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体制转型通常是各国从传统政体走向现代政体过程中的必由之路.文章通过政治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探讨在体制变革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途径,并以政治系统的子系统为单位考察变革过程中影响政治稳定的相关因素.
[关 键 词 ]体制变革；政治稳定；系统论
[作者简介]严行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2007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缩号]1672－2728(2008)03－0010－04
近几个世纪以来,政治系统发生重大变革的次数明显增加,显得不稳定而脆弱.系统论的观点将有可能为我们提出一条解读体制变革的途径.
纵观历次政治变革,可以发现有如下三点特征较为普遍.第一,在出现剧烈社会动荡之前社会已经矛盾重重.第二,政治系统都已经无力应对过多的要求输入,而支持的输入却在减少.伊斯顿就认为过量的要求输入会直接导致政治系统崩溃.第三,原有政治系统曾在剧烈变革发生前试图通过发起一些渐进的改革来化解社会危机,最终却反而加剧了变革步伐.并非巧合的是,在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历次变革也通常是发生在现代化即将起步或经济正快速增长时.政治系统内部所作出的各种改革措施,不论其是希望直接通过消解社会矛盾来消除危机还是通过拉动经济增长间接获得合法性支持输入,最后都往往成为了革命的催化剂.
要求和支持的形成是不同子系统整合的结果.通过“反馈环”作用,政治系统可以以输出的反馈来影响子系统.本文将分析变革过程中影响政治系统稳定的几个重要子系统,包括社会内部环境中的文化系统、历史系统、制度系统和经济系统,以及社会外部环境中的国家间互动的国际关系系统.
一、文化系统
语言、宗教、民族性格是系统内文化作用于社会的主要力量,语言与宗教都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之一,而民族性格则是文化的必然产物,民族性格的形成必然伴随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区域内独特的文化产生出独特的政治文化,而这是影响变革稳定的重要力量.
利普哈特教授在试图将国家划分为多元社会、半多元社会和非多元社会时,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就是语言是否存在差异.根据他的这一分类,英国被归于非多元社会中.而苏联则分为四个不同的语系：斯拉夫语、乌拉尔－波罗的语、罗马语和阿尔巴尼亚语.这种语言的多元导致不同加盟共和国之间语言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且其语盲中一部分是东方的,一部分是亲西方的,它强调了地区间的差异.
英国自16世纪以来奉行的压制天主教徒的政策在光荣革命中成功地起到了维护英国独立和反专制王权的作用,但在此之后,压制天主教徒就成为一种民族歧视和压迫,对此几乎所有爱尔兰天主教徒都深恶痛绝,坚决反对.但极其幸运的是,宗教矛盾在英国非但没有像在俄国那样成为体制变革出现剧变的导火线,反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作用于政治系统,促进了系统平稳的改革.1823年爱尔兰成立天主教同盟,其首要奋斗目标是使爱尔兰天主教徒获得公民权,把天主教徒送进英国议会.1828年该组织在政府的巨大压力下参加议会选举并一举击败对手,选出天主教徒议员,它导致了托利党保守势力进一步自我分裂并为和平的宪政改革打开缺口――保守派政府不得不为天主教信徒当选为议员制定了《天主教解放法》,其对英国宪政原则(天主教不得进入议会)的修改使得保守派“保卫传统完美宪政”这一拒绝变革的借口不攻自破,为政治系统矛盾的释放开辟了一条道路.
相关研究已经证明民族性格及其所产生的政治心理对于变革过程中出现政治不稳定可能性的影响程度超出人们通常所能预料.在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失控现象往往和群众心理的失控密不可分.这种失控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民族性格越是激进而缺乏妥协因素,在变革进程中群众的个人的判断力和自持力也越容易消失,进而变成少数领袖手中狂暴的工具.勒庞认为,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第二,变革进程中各派别的领导人物自身往往是非理性的,在他们所宣扬的理性背后实际上是受到一种非理性力量所控制.
英国国民和苏联国民在民族性格上的差异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虽然变革派的努力被保守势力一次次镇压,甚至出现流血镇压,但英国民众保守性格所产生的对宪法原则的尊重使得试图诉诸暴力革命的集团始终是少数派,有些时候中产阶级因为惧怕变革演变为暴力革命.相反苏联民族性格中的极端因素使得国民在利益纷争面前很少试图去寻求一条和解的道路,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解决纷争的最常用手段.
二、历史系统
历史系统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影响对政治系统的输入：直接方面来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制度、法律、习俗等直接输入并影响着政治系统.即所谓的“路径依赖”特征.从间接来看,影响系统输入的不仅仅是制度,整个政治体的历史演变都会对政治系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十月革命前的罗曼诺夫王朝自彼得大帝统一以来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加上这一制度设计在当时曾经给俄罗斯民族带来过前所未有的辉煌,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大国冲动的影响下有着重振国威的强烈愿望,而一个强有力的专制则是有历史先例的成功选择,加上原有村社制社会结构的影响,于是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摆脱对原有制度的依赖走上化是困难的,集权的制度设计使得政治系统的矛盾不断积累而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重构来消解,一旦这一矛盾达到政治体能够承受的临界点时,政治系统的变革措施就很容易产生过激现象.反之英国人对历史的依赖表现出强烈的保守性、妥协性倾向.专制王朝给人们留下的回忆是短暂且不像俄罗斯帝国的辉煌那样是值得留恋或向往的.
民族矛盾时常在体制变革过程中爆发出来加剧政治不稳定.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历史作为一个输入政治系统中的子系统,必须先经过一个形成要求与支持的过程.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其作为历史系统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形成相应的要求输入到政治系统当中.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如1832年宪政革命主要是一场革命,以及英国当局在民族问题上执行较苏联相对缓和的政策.反观苏联,其本身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就是错综复杂的.从1547年沙皇俄国建立到1917年被推翻,沙俄先后征服的民族多达120个.为巩固其野蛮统治,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与奴役,激励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苏联建立后民族矛盾更加复杂,主要表现为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加盟共和国内民族之间,加盟共和国之间,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之间矛盾的相互纠结.不可弥合的国家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和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本身就成为了体制矛盾的一部分.这种民族矛盾与体制矛盾之间的重合所直接导致的就是政治系统在进行变革的时候民族矛盾作为子系统的一部分产生大量的要求输入政治系统,而对于对政治系统原有的支持,无论从当局,还是共同体的角度来看都有严重瓦解作用.
三、制度系统
尽管制度在形成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从总体来说,制度,尤其是那些具体可考察的制度设计,如成文法、规则、政策等主要还是由政治活动参与者或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主导,即,制度系统作为一个子系统可以看成是政治系统的一种反馈,而作为反馈环中的一支,二者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笔者试从制度的创造机制、反馈机制以及创新机制这三个控制点切入进行考察,这三个控制点代表了制度设计的三个基础过程――设计、实践反馈与应对创新.
制度设计是政治系统实现对子系统反馈的主要手段之一,合理的制度能够有效延缓、消解社会矛盾的积累,对于苏联来说,制度的设计往往不是通过历史发展反复验证、积淀、适应得来.而是官僚们“深思熟虑”的结果,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必然决定了这种制度设计是频繁失败的.一方面,一些具有超凡魅力和巨大影响力的领导者作出的决定往往成为僵死的教条,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严重不适应于环境变化,造成对政治系统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制度设计机制缺乏连续性,每个当权者在当选后凭借对社会形式的个人解读往往全盘推翻前任的制度安排.在英国,议会内的两党实现了不同利益影响下权力的博弈,成熟的文官制度也能起到这一作用.他们共同促进了制度设计的合理化和社会矛盾的消解.同时英国宪政改革之所以没有最终演变为法国式的激进变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通过议会进行和平斗争,这种斗争其前提正是得益于英国宪政制度中的软性成分,它使得通过议会达到和解的大门始终无法被贵族保守力量关死.而在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时托利党内部温和派的倒戈也为化解矛盾铺平了道路.于是两系统在对待体制创新的问题上,同样面对即将爆发的革命形势,同样作为保守力量,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试图通过拒斥变革来保全既得利益,英国的贵族寡头集团则不反对通过变革来保全既得利益.
反馈机制方面,苏联由于其外生型政党环境下“议行合一”体制缺乏外部监督,内部监督脆弱,官僚结构臃肿庞大,政治系统的输入、反馈过程复杂低效,政治系统的有效反馈因种种原因无法作用于子系统.而英国由于内生的两党制下外部监督与党派内部的不同派系(共同立场下温和或激进的不同态度)形成的权力监督与制衡作用,政治结构较为简单,能够对子系统作出快速的反馈.创新机制方面,苏联超稳定的官僚特权集团为保护既得利益拒绝制度创新,无法对深层次矛盾作出反应.制度的变革往往以不触及小集团利益为底线,官僚集团控制大量政治资源,制度创新阻力重重.而英国的贵族特权集团在面对即将激化的社会矛盾时试图通过制度创新化解矛盾.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处境日益孤立,所掌控的政治资源越来越小,改革阻力随形势发展而减弱.
通过对制度设计的三个关键点的比较,很阴显地可以看出作为政治系统子系统的制度系统对政治系统本身的强烈影响力.低效、反应迟钝的制度设计无助于维持甚至削弱输入政治系统内的支持,同时由于其无法准确而及时地反映社会矛盾而造成社会矛盾积累,进而转化为要求输入政治系统中.具体来说,苏联制度设计的问题在于系统内部,输入系统的要求由于声音(即利益代表机制)不足够大而被低效的官僚集团所忽略.要求在积累过程中不断被混缩、增强,一旦政治系统本身开始试图变革,被加强的要求纷纷涌入政治系统内部.其中有很多要求已经强到政治系统无法对其作出反应而被直接输出,要求纷纷“绕过”政治系统而直接进行博弈,在带来社会动乱的同时人们对系统有效性将会产生怀疑.
四、经济系统
英国在1760年到1820年这段时间处于国家实力迅速上升阶段.在此期间人口由650万骤增至1200万,这极大地归功于死亡率的下降.具体到个人来说,低死亡率来自于“环境的改善,如住宅的改良、饮水的清洁、垃圾的处理、衣着的舒适,尤其营养的注意等等”.对于农民来说.农业技术的引进改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劳动生产效率,在满足了英国大量增加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之外还解放出大量劳动力从事其他产业的劳动.另一方面圈地运动带来的农村雇佣劳动关系所产生的一个额外效应也应注意,那就是农民这时已经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土地的自由元素,而或多或少地依附于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农场主.历史证明,处于松散、自由状态下的农民在变革发生时更有可能倒向激进变革派,而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相对温和性使得依附于其上的农民在变革发生时竟也保持了相对的克制.这一时期的英国,其综合国力已经位于欧洲首位,而其近邻法国在大革命中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这种相对富足感使得守旧派得以借机麻痹人民,他们拿法国革命引起的饥荒、混乱与“自由”、“平等”划上等号,并反衬英国的相对温饱和平静,为政府辩护,讽刺英国激进派的改革活动.这些在客观上也对过热的革命形势起到了降温作用.
对比苏联国民收入的部门构成.1960―1980这20年间工业部门始终保持在53％到50％之间,农业部门自1973年后下降,从1973年前的20％-24％之间降至只有15％,社会总产值的部门构成也有类似情况.在同时代居民生活水平方面,苏联居民的相对被剥夺感尤为强烈,它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按人均计算,1989年苏联的GDP为美国的30％,工业产值为42％,农业产值为38％.同时苏联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同样明显,这一问题长期存在且随时间增长不断扩大,以解体后俄罗斯1995年的情况为例,表1显示远东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不到地区的四分之一.关于居民收入,1995年莫斯科市民人均月收入1804000卢布,而印古什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分别为11600和19300卢布,相差十倍左右.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相对被剥夺感是一个能够极大加剧革命程度的危险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苏共官僚也没有人认为苏联可以不通过变革而摆脱困境,这种悲观的情绪随着经济改革的失败逐步蔓延到政治系统内部,严重影响系统稳定.
五、国际政治系统
国际政治系统属于社会外部环境范畴.它同样会以要求和支持的形式输入政治系统.伊斯顿认为：“国际系统和一般系统相比,只是组织水平不同而已,但在其他各个方面,国际系统同样可以用适用于一般称之为国内政治系统的概念模式加以分析和探索.”也即,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反馈作用间接地影响国际政治系统对政治系统的输入,达到在变革过程中控制其程度的目的,但这首先也是必须建立在政治系统对国际政治系统的输入作用具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之上.
从苏联方面来说,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已经部分地取消了妥协性变革的可能性,出于不同意识形态及共同安全的考虑,西方发达国家迫切希望苏联能够在此问题上有所松动,放弃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形式,以世界霸权竞争为实质的对立.在苏联东欧剧变前的十年内,国际政治两方面的条件日渐成熟,为西方更多的挑起、分化、干预苏联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一方面,80年代后苏联僵化体制下的计划经济逐渐无法支撑庞大的军事开支,加上苏联经济基础本来就不如美国扎实,故而在争霸中日显守势.80年代中期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开始放弃争夺军事优势的做法,转而裁减军备.1987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签署了全部销毁两国中短程核导弹的条约,苏联在对外战略上由扩张转向全面收缩.另一方面,进入80年代后随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全球化步伐显著加快,世界联系日渐紧密,政治系统试图像原先那样维持意识形态控制已经不可能.外部力量介入政治系统内部使得通过意识形态获取的合法性进一步瓦解,而原本就已经脆弱僵化的政治系统如果失去基本的合法性来源,面对变革形势时就已经基本丧失维持政治稳定的手段.
相比之下英国所处的17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前期这段时间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扩展到世界各地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联系尚未完全形成.国家间政治角逐中并没有意识形态的成分,在19世纪初拿破仑挑起了席卷欧洲的拿破仑战争,这一国际政治上的重大影响对于英国来说却并没有造成如同苏联那样的支持的瓦解,反而是起到了凝聚民心而增加支持和转移国内矛盾而减少要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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