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卡夫卡的小说中常借用一些奇异的动物来表达自己的一种荒诞的思想.他笔下的怪诞动物无疑含有某种象征的意味,这些作为图像符号的动物,首先可以被看作是卡夫卡犹太情结的隐喻.昆德拉继承了卡夫卡小说的写作模式,采用一些隐喻和象征的手法将小说变成了自己灵魂的诉说,把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变成了对人性的哲学思考,从而扩张了小说的视野.
关 键 词 :卡夫卡 昆德拉 象征手法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现代主义小说发展到后来,成为作家们对工业化社会的反思与心灵的守护神.“现代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幻想运动,并不是像人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在玩弄一些线条、色彩、结构的技法,在现代主义大师的心里总是困扰着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危机,寻求解决的途径是他们艺术创作和思想探索的紧迫任务.因而,文学在艺术方面,寻求超越性的精神信仰,表达反社会的情绪,沉迷于神秘性的生存体验,广泛运用象征和隐喻来表现不可言喻的精神深度等等等,构成现代主义的基本艺术规范.”
卡夫卡是一个现代神话的创造者,作为表现主义最杰出的作家,卡夫卡无疑确立了现代主义的经典本文.他创造的形象与象征的世界,使人们想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蔽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现代主义经常采取的反文化态度并没有淹没他采取象征的艺术方式去寻求精神的内在隐秘.他超越现实的愿望建立在对于一向被忽略的各种联想形式的信仰上,建筑在对于梦幻的无限力量的信仰上,和对于为思想而思想的作用的信仰上.
一、
卡夫卡的小说中常借用一些奇异的动物来表达自己的一种荒诞的思想.在其小说中的动物既有某类动物的某些外形、相貌和行为特征,又有人身上的某些特征,如,会说、会听、会思考,可是又不是人.总之,是非妖、非魔、非鬼、非人,但同时又兼有着动物、人、鬼怪综合特征的动物.如《变形记》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豺狗与阿拉伯人》中会说话并与阿拉伯人对抗的豺狗,《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因不适应人类社会又遭到残酷异化而向科学院写报告的“猴子”,等等.卡夫卡笔下的这些怪诞动物无疑是含有某种象征的意味.
卡夫卡的小说创作极具梦幻特征,不只是对这种寓言式动物的描写,可以说几乎他的所有小说文本都浸染着梦幻的色彩.但是,卡夫卡的文本的梦幻不是那种诗情画意的美梦,反倒是令人压抑窒息的噩梦.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来说,梦是人未被满足的愿望的达成,而文学创作就是作家的白日梦.虽然这一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作家(如报告文学家),即使适用也不是都同等重要(如写实型和虚构型作家就有不同),但对以主观表现而不是以真实再现为主的作家来说,应当是比较切合的.钱钟书曾把“诗可以怨”作为中国文论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加以强调,并作了有见地的阐释,他总结在中国文论传统里的一个流行意见,即“痛苦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
一个人若是遭受到肉体上的病害、残伤或精神上的折磨、罪苦,由此所进行的创作,就如“蚌病成珠”,其功效是以此使自己身后流芳,或是在世作为止痛剂或安眠药,来排遣郁结的情感,给痛苦的心灵以慰藉和补偿.这恰与弗洛伊德把作家的创作视为白日梦的义理暗相契合.卡夫卡的创作是这种理论的极好的说明,尽管他的创作未必是按照这种理论进行的.
卡夫卡小说的情节往往荒诞离奇,对事件的细节、对人物行为和心理的刻画却又十分逼真,好像他在用自己的生命的触觉来感受周围诡谲而多变的世界,这样就使得作者以存在主义的哲学来分析荒诞的存在,故小说人物的行为之间,行为和心理之间都缺乏因果关系,而且一般都在不平常的、捉摸不定的关系和冲突中展现出来,造成一种现实本身就是荒诞、残酷和无法理解的强烈印象.这些创作的异常现象可以从卡夫卡那分裂的性格、社会和家庭边缘人的身份中去寻找.他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的结合体.德国批评家京特•,安德斯写道:
“作为犹太人――卡夫卡最初的确是这样――他在犹太人当中也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是奥地利人.作为替工人保险的雇员,他又不完全属于工人.但是在职务上他也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是连作家也不是,因为他把全部精力献给家庭.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最陌生的人还要陌生’.”
卡夫卡是犹太人,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流亡异域,被迫说德语,被迫像变形虫一样随着周围的环境而适应、生存、生活,但在他的血液里,不能改变的是犹太人的心灵和文化以及与之相应的心态.卡夫卡以动物寓言作为其文学创作的源泉与他接受的犹太《圣经》有很大的关系.他将小说《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表面上是以隐语的方式描写了人类面临工业社会对人性可怕的异化,从另一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卡夫卡面对这非人的世界,以极其荒诞的方式,借着异类的思考完成了他荒诞而诗意的对生命存在的描写.而这种思考正是由卡夫卡非同一般的想象力所驱使.“据卡夫卡自己说,他只用了一个夜晚,就写成了他长长的短篇小说《判决》,仅仅一个夜晚,不停顿地写出来,也就是说,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被一种几乎无控制的想象所驱使着.写作速度后来成了超现实主义者手中的程式化手法(自动写作),它允许潜意识从理性的监视下解放出来,允许想象力爆发.在卡夫卡的写作中,速度扮演了一种类似的角色.卡夫卡式的想象被这一‘有条不紊的速度’唤醒,像一条河流那样奔腾起来,这是梦幻的河流,它只有到一章的末尾才会放慢流速.”
卡夫卡作品中的隐喻不是抒情的,仅仅是由一种意愿所激励,要去破译、去理解、去抓住人物行动的意义以及他们所处环境的意义.在《城堡》第四章的开头,有K与弗莉达第二次的描述,它也仅仅由一个句子所表现:
“她寻找某种东西,他也寻找某种东西,他们发着狂,做着鬼脸,脑袋深扎在对方的胸脯中,寻找着,他们的拥抱和他们激动的肉体没有使他们忘记,反而使他们想起寻找的义务,就像绝望的狗在土堆中搜索,他们搜索着他们的肉体,不可挽回地失望了,为了再获得最后一次幸福,他们时不时将舌头在对方脸上来回来回地舔.”
如同在第一次的隐喻中关键的词是“异国”、“怪异”那样,这里的关 键 词 是“寻找”、“搜索”.它们并不表现正在进行之事的视觉形象,而表现一种不可言喻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便是荒诞的存在.人类苦难的蔓延最终把个人推到世界存在的极端领地,人陷入孤立无援中才真正认识到世界是如此陌生,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的荒诞.现代主义对人类生存的苦难处境的追踪,在极端化的处境里彻底展开存在的荒诞性,这是现代主义“反抗”主题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加缪作为“荒诞”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他归结出“荒诞”的四种涵义:1、许多人生活的机械性可能引起他们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目的,这暗示了荒诞,2、强烈的时间流逝感,或承认时间是一种毁灭力量,3、一种被遗留在异域世界的感觉,4、与他人的隔离感.
卡夫卡的小说突破了因果律的限制,他把对人性的智性思考和哲学上的存在的荒诞结合起来,描绘了人类生存的悖论.在其作品中,到处充满了血淋淋生存的事实,远离抒情的触角,始终直面生存的困惑与无奈.从卡夫卡开始,小说便开始了对世界的思索和解剖,而不再满足于情节的构造.
卡夫卡作品中作为图象符号的动物,首先可以被看作是卡夫卡犹太情结的隐喻.犹太民族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饱经磨难的流亡的民族.卡夫卡所处的时代正是犹太人遭遇磨难的时代,他所处的奥地利充满着对犹太人的歧视和仇恨情绪,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屡有发生.而卡夫卡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捷克民众如同对犹太人的感情一样充满了同情与怜悯.在《豺狗与阿拉伯人》里,我们看到的是豺狗对欧洲旅行者的归顺及对阿拉伯人的仇恨.“狗”是那些歧视犹太人的人对犹太人进行污蔑的隐喻式的称呼.《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的“猴子”红鼻子彼得的故事,隐喻着卡夫卡对犹太人被同化的痛苦与不安.他不愿变成人,讨厌进动物园而为进入游乐场坚持努力,这既是对自身的猴性(犹太性)的维护,也是对同化的逃避与反抗,这也暗含着卡夫卡的愿望.《教堂里的“紫貂”》则是对犹太人被驱逐被杀、对犹太教被毁灭的隐喻.教堂面临被改造成粮仓的危险,栖身于此的紫貂自然也就失去了栖身之地.《》则体现出卡夫卡对已同化的西欧犹太人和较多保留了犹太性的东欧犹太人及其杂交后的“”后代的多重不安.文中的“我”曾想“也许屠夫的屠刀对于这只动物将是一种解救”,这正是对犹太人遭到屠杀命运的可怕的隐喻与预言.
可以说,艺术对于卡夫卡来说是他的自我救赎,是对人类的救赎,是他生存的支柱和动力.卡夫卡把创作看成是“为自身的生存所进行的战斗”,“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似的民族》中,那位女歌手为了“要争得那放在最高处的桂冠”,她不得不使出浑身的解数,把不利于歌唱的一切都舍弃掉,以至于几乎“榨干”了自己的血肉,纤弱得“仿佛一丝冷风吹过就能将她杀死的.”这几乎可以说是为艺术而呕心沥血、牺牲生活欢乐的卡夫卡的自我写照.《一条狗的研究》中,音乐拯救了“学者狗”,而约瑟芬的歌唱则使众多的耗子听众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纠缠,暂时获得了自由.虽然这仍与卡夫卡的犹太情结有关,但也体现着卡夫卡对艺术力量的肯定.而《饥饿艺术家》最好不过地暗示着卡夫卡对艺术追求的决绝态度,也表达着他对丑恶的现实生活的拒绝和.而米兰•,昆德拉则继承了卡夫卡把小说当作自己哲学思考的武器,以这种武器来捍卫自己的艺术追求.
二、
在卡夫卡的小说世界中,充满了惊人的想象力,以至于他笔下的艺术形象几乎都变成了“图像符号”,象征性地诠释着世界的荒诞,从而展开了对人的存在之思.昆德拉则更为自觉,他认为小说就是对“存在”的“发现”与“询问”,小说的使命就在于使我们免于“存在的被遗忘”.他把小说对存在的探究视为小说惟一存在的理由,视为小说的道德,他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昆德拉对小说的构想是把“哲学、叙述和梦幻”统一在一起,因而形成了一种别具风格的“复调小说”.他的重心不在展开故事情节、性格命运,而在于展现那些拥有各自世界、有着同等价值、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的独立意识,让多种声音在多样性的精神世界中展开对话,从而展开“存在之思”,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故事、人物、事件、背景、场景,往往都带有隐喻和象征的性质.他把历史与现实、真实与想象、隐秘的领域与公开的政治领域、个体命运与人类总体的命运相联系,从个体走向总体,从具象走向抽象,直指中心.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作品中,围绕“轻与重”这个涉及到人的生存的重大而又基本的问题,昆德拉就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人在政治领域的生存、人在领域的生存等等方面所面临的“轻与重”的选择,借助于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故事、场景等展开了富有诗意的哲思.在尼采和一些现代哲学家的头脑里,一直纠缠着“永劫回归”的神秘观念.生存在轮回里变得沉重,变得无可摆脱,因而生存的意义也就无足轻重了,当生命只能享有瞬间,一切都转瞬即逝,一切又都不会重复,生活又变得多么轻多么单薄,多么空虚啊！生存在这里陷入重复循环的悖论,每一次的重复都是对它的历史依据的否定,重复是对自我历史的瓦解和损毁,它是“永劫回归”的差异链索.在这部作品里,重复是生存轮回由沉重向异的转化方式,萨宾娜的那顶黑呢帽作为主题动机的不断展开而一再在萨宾娜的生活中重复出现,帽子获得了多重意义:第一,这是一个模糊的记忆,通向那被遗忘的小市长祖父,第二,这是她父亲留给她的遗产纪念物,第三,这是她与托马斯多次游戏中的一个道具,第四,这是她有意精心培养的独创精神的一个标志,第五,这顶帽子现在成了她侨居国外的一件伤感物.恰恰是这顶帽子把萨宾娜所有的生活都否定了,当她带着这顶帽子在苏黎世与托马斯相会,这顶帽子不再新鲜有趣和刺欲,仅仅变成一座往昔时光的纪念碑.这次会见是一种时间的回复,是他们共同历史的赞歌,是那远远一去不可回归的没有伤感的过去的伤感总结.生活在那回复的瞬间留住了消逝的往事,往事之轻享有生存的温馨芬芳,然而唯有这顶帽子承受了以往全部的生活,并且这顶帽子就能够承受全部的过去.当生活所有的荣耀和快乐都(仅仅)凝结在这顶帽子上时,生存是怎样的悲哀而令人感动啊！这使得萨宾娜与托马斯的游戏变得无比专注,显得像一场生活的祭祀仪式.
昆德拉继承了卡夫卡的小说的写作模式,他采用一些隐喻和象征的手法将小说变成了自己灵魂的诉说,他一改往昔那种小说必须有完整的情节和场景的构造模式,把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变成了对人性的哲学思考,从而扩张了小说的视野.
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以小狗卡列宁的思维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牧歌的优美环境.这在这部作品中确实构成了一个中心的神话,因此也就构成一个理解人类生存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方式,或至少是理解人与世界的视界的方式.但是这个神话非但不吸引人,反而在排斥,其诱惑是在起着反作用,不是作为向往,而是作为威胁.也许,正是由此,通过对牧歌的无情批判,通过对这一牧歌所预示的奇迹的逐一摧毁,昆德拉的“撒旦主义”才得到更好的展现.这样的批判是彻底的.
昆德拉在其小说中以人的生命来与历史相比.“人只能活一回,我们无法验证决定的对错,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上天不会赋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生命以供比较不同的决定,”所以他说:
“历史如同个人生命.捷克人仅有一部历史,将终结于某一天,无法上演第二回.一六一八年,波希米亚贵族鼓起勇气,决定捍卫自己的宗教自由.出于对坐在维也纳御座上的皇帝的激愤,他们把皇帝的两个代表阁下从赫拉得兹城堡的窗户扔了出去.三十年战争由此而开始,它几乎令整个捷克民族毁灭.较之勇气,捷克人是否需要更多的谨慎答案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三百二十年过去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即慕尼黑会议之后,整个世界决定将捷克人的国家牺牲给希特勒.他们是否该奋起反抗,和数量是他们八倍的敌人孤身奋战与一六一八年的所作所为相反,较之勇气,他们表现出更多的谨慎.他们的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结果是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民族的自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历史之作为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任何重复都是历史的自我否定,自我嘲弄,然而重复又是生存的历史在时间里不可解救的怪圈,历史之作为历史注定要以“重复”的方式消磨自己.生存因此陷入无意义之轻的状态――重复轮回不再具有尼采式的沉重,而是被抛入无处皈依的虚无.
昆德拉在其作品中揭示了生命的残酷与实在.用昆德拉的说法就是,刽子手与诗人共治.正是在刽子手的追杀处,即在那个残余的世界中才有着牧歌和美.如暮色般衰微的、经受着威胁的美,“像大西岛一样被淹没在”寂静与遗忘之中,激起的不仅是热情,更多的是某种惊喜的怜悯.也许是捷克的悲剧性历史集中在作者的孱弱的心灵中,唤起了无限的关于历史的悲情的回忆,成为昆德拉创作的灵感之花.怜悯,即是对弱小的和必定要死亡的东西的慈悲和仁善,就像《玩笑》中的露茜,《笑忘录》中的卡莱尔的母亲与她的鬈毛狗,《告别圆舞曲》中的斗拳狗波博,《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特蕾莎捡回家的小嘴乌鸦,尤其是奄奄一息的小狗卡列宁.虽然小狗卡列宁因为得了不治之症死去了,但它毕竟是在特蕾莎夫妇的精心呵护下微笑地死去了.而人类注定要在孤独中死去.
这种对“被遗弃的世界的怜悯”,是透过或进入遮蔽生命的幻景、意义和言说,直面生命的和显现时的炫目.正是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在大写的牧歌的极点,在我们早就知道一定会双双死去的托马斯和特蕾莎的呵护下,在其困苦和脆弱之中,最终闪现出已被死亡所裹挟的卡列宁温柔而平静的微笑.
昆德拉在他的《被背叛的遗嘱》中谈到了移民生活的算术问题,说到作为移居别国的作家的创作时说:
“他不得不调动起一切力量、一切艺术才华,把这生存环境的不利因素改造成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从纯粹个人的观点来看,移民生活也是困难的:他们总是在受着思乡痛苦的煎熬,然而最糟糕的还是陌生化的痛苦.德文词die Enfremdung 更好地表达了我想说的意思: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曾经于我们十分亲近的东西变得日渐陌生.对移民去的国家而言,人们并不忍受Enfremdung(异化――见译者注).在那里,过程是相反的:曾是陌生的东西渐渐变得熟悉,变得可爱.这一奇异――处在它令人惊讶的、使人目瞪口呆的形式中的奇异――并不会在我们正追逐的一个陌生女人身上显现出来,而会在一个曾经属于我们的女人身上显现出来.只有在长期的游子生涯之后的回归故乡才能揭示出世界与存在的实实在在的奇异.”
而卡夫卡和昆德拉犹如背负了一个民族永远的流亡之痛,在借助于动物母题和寓言来创作犹太民族和捷克民族的不能实现的梦想和神话,在他们的作品中创作出哲学的命题与文学的幽思.他们以特殊的感觉方式和美学气质表达了一种对于文化命运的思考.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写道:
“你说,那是一个蹩脚的抒情时代吗不完全是！带着信奉者的盲目眼光描写那个时代的小说家,制造出虚检测的、不成功的作品.但同样盲目地与时代结合在一起的诗人,却常常留下美好的诗歌.等通过诗歌的魔力,一切陈述都变成了真理,只要这些陈述是依靠的力量.诗人们显然深深地感到他们的郁积着,燃烧着.他们火热感情的蒸汽在天上蔓延开来,像一道彩虹,一道横跨监狱高墙的美丽彩虹等.”
正是靠着这种不屈的信念和非凡的想象力,卡夫卡和昆德拉才登上了文学的宝座,戴上了文学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