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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时,哥德堡少年李哲就决心赴少林.在瑞典的第二大城,能写到影碟《英雄》或者《卧虎藏龙》,也有河南师父办武馆.少林和尚在海外教授武功,北欧的站点即是哥德堡.
但李哲执意来中国.高二时,他攒够钱,与5个瑞典人一块儿到中国,上了嵩山.在少林寺,他见着和尚练气功,“是非常神秘的东西”.而和尚播放梵乐,点燃盘香,这些气味与观感都令他着迷.
在瑞典社会安定,每个人读完高中,再念大学,而后工作,住别墅,一般的家庭会养两只狗.“我很害怕,一切都是固定好的.”李哲说.
“中国却竞争激烈.除了家人,没人照顾你.”他确信瑞典才是社会主义,不工作也能拿救济,每月的最低收入是14000元人民币.
这些对底层人有帮助,对年轻人来说,则少了动力.
李哲身高184厘米,在少林寺四个月后,体重下降至72公斤,他才意识到,训练的方法不科学.
再寻找去处,上海体育学院接纳了他.“这是个转向,对我的人生很重要.”李哲说,“来中国的原因和继续待着的原因不一样了.”
原本他不学中文,到上海以后,他在体院练武,也去复旦大学念文化课,甚至申请到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奖学金.复旦的本科留学生,日本、韩国人多,而瑞典人只有李哲,他利用了这种独一无二.
2009年,朋友找李哲去拍《叶问》电视剧,演打菲律宾拳的美国人,他也去哈尔滨客串抗日剧,演反派.“在中国我想做得好,付出了努力,中国人会说我棒.”他说,“而瑞典人不理解,你何必这么累.”
李哲接受了在中国才有梦的说法,毕竟,“中国的电视里那么多梦想秀”.他来回比较瑞典与中国.祖国过于安逸,而中国遍布新奇.“在瑞典,成功是幸福,而中国的成就感来自赚更多钱.”
获奖学金后,复旦大学免除他四年学杂费,每月再补贴1400元,李哲便觉得中国政府了不起.“美国在四处战争,表现硬实力；而中国优待留学生,展示了软实力.”
2.
在中国学习7年后,尹惠营选择回祖国,即便出生于韩国京畿道的她明白,“在狭小的国度,只能展开有限的生活”.
2006年,初中毕业的尹惠营即思考未来,“在韩国高考压力大,高三一整年要熬夜,牺牲掉爱好.只为进入最好的大学,为此的人也有”.
尹的舅舅是基督教牧师.他提出到中国去时,韩国上下正流行学汉语.对韩国人来说,之前的中国是陌生国家,后来它发展了,新闻都播报它成长快.
“这样的情势下,我不要承受高考压力,要自由地学习.”尹惠营说,在舅舅促成下,她跟随留学团队,到苏州国际外语学校学习.
留学一年半后,苏州学校归属了部队,尹惠营转学至上海实验学校,后来再转去北京十五中.现在想来,留学团队也存有问题,韩国人聚一起,不使用微信,不使用,用韩国本土的聊天软件KakaoTalk,“跟中国人交流的机会少,失去了留学的意义”.
在韩国,尹惠营的资质,很难入读顶尖大学,而中国为留学生预备的高考,给予了她步入一流大学的机会.北大与清华是在华韩企最认可的学校,录取留学生的分数也高一截,尹惠营没挤入第一梯队,但考取了人大的市场营销专业与复旦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
她儿时的梦想是做电视导演,“广电专业与我的梦有关.”她说.而考量学校的知名度外,她也自知要提升能力,“韩国企业在华招聘,看中受聘者的汉语水平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程度.”
3.
美国人亚伯是ATLAS中国求职平台的创立者,他和200多个在中国求职的外国青年交谈过.
亚伯看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语言、文化或签证,而是“不清楚自己的职业该怎么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速快,许多公司在这里经营得好,“但要怎样把好的宏观面,转化成自己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呢?”
亚伯给他们实际建议：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去中资企业找机会,去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找机会.
吴耐圣像是亚伯建议的力行者.2004年,他自美国大学毕业,学过一年中文,他为自己规划了轨迹：将中国作为跳板,再凭借中文能力与中国履历,回到美国的就业市场脱颖而出.
最初,吴耐圣在地图上选中贵州的铜仁,“所有提供英语教员职位的城市里,铜仁看起来最小,最不可能有外国人,这是它吸引我的原因.”
当抵达贵阳时,铜仁学校的负责人却告诉他：“那职位不招人了.”吴耐圣在火车上结识的朋友,父亲是本地警官,那警官列出一份贵阳有可能招聘外籍员工的学校名单,吴开始逐一登门.一周后,他遇见了至今仍感念的老板,获得了一份工,去遵义市的大洋外国语学校.
他住在风貌朴素的老城,并在这里接触到中国当代史——通过造访遵义会议的会址、老战场,甚至走了一段长征路.他自觉开始理解,为什么与美国不同的政体能够在中国运作.
吴耐圣回到他毕业的大学工作.但问题是,10个月里,他在故乡染上了思乡病.他去当地的中餐馆,食物却“吃起来可怕”.他想念川菜的辣、京菜的浓酱,乃至吃饭时呼朋唤友的社交生活,他也想念旅途中遇见的姑娘.
“那,我就回来了.”他语调轻快地说当年的决定.他联系了贵州的老东家并重获工作,一年前的旅伴则变作女友.“第二次回归意义非凡,我觉得我回家了.”
吴耐圣留在了中国.2009年,他离开生活了四年的遵义,去往女友的家乡南京.“我从未想过,自己只能做一名教师.”他遇上外国人群体普遍的瓶颈,他们很容易在英语教育行业站稳脚跟,再要寻求突破时.却举步维艰.
在中国,通常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从事教员或翻译工作,而吴耐圣试图扭转：“我能贡献的是设计能力,而非英语.”
选自《南都周刊》
图/阿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