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年轻时参加过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解放后被分到云南玉溪行署,后来我因与行署专员发生冲突被打成“”,被发配到哀牢山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到哀牢山后,我先后做过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的负责人,前后干了差不多二十年.
改革开放后,政府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感觉我们这种人可以干事了.1979年,我到了玉溪卷烟厂做厂长,通过引进先进设备,以及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盟”,保证了烟草质量,很快使烟厂获得了发展.
在上世纪十年代,政府提出“增百计划”,即一个人一年增加一百元收入.云南资源很多,但没有投资,成不了产业,农民挣不了钱.后来种烟叶,就有收入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发展很快,这一带发展很快.这十年左右的时间,烟草业增加了180%.云南的烟叶不愁卖,不怕多,政府就大力鼓励种烟,农村都是靠种烟赚钱过日子.到1994、1995年,烟叶直接、间接创造的收入占了云南省财政的80%,但对外公布的是70%,不然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出了那个事情(因贪污被判无期徒刑).2000年,我保外就医,去哪里走动一下也不行(保外就医,限制活动范围),闲在家里无聊,很难受,总得找点事情做.很多人来找我,说:“你去给我当顾问嘛,一年给你二三十万.”但是,我没去,中国人这种合作很难,加上也没有闲心干那个事,我自己做倒可以.后来他们有个农场,有几百亩地,我就去搞搞地,打发一下时间.我种的橙子收成不错,于是很多农民就说还不如把他们的地也给我,我也有这个想法,整着整着就搞大了,现在就搞到2000多亩了.
刚开始搞果园的时候,资金很困难.我们在2001年的时候,像被水洗了一样,没有钱,好多朋友,一家三五万,十来万,好在我们朋友多,他们都是些事业很成功的人,一共借了120万块钱.搞大了钱就要得更多,那时候,都是向我那些朋友借的.搞得成就赔得起他们,搞不成就赔不起他们,就欠了人家债.大家都说,“搞不成算了,对我们不算什么.而且我们相信你们老两口,你们给政府做了那么多项目,基本都搞成了.”到最后,我差不多借了2000万块钱,到2006年开始还钱,那时候果子开始结了,有1700多吨.这两年情况还可以,到今年把借的钱基本都还完了.现在,我干得很起劲.
就我所经历的这几十年来说,政府高层他们也在不断总结,也在不断适应形势.新中国成立后,运动很多,老百姓只喊口号,下田了大家不做事,把稻谷拔掉了.这样搞了二十多年,看来照那个思路不行.到了时期,他把中国走的路改了过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国家强大了、富裕了,你看汶川那么大的灾害,国家都能很好地应对了.中国资源少,人又多,能持续发展几十年,发展到这个程度,非常不容易.作为过来人,平心静气地讲,我们国家总体上在向前进,而且向前进的步伐还不小.
今后,我们还是会慢慢发展,当然,我们的还会是中国式的,完全像西方那样也不行,现在金融危机爆发,我们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西方人有西方人的规矩,中国也有自己很好的传统文化,只要国家领导人头脑清醒,政府的作用会体现出来,这个社会也会慢慢好起来.
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上的损失现在赚回来了,但传统道德上失去的,一时还补不回来.“文化大革命”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太恶劣,这需要靠制度、教育慢慢培植、改善,整个社会氛围慢慢好起来,对人的影响好了,人也就有了良知,社会也会更加文明.
褚时健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原厂长,在他的努力下,红塔集团由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小企业,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他也被称为“中国烟王”.后来他被查出犯有贪污罪而被判无期徒刑,2000年保外就医,现已82岁,在哀牢山种了2000多亩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