届党组组成的请示报告,胡乔木为党组书记,邓力群、于光远为党组副书记,刘仰峤为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宋一平为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周扬、许涤新、宦乡为党组成员、副院长,王仲方、刘导生、梅益、杜干全为党组成员、副秘书长.9月16日,胡乔木主持召开新党组第一次会议,讨论并决定党组的分工.胡乔木是党组书记、院长,领导院的全面工作,负责有关革命史的三部书的写作,并负责联系法学所、语言所、新闻所、情报所以及教育部教育研究所.邓力群、于光远、周扬等也各有分工.
在1975年7月胡乔木向汇报已经确定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成员时,就嘱咐：学部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增加学术界人士担任副院长.社科院成立后,胡乔木在实际工作中感到,社科院副院长的确还需要有专门做学问的著名学者出任才好.他觉得钱钟书和夏鼐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钱钟书是胡乔木在清华读书时的高班同学.学生时代即已崭露头角,名震全校,以后几十年潜心治学,淡泊名利.他学贯中西,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等领域成就卓著,深为国内外学术界敬仰.胡乔木同他虽然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殊途同归,互相敬重,情谊颇为深厚.1982年5月,胡乔木在主持起草十二大报告的日子里,专门前往钱钟书寓所敦请.知情人后来回忆此事写道：“大约是5月份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忽然告诉我‘明天要去找钱钟书’.我问为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I--,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当时笑眯眯的表情.”胡乔木登门,说了老友之间充满隋谊的话,恳请钱钟书“出山”.素以仕宦为畏途的钱钟书,却不过老朋友的面子,只好“蒙命承之”.
夏鼐是卓越的考古学家,在他带领下,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他也是一位“一心一意为提高本学科的水平”、“在工作中找到乐趣”的人.胡乔木恳切约请他出任副院长.夏同样被胡乔木的真诚感动,“勉强同意”.
社科院的职能部门,在1978年1月也及时建立起来.1月19日,经批准,院党组任命刘仰峤为秘书长兼科研组织局局长,王仲方、杜干全为副秘书长,宋一平为政治部主任,刘导生为科研组织局副局长.1月31日又任命了王平凡、李彦为政治部副主任,鲍正鹄为科研组织局副局长,杜敬为行政管理局局长,雷青云、郝晋卿、肖佛先为行政管理局副局长.3月15日,院党组会议批准院办公室的任务、机构、人员编制方案,任命邢方群为主任,向培祖、江明、丁盘石为副主任,决定以后每周四上午为院领导办公会议时间.
这时,社科院的某些职能部门,特别是一些研究所还需要充实干部.胡乔木提出设想,邓力群组织抽调.当时担任组织部部长,对这项工作很支持.从全国各地,从中央的一些部门,抽调了一批既能做知识分子工作,本人又有科研能力和相当专业水平的干部.前后调进社科院的有四五十人,其中有许涤新、马洪、钱俊瑞、王光美、刘明夫、武光、石西民、许立群、刘思慕、梁寒冰、王耕今、薛宝鼎、沙汀、陈荒煤、吴介民、宦乡、李慎之、浦寿昌、浦山、何方、徐达深、杨克、梅益、安岗、温济泽等.
为调干部,胡乔木颇费周折.温济泽是个典型.温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1957年在广播事业局打成“”.胡乔木当年就同主管广播事业局的廖承志商量,未能挽回.这次胡乔木为调温济泽,先亲自打征求温本人的意见,后又与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张香山商谈三次,才把温调到社科院,让他担任科研组织局副局长.后又给他甄别平反,恢复组织生活.温成为“分子”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第一人.多少年后,温济泽回忆胡乔木调他的经过,讲到第一天到社科院上班的感受,写道：“一夜之间,我从‘摘帽’成了‘副局长’,既觉得二十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又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但到办公室一看,秘书小于已经帮我布置好一问办公室了,同志们待我都很好.我深深感到乔木同志对我的这种‘同志情’,‘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这批干部调进来以后,院职能部门的领导和研究所、室两级领导得到充实,配备齐全了.
1978年4月20日,胡乔木代表社科院党组在各所总支书记联席会议上宣布了部分所长、局长的任命决定：科研组织局局长刘导生,外事局局长唐恺,世界政治经济所所长钱俊瑞,哲学研究所所长许立群,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情报研究所所长鲍正鹄,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文学研究所所长沙汀,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詹武.
按中国的习惯,“社会科学”包括国际通认的“人文科学”在内.胡乔木看到,在学部基础上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规模不大,学科门类也不齐全,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原有的一些学科也严重萎缩甚至被取消了.这种状况同改革开放形势下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很不相称,必须及时改变.1978年1月11日,胡乔木在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增加一批新的研究所的设想.关于需要增加哪些新的研究所,胡乔木的大体设想是：社会科学院应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思想研究所、社会主义研究所,也需要有政治学的研究所,还要考虑是否成立社会学的研究所.关于现代历史,我们已经有了战争以后的,民国以后的,以至“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经济工作,单是一个经济研究所是不够的,需要有工业、农业、财政贸易等方面的专门的经济学的研究,在这方面也需要考虑成立新的研究所.关于国际问题.胡乔木说：1963年,和外事小组曾经向党、作过报告,建议成立一些国际问题的研究所.批准了,并且加了重要补充,作了重要批示,据此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可是,现在社会科学院对世界各国研究的机构很少,要努力想法子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继续进行起来.胡乔木列举了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日本、苏联、美国等等.
这次动员会后,胡乔木即亲自草拟了一份《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的规划,并要求据此写第二个关于社会科学院编制的报告(要有今年拟增人数)送.按胡乔木的计划,共约新设五六十个单位.八年后,即到1985年,整个中国社科院要增加到六七十个研究所,人员达2万人左右.今年先增加几个：经济所在原有几个组的基础上分别成立几个研究所：工业经济所、农业经济所、财贸经济所,新的研究所首先成立世界政治研究所,集中力量写小平同志出的题目《苏联怎样变成修正主义的》.
对胡乔木的这项计划,在1978年3月28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表示“赞成”,要他们写报告,并说：“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事情就可以办了.而且有些事情要赶快立庙,有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年纪已经大了,如不赶快立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了.”
胡乔木等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所两级机构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到198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增加到32个,其中新建以及转来的研究所共18个,增加了1倍多.它比较符合我国社会科学的实际情况,基本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科学的需要,为中国社科院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