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县乡选举自革命时期至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其间有关制度设计的改进、具体操作的革新,值得回味.
在根据地选举期间,考虑到当时民众的分布状况和基本文化素质,采取了多种选举方式,如画圈法、画杠法、投豆法、烧洞法、背箱子等,比较典型是豆选法.１９４０年１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深入鄂豫边区访问,亲眼目睹了边区民选活动的盛况：不少地方选民在自己“中意”候选人背后的粗瓷海碗里投黄豆、蚕豆或绿豆作选票,最后根据碗中豆数确定人选.史因此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发出“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的感叹.史氏的感叹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面对一群识字无多甚至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这是所能采取的最适宜的选举方式了.事实上当年在进行表决、选举时更为普遍采用的是举手、鼓掌、起立通过等方式.
１９５３年选举法曾规定,选举基层人大代表时可以采取举手表决的办法,也可以采取无记名办法.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进行说明时指出,我们只在县以上采用无记名方法,而在基层政权单位,则一般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这是由于我国当时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
１９５７年以后,除了选举和任免,鼓掌成为主要表决方式.而在１９６６年之后,举手和无记名基本上被鼓掌所代替.
１９７９年的选举法取消了过去的举手表决办法,规定一律采用无记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这在代表选举中得到了较好的实践,但人事任免事项采用无记名表决的要更迟,到８０年代中后期,票决制才先后走进市县区人大常委会会议.８０年代中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用无记名电子按键表决,无停电等特殊情况,不再采用举手表决；１９９０年,人民大会堂正式启用无记名电子表决系统.之后,电子表决开始在省级和少数市级人大常委会推开.
从“丢豆子”到“按键”,这些细节和技术问题看上去和选举结果没有关系,实际上与的实现息息相关.鼓掌、举手、“赞成不用动笔”等表决方式先后在人大会议上被汰弃,以及相关的点滴的“细节之变”,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人大表决方式的变化演进,也可让人品味出中国渐进变革的独特意味和价值.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由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的改变.１９７９年以前,我国的选举一般采取等额选举的方法.１９７９年重新颁布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第一次规定了选举人大代表和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实行差额选举,之后又不断加以完善.差额选举自１９７９年实行以来,不仅在县乡换届选举中得以较好“兑现”,而且在选举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一府两院”领导、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时也得以落实.尤其是１９８６年修改地方组织法时,明确规定了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选举的差额幅度.尽管在差额选举中,违法选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总体情况看,差额选举得到不断健全和发展,成为实现选举人意志和提高选举程度的重要措施.宪法学家吴家麟说过,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争的差额,也不是真正的差额选举.
我们对竞选也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组织搞过竞选,并提倡过竞选.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就对竞选作了专门规定,选举单位“可提出候选人名单及竞选纲领,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止”.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北京市海淀区直选区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要选两名人大代表,其中一名是学生.当时,竞选的大字报、辩论会、演讲、座谈会盛极一时,候选人经常在餐厅、教室、广场进行辩论、回答提问、发表演说.一系列竞选后,一名国政系研究生以登记选民５７％的得票率当选.湖南师范学院、浙江大学等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竞选.但全国县级直选总结报告指出,必须坚决反对“极少数人利用选举人民代表的机会,搞所谓‘竞选’”.１９８２年选举法把“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改为只能“在选民小组会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限制竞选.地方组织法也将地方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差额选举的原则改为可差额选举,也可通过预选实行等额选举.
近年来在村委会选举的推动下,一些地方对完善乡镇长选举制度进行了大胆探索.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政府基于对当地农民要求由自己直接选举乡镇长的回应,在步云乡进行了直选乡镇长的试点.这是中国第一例乡长直选.
与“竞选乡镇长”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竞选代表”.２００３年四、五月间,在深圳市出现了十多个选民在提名之外要求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事例.这些候选人在基层人大的同意或者默认下进行张贴竞选广告、拜访选民的活动,最终结果有两名这样的候选人被选为区一级人大代表.接下来北京市在１２月份也进行了区县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在选举中有二十多名候选人以自荐的方式自己参选.比深圳竞选有所发展的是,在北京的选举中,这些候选人明确提出了对选举的提名程序、候选人正式确定程序和选举竞选活动改革的要求.最终的结果是这些人中有三名候选人被选为人大代表.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了一个进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改革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全国各地以致到都引起了积极的反映,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
总的来说,包括县乡选举在内的我国选举制度发展是渐进的不断完善的,并且正在进步中.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公民意识的不断增强,民众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性也随之越来越高.对于各级人大而言,与民意的真实联结应当逐渐增强,凡是目前法律没有禁止的活动,就应该允许选民在选举中加以运用,通过试验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通过总结经验,上升为立法予以推动,从而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路径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