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回顾“皇粮国税”的历史,我们发现,农业税是以往社会的经济命脉,曾经直接影响着朝代的兴亡.
农业税始于井田制
“皇粮国税”始于周代.周代以前的夏、商两代是奴隶社会,奴隶的一切劳动成果都属于奴隶主,所以无税可缴.周代（距现在约３１００年）已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出现了井田制.一“井”九百亩,等分为九块,诸侯、大夫们把周围的八块田分给庶民耕种,称为私田,收获的谷物归庶民所有,中间的一块田称为公田,公田产的谷物归诸侯、大夫所有,但由庶民耕种.庶民在公田干活,属于劳役地租,是税的最初形式,以后才发展到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到春秋时期,庶民们种公田的积极性越来越差,诸侯、大夫们就把公田也分给庶民,向他们征收１０％的实物地租,史称“履亩而税”,又称“什一税”.
田税和丁税
秦代除了田亩“什一税”外,第一次出现了丁税,７岁以上都要缴税,成年人更得为朝廷和郡县服徭役.
西汉初,与民休养生息,定田亩税“十五税一”,约６％,汉景帝又减为“三十税一”.此外,丁税、徭役也大大减轻,这是“文景之治”的标志之一.汉武帝之后,逐步加税.豪强地主通过兼并土地势力越来越强,便对抗,减少缴税.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缴不出税.于是西汉国力日渐衰弱.
刘秀建立东汉后,将税率又恢复到西汉景帝时期的“三十税一”.养不了那么多官员,就并县裁员,史载仅“十置其一”,即裁员９０％.刘秀之后,赋税渐重,官僚豪强兼并土地日甚,最终引发黄巾起义,也葬送了东汉王朝.
东汉以后,进入了长达300多年的分裂时期,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战乱就没有停止过,人民死伤无数,活着的也不堪赋税重负.到了北魏才出现授田地、定赋税等进步迹象.
租庸调
统一后的隋代,制定“租庸调”制,即按丁纳粟,称为“租”；按丁纳帛,称为“调”；按丁服役,称为“庸”.不按田亩收税,而按人口收税,目的在于鼓励人民开垦更多的荒地.
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和西汉的“文景之治”相似,其明显的标志都是轻徭薄赋.唐代仍沿用隋代的“租庸调”制：由官府授田,每丁每年纳粟二石,这只相当于一二亩地的产量,而每丁一般受田几十亩、上百亩,税率相当于汉代的“三十税一”,甚至更轻.若遇自然灾害,租调可减免.
两税制
到了唐代中期,按丁纳税的“租庸调”制已不能保证朝廷的收入,因为地主地多缴税却少,大量的失地农民又缴不起税,朝廷便宣布废除“租庸调”制,实行按亩纳税的“两税法”,即夏秋两次征税,每亩征税额大致是产量的５％,高于“三十税一”.“两税法”没有救济制度相配套.百姓若遇天灾,田地绝收,照样要完税,为逃税只好逃亡.据史书记载,“两税法”实行４０年后,灵宝县原有3000户,逃亡得只剩1000户.其他州县大抵相似.
五代十国时期,“两税制”已变成“多税制”,新添的杂税有：鸡税、鱼税、菜园税,橘园税、水磨税、砍柴税、浇水税、农具税、蚕税等几乎无所不包.
北宋的赋税仍沿用“两税制”,大致为收获一石输官一斗,即１０％,是唐中期的二倍.北宋中期,官员、军队人数骤增,财政不堪重负,便在“两税制”之外又向农民摊派苛捐杂税.
南宋除“两税制”外,新增的税种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报账钱”、“和预写”、“科配”等等,不一而足.南宋赋税比北宋重好几倍.
北方的金朝统治者除了征“两税”外,又按产业征“物力钱”,按军事需要征“军需钱”,农民还要承担繁重的兵役和夫役.
元朝灭金后在北方丁税、地税并行,每丁每年纳粟三石,或每亩每年纳粟三升.灭南宋后将“两税制”之外的杂税基本免除,以安抚人心.
元代末期赋税太重,朝廷又不懂理财,财用不足就滥发钞币,使物价持续上涨,直至几十倍,从而引发红巾军大起义.
“两税制”回归和一条鞭法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比较体恤农民,表现为惩治,轻徭薄赋.洪武十八年,他下诏尽逮害民官吏赴南京筑城.赋税制度则回归唐中期的“两税制”.
明开国百多年后,纳税的田地从800多万顷下降到四百多万顷,其中河南从140多万顷下降到40万顷.这一半的土地都被皇家、王府、勋戚、官僚、地主兼并去了,而且不纳税.
到万历初年,出现了财政危机.张居正为相后在全国丈量土地,丈量出逃税田300万顷.他又推出“一条鞭”法税制,将田税和徭役都折算成银子一并征收,故名“一条鞭”.田税银仍按地亩征收,役银由地亩、人丁来分担.后人评价：“一条鞭”法将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个转折.张居正死后,财政复现亏空,朝廷就在“一条鞭”之外一点一点搞了许多“加派”,二十年后“加派”额几乎相当于“一条鞭”额.最大的“加派”是“辽饷”加派,用于同满清作战.到崇祯时,不仅加“辽饷”,还要加“剿饷”,用于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又要加“练饷”,用于抽练边兵和民兵.民间称“崇祯”为“重征”.
“滋丁不加赋”和“摊丁入亩”
清朝康熙皇帝于五十一年下诏：其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十二年后,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随地亩起征,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将丁银摊入地亩,这无疑极大减轻了少地、无地农民的负担.从税收制度上看,此后只按地亩收税,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从秦始皇开始的“人头税”.
1840年以后,清政府的工商业税、海关税以及搞洋务运动（国营或半国营）的收入也可聊补财政不足.但是,直到清末,财政收入仍是以农业税为主,约占85%左右.
民国无统一税制
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国民党新军阀政府,中国没有统一的田赋制度,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谁想咋征就咋征.农民承担的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比清末翻了几倍.
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比的红军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则是另一番气象.苏区的土地税法属于“累进制”：“每人分田收谷五担以下免税”――保证基本生活所需；“每人分田收谷六担以上,征税1%等八担,征税2.5%等十二担,征税8.5%等”――收入低,税率低；收入高,税率高.抗日根据地征税以土地多少、资产多少为标准：贫农负担不超过收入的7%,中农负担不超过收入的15%,富农为25%,地主为75%,纳税人口不超过总人口的80%,仅能维持生活的20%人口不纳税.
皇粮国税成为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税仍占总税收的近一半.为了实现工业化,用农业积累的税金去发展工业,在各国工业化初期,这是普遍趋势.
现今,我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相当水平,二、三产业的税收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农业税仅占总税收的百分之几.这个时候,工业应该反哺农业,不仅要免征农业税,同时还要补贴农业,于是便有了２００４年的一号文件.存在了３１００年的“皇粮国税”终将成为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更是我们确立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