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人到中年,蓦然一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来得及做,就这样浑浑噩噩,人生居然已经过去一半,或者是一大半.
每一个读书人,最大的心愿除了能坐拥书城、乐不思蜀,如果再有一点点野心,恐怕都想过自己写点什么,最好是也写几本书,写几本能沾沾自喜的书,也就不枉此生了.
读书、写书,这一直是我认为最本分的事情,但在生活中随波逐流,离那种平静的生活竟越来越远了.写过的几本书,译过的几本书,翻检出来,只能让自己觉得惭愧.
一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25岁,那时还在读博士.当时有个出版社叫今日中国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问题报告,我负责其中的财政专题.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就这样出版了.书名叫《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
书里的主要观点是,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因为政府遇到了财政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政府处理财政压力的不同做法,会给之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如果政府先“甩包袱”,就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经济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政府先想到的是征税,那无异于杀鸡取卵,会断送经济增长的活力.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市场化改革,也是政府迫于财政压力,传统的计划体制难乎为继.
这些核心的观点其实并非我的独创,而是出自我的老师张宇燕教授.我曾和他合作过一篇论文《财政压力导致的制度变迁》.《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一书,基本上就是对这篇论文的扩写.我本来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担心张老师知道后责怪我,没想到他反而主动跟我说：“既然你已经写出来了,我就不用再写了.”这着实让我羞愧了很久.如今,原来的出版社都没有了.再读这本书,很多稚气和自以为是的话,让我自己都忍俊不禁.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段心无旁骛、一心写书的日子.
从第二本书开始,就都是随笔集了.而且我越写越快、越写越多.我的第一本随笔集是《出门散步的经济学》.薄薄的一本书,收录了我十年来的文章.我的第二本随笔集是《不确定的年代》,比第一本厚多了,题材也杂乱无章.当时我刚刚毕业,急于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开始疯写财经评论.当时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稻粱谋,写得匆匆忙忙、慌不择路,仿佛醉酒一般.
我的第三本随笔集是《胸中无剑》.这时我已经过了30岁.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不是因为里面的文章,只是因为书名.之所以叫胸中无剑,是想表达我对人生的一点感悟.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中讲过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拳的故事.张三丰演示了几遍,问张无忌记住了没有,张无忌思索半天,说：“全忘了.”旁边的人都为他着急,张三丰反而大喜,因为意在其中,忘了招式才算真的学会了.人生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发现,放弃比得到更重要,忘记比记得更重要.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忘记名利,甚至忘记学术,只听从兴趣的召唤,做一个普普通通、完全本色的人.到现在为止,我的博客和微博还用着“胸中无剑”的名字.
在那之后,我又出了两本随笔集,一本是《失衡之困》,一本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前者主要是写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后者则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写的一些评论.我本来想把这本书取名《谁忘了穿泳裤》,取自巴菲特的名言：“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没有穿泳裤.”我的意思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原来的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都没有穿泳裤.编辑看到这个书名直挠头,说叫这个名字没准会被放到体育类的图书架上.所以他把书名改成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他忘了,叫这个名字还是有可能被放到体育类的书架上.出完这两本随笔集之后,我已经失去了写财经评论的兴趣.天天紧追热点、指点江山,不是我心里想做的事情.
二
除了写书,我也翻译了几本书.我翻译的书比自己写的书卖得好多了.我接的第一个单子是翻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说实在的,我并不看好这本书在中国的销路,也不赞成书里的观点.之所以同意翻译此书,完全是因为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孙桂均老师太会说服人了.我没有想到,《世界是平的》卖得极其火爆,一时洛阳纸贵.
我遇到的最想不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次到河南某地讲课,一位当地的官员执意要请我吃饭,但说要到吃饭的时候才告诉我为什么请客.我因为好奇就答应了.饭桌上,他跟我讲了个故事.那年春节,他去海南度检测.上飞机前,有人送他一本《世界是平的》.估计飞机上实在无聊,他就翻了翻书的前两章.回来之后,很快公开招考干部,他报名了.拿到考卷,最后一道大题是：试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的观点,谈谈我市未来的经济发展思路.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如果你要读《世界是平的》,看前面两章就足够了.后来,我又陆续翻译了几本弗里德曼的书.最新的一本刚开始卖,是他和国际政治学家曼德鲍姆合著的《曾经的辉煌》.这几本书都是我组织学生翻译,然后我校译的.说是校译,但常常要自己重新翻译,搞得我苦不堪言.诚实地讲,这几本书的翻译质量都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标准.
我翻译得最差的一本书是《维基经济学》.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就找了一位英语专业的朋友一起翻译.可是他也没有时间,就找了一群学生翻译.当我拿到译稿的时候几乎晕倒.出版社急着出书,不得已,我理顺了一下译稿中的文字,不情愿地交给了出版社.细心的读者已经指出,这本书的翻译错误极多.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中向大家道过歉.现在,向所有的读者再次郑重道歉.这的确是我的过错.
我翻译的书中,有一本自己是满意的,那就是雷默写的《不可思议的年代》.雷默是我的好朋友,他曾是《时代》杂志最年轻的国际版主编,也是“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他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基辛格博士“钦定”的传人.这本书写的是他对国际问题的思考,他对未来充满了忧患意识.书中旁征博引,介绍了国际政治、复杂科学、认知心理学,甚至传染病学的思想,也讲述了雷默采访真主党游击队、对冲基金经理、戈尔巴乔夫等形形色色人物的故事.书中的很多思考,让我受益匪浅.出于对朋友的负责,我独自承担了翻译任务.那一年的春节,我枯坐在书斋里,以每天一万字的速度,译完了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