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如果我们的学术足够宽容,那么这篇关于民族地区居民社会角色的文章将从其方法论的自我批判入手.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和颠覆,而由始至终都只是致力于前提的澄清和范围的界定.
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自有其风格与特色,这既是学科独立性的最好体现,亦是实际研究的本质要求.田野调查就一直享受着这样的荣耀,以至于在绝大多数的民族学研究中它理所当然的成为题中应有之意.而当一种方法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位置时,就有走向其反面的危险.我们当然承认田野调查的重要作用,但又必须拒斥那种形式化、教条化的独断倾向.原因在于：其一,实证性的田野调查法因其只是遵循知性的运思方式,所以并不具有真理的普遍必然性；其二,田野调查的对象和结果并不能指涉所有的研究对象.特别是那些与人息息相关的自由、心灵、上帝等在数据统计和问卷调查中无法真实的呈现.
所以,是时候对这种不证自明的倾向进行反思了,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承认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是多而不是一,必须置入与此不同却又可相互辅助的另一维度,即反思的维度.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来看一看反思的维度能否以及如何出现在民族学的研究视域之中的.当然,本文是以民族地区居住者为对象,所以论说的范围也只是限定在“社会角色”这一边界之中才算有效.至于问题的提出是否具有普适性,答案也许是肯定的,但进一步的论证也只有留到日后了.
根据一些学者的考察,田野调查法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长期使用的主导方法,其根据乃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经验论原则,它来自于西方的实证主义传统,而这种传统自孔德开始就与科学逻辑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至逻辑实证主义达到了极致.受益于此的田野调查便在起点处就选择了以直接观察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虽然有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与之抗衡,但如此艰巨的使命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无疑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以至于在诸多学者看来,人文社会科学就效仿自然科学.建构出一种所谓的“人的物理学”的打算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将田野工作的实质归结为实证主义的经验论原则,应该是无问题的.那么：实证主义经验论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这样问并不是要把思想引向无穷的倒退,而是非此不足以说明田野调查作为一门研究方法的深层逻辑.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努力模仿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是一种以因果关系为主要表现的决定论.
经验论重视感觉,以至于作为其变种的实证主义以眼见为实的铁律向传统形而上学展开了疯狂的挑战.通俗的说法是：自在的物体通过刺激人的感官而成为主体的对象,由对外物的感觉而形成所谓的经验.理智的加工又使得经验上升为理性的认识.随后为了检测其真理性,知识又不得不返回感性之中,对实践进行指导的同时亦完成了新的跃迁.这种感性与理性辩证交错的观点在被苏联模式影响过的旧思想体系中随处可见.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它的对错,可一旦研究遵循这样的逻辑运行,那因果决定论的格局便铁板钉钉了.实证主义者对外部存在深信不疑,并认定杂乱无章的事物背后必有某种本质在持续不断的起着作用.尽管在现代社会,人们早已认识到本体承诺的虚妄,但又不得不地承认它在主体主义的范围内仍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效力,即世界万物都能被人掌握,一定的现象对应着一定的本质,一定的数理统计和调查研究必然指向一定的结果.这种因果式的决定论无疑是实证主义与生俱来的负累.
随着概率论和统计物理学的迅猛发展,原有的统计规律开始被卷入到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之中,导致随机性和偶然性等因素不仅无法从实验和理论中根除,而且还进一步升级为研究客体的起点.这样的情况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吊诡的情况便随即出现了：旧时研究过程所趋向的单一性结果,如今却被多种的可能之维所取代.“高度复杂的物质系统,其内部包含着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大量的不确定因素.”以至于我们“不可能从宇宙的初始状态决定其后任一时刻的演化状态,或者我们不可能从客观对象演化的始端推导出未来可能的演化状态.”这是非决定论对决定论的挑战,当然也直接影响到本文论点的生死存亡.对此我们的回应是：决定论并非机械的,它与非决定论的区别也不在于是否承认随机性和偶然性的存在,而主要表现为是否肯定因果关系的普遍和必然的性质.那种把统计规律当做是或然的因果律、并认为其在微观世界中具有本质意义的看法也不能取消决定论的合法性.而且,本文指称的决定论,其要点在于它的思维方式,即无论是承认因果必然性的决定论还是强调偶发性和随机性的非决定论,它们在实证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由“一点”走向“另一点”,即现象性的材料必然要追溯所谓的结论（区别在于结论是一还是多）.否则,研究本身就是不存在或无意义的.所以,决定论也好、非决定论也罢,在思维方式上都有其同病相怜的宿命.
如果肯定田野工作遵循的思维原则是决定论式的,那么疑问又会随之涌现.首先,调查者和调查对象是历史的生成过程.作为主体的调查者,在遭遇调查对象时必定会带有某种“前理解”.有可能根据自身的存在境遇对同一调查对象作出不尽相同的描述和判断,而不同的调查者也有可能对同一调查对象作出完全异质性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无数思想家早已指出了作为观察者的主体是有限的.这种不完满的在场者,不仅无法奢望一劳永逸地对调查对象进行普遍必然的占有,而且一旦调查对象超出调查者的视域范围,田野工作便有可能流于形式或走向虚无.
调查对象是实证研究最引以为傲的根据,因为“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是学科的生命所在,是学科发展的基本动力.没有实地调查,也就没有民族学.”但倘若追问下去,情况又会变得复杂起来,即孜孜以求的经验性的调查对象,是否真具有普遍必然的性质?人类主体的有限性决定了调查者永远不可能与调查对象完全合一,顶多只能是无限趋近罢了.即便能够契合,但对象本身的不确定性亦可能“误导”调查者做出与事实不符的认识.此点在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的经验直观中便已证实.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会有意的欺骗调查者.如果民族学始终将目光锁定在人类世界,便要直面这一情形；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无论是致力于民族整体,还是钟情于琐碎的日常事务,民族学所坚持的基本信念始终是“通过调查,获得丰富的一手资料,然后经过加工制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具有浓烈归纳意识的思想方法显然已深受苏联教条主义的侵害.倘若想通过此法来获得正确的结论,则至少会遭遇如下的困难,即调查者会尽可能多而全的搜罗经验,但于实际的调查过程中,调查者显然无法将其对象全部穷尽.那么,调查者根据x个调查对象归纳出的结论,完全有可能被第x+1个对象所颠覆.而且,实证调查所坚守的经验至上原则和理论研究立场必然先验地预设出一个主客二分的认识格局,这种本源性的矛盾也昭示出了实证科学存在的不完满性特征.
细化到社会角色,问题变得更为明显,即社会角色的生成既是外部给予的,也有赖于自我的反思.社会角色之成立的前提首先在于有自我意识的出现,若没有“我”的观念,就不会有一个与之相对的“社会”存在.对于自我而言,意识世界是一个实证科学无法掌控的领域.就连与人类思维最为亲近的心理学尚且望而却步,更何况是一直习惯“向外”的民族学就更难断言能通过实地调查完全把握与自我意识水融的社会角色了.一旦研究的对象从有限的领域跃迁至无限,与实证科学相异质的哲学方法就获得了出场的契机.
康德说：“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惘”,马克思也讲：“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是哲学的世界化”,虽在具体语境中二者各有所指,但却共同的意蕴出哲学与科学（含民族学）是应携手并进,彼此合作的.反思的哲学可以使科学澄清出自己的思想前提,科学（含民族学）亦可以扬弃哲学可能有的抽象晦涩等特点,使其进入到更加真实和广阔的生活世界.这一思路的典范是马克思在论说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时所实现的.现在我们适当的将其延伸并借用到对社会角色之哲学思考与实证研究的二元关系中来.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科的沟通和交流,也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真立场.如果我们的心灵是足够开放的,那么就理应认识到：思想的历险与经验的考证是同等艰难和同样重要的.在立足于民族学本真精神的前提下,恰如其分的引入哲学方法,也不失为一种综合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