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孟子传播思想的基础是“性善论”,他坚信可以通过教化发扬人自身的善端来传播并实现其“王道”理想.针对统治阶层和士人这两种不同的受众群体,孟子分别采用了游说和讲学两种不同的传播模式.本文运用拉斯韦尔的5W模式分析孟子传播活动的两种模式,考察特定历史情景中的传播效果,并从历史传承的角度分析其传播活动对中国传统社会传播格局的影响.
关 键 词 孟子；传播；游说模式；讲学模式；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张鸿飞,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4
孟子作为古代文明轴心时代的一位伟大传播者,他的传播活动在当时和后世都备受瞩目.孟子传播理论的哲学支点是“性善论”,他坚信人性本善,可以通过教化发扬人自身的善端来传播和实现其“王道”理想.孟子传播自己思想的主要途径是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两种方式,这两种途径对应的受众分别是统治阶层以及普通士人,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传播模式.这两种模式分别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化道统的重要渊源.
一、游说模式
和同时代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一样,孟子也认为要想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游说在位国君使之接受其主张并付诸实施是最简便而且社会成本最小的办法,所以他将壮年时期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周游列国.在这个传播层面上,孟子传播的核心内容是推行“仁政”.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为“仁政”的政治思想.孟子仁政思想的依据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将“不忍人之心”施行于社会政治中,于是就有了“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孟子·公孙丑上》).萧公权认为孟子“仁政”的具体措施可归纳为养民和教民,而其养民之论,尤深切祥明,为先秦所仅见.养民的措施包括裕民生、薄税敛、省刑罚、止争战、正经界等.孟子主张保障民众基本生存所需的土地和财产,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风化教育.
为了传播仁政,孟子周游列国,不断寻找合适的传播对象.与一般游士不同的是,孟子从事传播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利禄,而是为了传道,因此他对传播对象的选择相当严格,认为只有尊师重道且奋发有为的国君才有资格接受传道.其选择标准如下：一是沽名钓誉无诚意者不传；二是国力衰微没有能力保民而王者不传；三是没有治国才具者不传；四是居高临下不以师礼尊之者不传.
在游说传播模式中,孟子特别强调传播主体的人格尊严.他认为传道者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和自尊,“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只有这样才能志意舒展,言辞得体地进行传播.而受者则应该以虔诚的态度来问道,故“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孟子·尽心上》).面对至高无上的君主,孟子表现出来的精神优越感恰与韩非子以国君为中心、曲意体察受者需求的谦卑形成有趣的对照.这是因为在孟子看来,仁政作为天道,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传道者负有使命,理应成为传播过程的主导者,以其感召力和思辨力来引导受者走上王道正途.
孟子在当时素有“好辩”之名,在游说中充分展现其高超的辩论技巧.其一,孟子非常善于利用语言和逻辑的魅力来加强传播效果,在游说诸侯时常用举例、比喻和类比的方法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用反问、设问来加强论辩的气势.他在游说梁惠王、齐宣王时通篇充满了精彩的比喻,如“明察秋毫”、“五十步笑百步”等,用以强化说理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同时采取环环相扣、层层设问的方法将传播对象一步步引入自己设定的议题,使之难以辩驳,其次,孟子善于使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引导传播对象,例如他从齐宣王对牛的不忍之心推及爱人、爱民的道理,论证其完全能够推行仁政.其三,孟子善于在传播中照顾传播对象的心理需求,因势利导加以启发.其四,孟子“知言”善听,即善于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分析批判,从对方的言辞中了解传播对象的弱点和缺陷,从而有的放矢地加以引导或辩驳.
尽管孟子对游说诸侯推行仁政寄予厚望,但是从当时的传播效果来看却并不理想,各国国君虽然敬重其理念并为其雄辩所折服,但大都没能真正推行仁政,孟子本人对此也非常失望和困惑.如果我们从受众的需求角度和具体的传播环境来看,这一点比较容易解释.首先,现代传播学的卡特赖特模式证明：传播的内容只有符合受众本身已有的认知结构和目标时,才有可能说服受众采纳传者的建议.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连年征战不绝,对各国国君而言,最迫切的需求是保住祖宗宗庙、不被他国吞并,其次是富国强兵、取得霸主地位.因此各国国君所寄希望于孟子的是得到如何生存图强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如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迫不及待地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可是孟子却绝口不谈具体的富国强兵之策,一味宣讲“仁义”的大道理,诚如后来司马迁批评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次,就具体的传播环境而言,孟子的许多主张与时代脱节,显得不合时宜.在谈到施行仁政的具体办法时,孟子主张恢复奴隶制度下的井田制等倒退措施,他的“王道”理想是恢复尧舜时期的社会形态.这种历史退化观显然已经落伍于时代而丧失了现实的土壤,因而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其传播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观照,就会对这一模式的传播效果进行重新评价.孟子所传播的仁政思想虽然没有被当时的国君们所接受,但是当中国确定了统一的帝国模式后却一再被反复推崇,成为了治国的最高理念.这是因为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实行君主专制,除了以“受天命”和“替百姓怎么写作”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以及作为的逻辑.孟子的“仁政”思想正好为统治者提供了这种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并为统治者执政提供了道德力量的支持.况且孟子的“仁政”思想范畴之内的民生诉求有利于养民富国,也与统治阶层的利益相一致,因而受到广泛的重视.秦朝完全忽视这种政治逻辑的后果是二世而亡.后来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缘由也在此.
二、讲学模式
除了游说诸侯之外,孟子传播其思想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聚徒讲学.在这个层面上其传播的核心内容是教导士人修身养性之道,以期通过君子的道德示范——即所谓“礼教”来实现社会的整合,其受众是士人阶层及其精英——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