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解海龙,报道摄影师,河北景县人,生于1951年5月,作品有希望工程纪实系列、唇裂儿童组照等.他拍摄的纪实照片对“希望工程”这场全民性的捐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武仕：摄影在专业类别上也有很多区别,“希望工程”用的您那套“大眼睛”的照片,是您自己主动搞的专题创作,还是受政府委托去拍摄的请您介绍一下创作的过程.
解海龙：我从1980年到1989年一直在学摄影,最基本的东西都学会了,得个什么奖的也没问题了.你只要给我出个题,我脑子一转,就知道我能得什么奖,还没拍就能知道.他们都叫我“获奖专业户”,我也觉得正好,那时候咱们搞文化的不就是想出点名嘛后来就有人开始挑剔了,他们不问我怎么得奖的,而是说“你有没有不是为了参赛而拍的片子,拿出来让我们看看！”我说：“拍了的都得奖了,没得奖的片子没拍过.”
武：他们是想看您思想性更深点的,更专业化一点的作品.
解：是呀,人家说“改革开放”你就拍“改革开放”,人家说“可爱中华”你就拍“可爱中华”,一天到晚就追着媒体转,你有没有自己的东西呀我也觉得干了都十年了,没什么劲了,就把相机封了起来.
武：九十年代初,可是下海经商的好时候哇.
解：可是我就不会做写卖,挣不了钱.我曾经在文化馆承包了一个小酒吧和台球厅,喝着酒打着球,还觉得挺好,一年下来就赔了两三万.于是我就有个决心：“你们都下海,我就上山.”上山干嘛去呢就是去拍一套不为获奖的、能记录这段历史的东西,等多少年后想了解这段历史,哎,我这有.我就在农村里转悠,看到一些孩子在学校门口坐着玩,也不上课.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上学去”“没钱.”小男孩是说一句话就跑了,小女孩呢,是不好意思,就哭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些农村儿童失学比例很大,十个中间得有两三个不上学,我想我就要去拍他们是如何渴望读书的.
我决定了之后就跟朋友商量,他们有一种担心：“你可别自己惹事,这个题材有点灰,你这是给政府添麻烦,你拍的全是上不了学的孩子,国外一看中国怎么这样呀”我呢我觉得这有点过分了吧那边明明是没学上,穷得要命,这边你想说句话,还得琢磨谁高兴、谁不高兴等你都高兴了这帮孩子又成文盲了.
我在甘肃的会宁县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十二三个人,都是目光呆滞,大的四十来岁,小的二十七八,没一个成家的.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还没成家呀”“没钱呀.”“为什么没钱呀”“没文化所以挣不着钱.”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如果中国一天到晚就说大话,结果呢,就是出来一拨又一拨的文盲,那不全是虚的吗所以我就决定如实反映中国农村那帮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现状,我觉得城里人不会无动于衷的,他们只要帮一个孩子上学了,我这张片子就没白拍.
武：然后您抬腿就去了
解：我回来跟领导说：“我要用一年时间把全国各地的贫困山区都跑遍了等”领导说“停、停、停,打住！你这叫旅游,我还想把全国各地跑遍了呢.你得说实际一点,多长时间拍出多少张照片来在哪个省再缩一缩！”那我就不敢再说黄河以南了,干脆就说黄河以北吧：“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这四个地方总行了吧”而且我去的地方都是特贫困的地方：山东沂蒙山,山西太行山,河北燕山一带,河南也是穷地方等
为了不瞎跑,我还去一些图书馆看了一些资料：中国十几亿人吧,有两亿文盲,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不在校的学生,按不完全统计达3700万.我觉得这是实话,就是百分之三十多,因为从7岁到13岁在校的孩子是一个亿,于是就把这些数字全抄到本上,开始做这件事.
武：那是在什么时候就一个人去的
解：1991年3月,我去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门口那儿有一个黑板,上边写着“希望工程”.我问旁边的人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我们团正准备搞的一个活动：是劝社会上的人少抽一根烟,少喝一杯酒,给农村的孩子们写一根笔、写一个本子.”于是我就跑到团去了.
武：是一个正准备搞但是还没开始搞的活动,您找对题了.
解：我和他们说：“我是文化馆的一个摄影工作者,我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在文化馆工作了十年时间,得了三百多个奖,基本功扎实；第二、文化馆已经批准了给我一年时间在外面拍片子,如果你们同意,我跟领导一说就没问题了；第三个呢,我毕竟还当过农村的孩子嘛,对农村比较了解.”他们领导听完了以后说“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我说：“有呀！两条呢.”他们听完以后马上瞪眼睛,我说：“第一条呢就给我开个介绍信,证明我的身份,我可不是专门去什么落后的东西；第二你得给我一个地图,注明最急待我去的地方.”他说：“还有吗”我说：“没了.”“哎,你怎么不提钱呀”我说：“我知道你们是没钱的单位,如果我跟你们要钱,那就是要饭的碰到叫花子了.”他说：“你不跟我要钱,我就知道你是真的了,这事好办了,签约吧.”真正拍片子是1991年4月份以后才开始上路的,我前期的工作做得比较扎实.
武：做了很多的调查
解：我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大别山老区跑遍了,“大眼睛”也好,“小光头”也好,还有流着鼻涕“我要上学”的也好,还有姐姐把得到的救助款让给妹妹,妹妹哭了的也好,甚至于还有背砖的小女孩等等的片子都出自于大别山.我这一趟出去,收获特别大,而且通过拍这些东西,修正了我的创作道路,首先考虑的是用事件去打动人,而不是用什么艺术性去夸张.那一年,我去了12个省份,到了1992年4月份,我拿出整套的东西交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回来以后,青少年基金会的人非常感动,大家都流着泪掏钱,急切地希望办个展览.就在4月份,首先在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请了五十家新闻单位,每个单位给一套照片,一套40张,所以那时候呀,几乎天天都有我的摄影作品在各种书刊里出现,我成当时的新华社了.我觉得这题真的选对了,因为这里面有当时三个热门话题：一是关注贫困；二是关注教育；第三个就是关注儿童.搁在一起就是“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展览”.
武：这个该是您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奖了.
解：一夜之间成名人了,这也请那也请,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老百姓的故事》,任何一个有名的栏目全来找我,你想想那时候才有几个东方之子,老早就把我排上了,等于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这件事被社会认可了.
武：当您改变了这么多孩子的命运的时候,是不是也改变了您自己的命运
解：我呢也从崇文文化馆调到《中国青年报》当记者了.于是更如虎添翼了,整天坐着火车、飞机满处跑,相机也是公家的了,胶卷也随便使了,社会上很多人做我的后盾,只要我拍到哪个穷孩子、穷学校,他们就帮着他上学就给盖学校.
武：当好人的感觉,会不会觉得累
解：曾经有件事,1993年的12月,诞辰100周年,我去西柏坡采访,这个时候就收到了一个一千块钱的汇款单,上面也没有什么话,我想我最近没发表什么作品呀,稿费也不应该这么高呀.后来收到一封唐山来的信：“我们是《唐山晚报》和《劳动报》的记者,也报道过贫困儿童上学的问题,但是没有你的功劳大.这两天我们又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个歹徒在抢妇女东西的时候,被我们抓住,扭送到机关,机关就给我们戴上了大红花,而且每个人给了五百块钱.这个钱,我们不知道怎么用,还是给你,你认为该把这个钱给谁就给谁.”这个钱的含金量是高的,拿了这个钱我就在农村转,找到一家,两个孩子都失学了,一个初中、一个小学,父母和奶奶在一年之中都不在了.这笔钱给到这家人是救命的,(他们)跪在那就磕头,我说：“你要磕,也别给我磕,你们就往唐山那边的方向磕.”这样的事情我会经常讲给大家听,不要老讲有钱人怎么帮助人,也要讲没钱的人怎么帮助人,甚至于“坏人”经过这种事都变成好人了.咱们把这个事比喻成“高压电”,如果有权利的人拿着这钱干别的事情,那真是天理难容,谁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谁就会被电死！
贵州窖子山煤矿有242个犯人寄给青基会1106块,他们每个月有五块钱的零花钱,这是每人三块、五块凑出来的钱,他们说看了我的照片非常感动,说“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不希望小弟弟、小妹妹再像我们似的,因为没有文化成为法盲而导致再去犯罪,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上学.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犯人.”我去看他们,给他们讲些故事,然后给他们鞠躬.我说：“你们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你们是闪光的,我代表山里的孩子给你们鞠躬.你们要在服刑的这段时间里面,多做好事,早些出去,到时候,你们会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为社会做好事的.”全哭,我讲这个的时候,全哭！
武：是呀,这样的故事非常感人！
解：这样含金量高的故事还多着呢！希望工程到现在十二年了,已经收到捐款十九个亿了,极少发现贪污腐败的事情.230万个孩子回到学校,还盖了8335所小学.
武：可是这十几年解决的,连百分之十都不到.
解：虽然也是杯水车薪,但是你帮助几个孩子上学了,其他的稍微富一点的也就让孩子上学了,大家都认识到“莫为近利误前程,快速自立去读书”.上次我坐出租车,的哥认出我来了,说：“我们一天工作8小时也就交个份儿钱,要想自己挣钱还得加班,一天就挣这一百多块钱,你看我们苦不苦但是把这钱给孩子,我愿意,也别光我一人,北京有6万的哥呢！”后来就办了一个“北京的哥献爱心”活动,盖了好多希望小学.
有一个教授,获得了“中华人口奖”的两万元奖金,获奖他是知道了,但奖金还没有收到就死了,得了癌症.临死之前留下一句话：“等我的奖金到了,一定要给那个记者打.”结果一个老太太,是人民大学的,给我打了个,让我去她家一趟.一进门就说：“这是我老伴刘宁,已经去世了.”(遗像)旁边摆着几个苹果,还有一个信封,里面是那两万块钱.她说：“你把这钱拿走吧,这是我老伴的遗言.”你说你能不感动吗有好多非常感人的故事,汇集在一起,确实是能让人思考.
武：做一个好人着实不容易,就是按照好人做事的思路去想一想,都能让人改变不少,演《离开雷锋的日子》的那个演员――刘佩琦,还有演《孔繁森》的那个演员,演完好人以后,受到感染,就完全沉浸在里面了,好得不能自拔,一年都接不了其他的戏,什么都演不了了,接茬演好人还行,我现在是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了.
解：就说雷锋干了好事不留名这点,现在很多人已不可能做到了,做好事可以,但不让留名,心里就会难受.有一次我做了一件好事,人家就没问我叫什么,我就特难受.我上厕所,厕所里有一个钱包,地上有好多卡,还有一个,我用纸把它拿起来,擦干净了一看,就在我家旁边不远,也就2里多地,于是我就把那些卡都装到一个袋里,臭烘烘的,按着地址给人家送去了.在门口一喊,叫什么名儿的有没有一女的出来了,她说：“我儿子就叫这名呀.”“他丢东西了没有”她说：“丢了,丢了一钱包.”我就把东西全抖了出来,“哎呦！”他妈这捂着嘴,“这么臭.”我心里说：“大妈,您别嫌臭,这些都是我一张一张拿手捡起来的.”(她说)“啊,好、好、好.”捂着鼻子,“再见,再见！谢谢,谢谢再见.”“哎她怎么不问我是谁呀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呀”您要是问,我就赶紧告诉您,我就会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我是记者.”我也为记者拔拔份.嘿！不问,我就觉着她不会办事,我就觉得我冤.我说这个是想说什么呢青基会有规定,捐款不能不留姓名,有一个人他给“希望工程”捐了好多钱,就没留姓名.河北石家庄青基会收到一笔捐款,这个捐款是寄去的,没法查,上面只写着“李先生”,地址也没有,这份钱里的一部份就到了一个农村孩子的手里,他上了学了,他爷爷领着他的孙子,扛着一袋黄豆到石家庄感谢去了,结果一查捐款人只是“李先生”,老汉就特别失望,领着孩子往回走.电视台把这段录下来了,给播了,结尾说了一句话,让我眼泪都流出来了,电视里说：“大爷,您别为这事发愁,其实您没白来.您看,就在您的旁边,与您擦肩而过的,不都是李先生吗”
武：你最近又重新拍“大眼睛”了.
解：只要是山里孩子都上学了,“希望工程”也就达到目的了,最早我们说的口号就是“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没上学,‘希望工程’的神圣使命就没有完结”.而且返贫的也有呀,这个困难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天灾人祸什么的.
“希望工程”这个名字是金牌子,一提它就能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小偷一听,手都能缩回来,甚至会说“咱们偷一天,都捐‘希望工程’.”咱们关起门来说,有的人曾经做过对不起社会的事,他也会通过这个“希望工程”来洗刷自己的灵魂,大有人在.虽然“希望工程”不搞了,但这种公益事业还要搞,搞什么呢远程教育,配合全国教育在全国任何一个村子都配一台电脑.
武：所以你们就给“大眼睛”送了一台电脑去.
解：对,现在十年过去了,“大眼睛”上高二了,新的渴望有了,要接受高科技教育,缩短城市和农村的数字鸿沟,因此就决定还拿苏明娟说事：昨天她要上学,今天她要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