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金融资本撤出农村
据测算,中国农村对金融怎么写作的需求缺口至少在2400亿元左右,在目前其他常规贷款模式对于吸引金融资金回到农村无能为力时,需要通过小额信贷模式来支撑农村金融市场
河南省南乐县杨村乡三里庄村的老农李鹏良一提起贷款的事儿就头疼.去年他与其他七户农民合办了一个养牛场,想贷款1万元.这些年,给农民贷款的正规途径逐渐萎缩,惟一机构是当地的信用社.李鹏良不知跑了多少趟,1万元总算贷着了,可是最后拿到手的却只有4900元――有5000元信贷员说代他了存款,为的是完成吸储任务；另100元则算他“自愿”给信用社充做股金.没办法,后来又要贷款时,就只好通过民间渠道,月息全都在8厘到1.2分之间.
“如果能顺顺当当借到钱,谁会去借呢!”李老汉感叹.
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难,这不仅仅是李鹏良老汉一人的痛苦,而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实.中国研究农村问题的知名专家温铁军最近从调研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金融资本在农村赚不到平均利润,大量的金融资本正在撤出农村.
事实上,这个结论正在被中国各地农村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所验证.根据人行山东省日照市中心支行的调查,自1995年以来,日照市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数额高达20亿元以上,占同期全市农村存款增长总量的66.7％.而根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估算,即使是在山东这样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全省农业至少也存在着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
温铁军认为,大量资金逃离农村,其原因就在于农村的贷款点多、面广,单个贷款的额度小且分散,况且农业贷款还受到自然和农产品市场等诸多不可测因素的影响,贷款成本相对于“黄金客户”要大得多.与此相关的直接后果是,农村重新占领农村信用市场.据他介绍,在他去年调查的15个省的40多个村中,民间借贷的发生频率是95％,借贷发生频率是85％；农民中33.8％是生活性借贷,另外29％是必须支付给教育、医疗等部门的垄断性消费,只有11％用于农业生产.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也支持着温铁军的结论.调查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为1008.56元.如果按全国2亿农户计算,1999年全国农户民间金融市场贷款量高达2000多亿元.这意味着农户在从正规金融机构中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怎么写作时,只能被迫转向民间信贷市场.
中国的农村金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初步形成了由农村合作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民间借贷市场构成的金融体制格局.然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中最主要力量的农村信用社,近年来其生存状况却是每况愈下.早在1996年,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亏损总额就已高达146.1亿元,1997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有110.1亿元,亏损面达42％；信用社历年挂账亏损还有433亿元,全国有1.3万个信用社资不抵债 ；1999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中有80％以上资金充足率不到8％（参见《财经》2002年第11期《农信社改革步履蹒跚》）.
艰难的经营状况,对于大量资金已经撤出的农村无疑是雪上加霜.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有20％人口属于低收入人群,总数约为2.5亿～3亿人、五六千万户,但目前能够从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中获得信贷怎么写作的低收入农户,不超过1500万户；即使是已经得到信贷怎么写作的农户,其需求也大多没有完全得到满足.
据记者根据多方面数据进行的测算,如果以现有5500万低收入农户计,尚有约4000万户没有得到过信贷怎么写作；即使为剩下的每户提供一次1000元的贷款,全国农村的信贷产品需求缺口也在400亿元以上；而现有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上的近2000亿元贷款量中,除去一小部分属非政府组织的信贷活动,其余基本都属于不合法的民间.仅就以上两者累计,中国农村对金融怎么写作的需求缺口应当在2400亿元左右.
如此庞大的缺口必然对中国农民的脱贫与致富构成巨大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专家把眼光转向了已在中国农村发展了20多年、却并未能在农村金融怎么写作方面起到主导作用的小额信贷上.
小额信贷本是一种向具有生产能力但不具备社会信用和资产、难以获得金融机构融资的贫困人群提供创业资金的融资制度.多年来专门研究小额信贷问题的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贫困与发展研究室主任汪三贵就曾在多个场合呼吁以小额贷款弥补农村金融需求的缺口.他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更明确表示,小额信贷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针对农村金融市场特点的金融怎么写作模式,特别是在目前其他常规贷款模式对于怎么写作农村无能为力时,更需要通过小额信贷模式来支撑农村金融市场.
问题是,中国小额信贷的现状并不让人乐观,小额信贷的行政性目标、有限的资金来源、利差微薄及缺乏激励阻碍着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更深层次的金融怎么写作.
“严格地说,中国目前尚没有一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提供小额信贷怎么写作的专门金融机构.”汪三贵有如此结论.
作为扶贫手段的小额信贷
中国的小额信贷走上了一条以单纯的扶贫为目的、渗透着大量行政手段的发展道路,甚至在小额信贷引入中国已20多年的今天,不少人仍然习惯性地认为小额信贷是扶贫手段而不是金融怎么写作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小额信贷在中国农村的实际功用仅仅止步于扶贫.
20世纪80年代初,小额信贷作为国际援助机构扶贫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特殊的资金使用方式,开始在中国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验.从1993年起,一些非政府组织举办了一批小额信贷项目,并建立了一些专门小额信贷机构.1997年以后至今,中国政府也开始采用小额信贷方法用于扶贫工作,小额信贷作为一项重要的扶贫到户措施,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大多数贫困地区,并因其精确瞄准贫困个人的特点和较高的贷款回收率,被普遍认为是最成功的扶贫模式（参见《财经》2002年第7期《扶贫转型：从行政到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小额信贷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政府工作的色彩,始终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动的.于是,中国的小额信贷走上了一条以单纯的扶贫为目的、渗透着大量行政手段的发展道路.甚至在小额信贷引入中国已20多年的今天,不少人仍然习惯性地认为,小额信贷是扶贫手段而不是金融怎么写作.
现实也验证着人们的这种看法.依照与政府关系紧密程度的不同,中国小额信贷的组织类型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其他正规金融机构操作的小额信贷（农村信用社）、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三种类型的组织在资金来源方面各不相同.政府小额信贷机构的小额信贷资金纯粹是政府贴息贷款；农信社的资金一方面来自其社员的入股资金,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其正规金融机构的地位吸收外来存款,但由于其权属关系几经变动,信贷行为有很浓重的行政色彩；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则更为多样化,有一些是政府划拨的优惠资源,也有个人或组织的捐赠,以及部分贷款和自我运作收益的再投入等等.
在机构的地位上,农行与农信社属于正规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是其日常金融活动的一个部分.而除此以外的小额信贷机构,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几乎都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群众性团体,本身并不具备开展包括信贷在内的金融怎么写作的资格,但在扶贫的名义下,实际开展着小额信贷工作.
当然,在中国金融政策没有松动的情况下,作为过渡办法,以扶贫的名义默许非金融机构运作小额信贷,才使得大量小额信贷机构得以生存和发展.“小额信贷属性的模糊化一方面限制了小额信贷机构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却也给更多机构以更多的机会来参与小额信贷事业.”汪三贵对小额信贷这些年来的发展路径如是评价.
不可持续的未来
小额信贷机构要想长期维持下去,起码在财务上要有利可图.尽管目前小额信贷发展得蓬蓬勃勃,但由于不考虑盈利和回报,其未来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则大有疑问
扶贫事业催生了中国的小额信贷,这固然是小额信贷的机遇所在,但也正因为扶贫的非功利因素,使得社会上包括举办者对小额信贷的经济效益缺乏应有的关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研究小额信贷的专家忧心忡忡地认为,尽管目前小额信贷发展得蓬蓬勃勃,但由于不考虑盈利和回报,其未来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则大有疑问.
有机构曾对陕西省洛南县农行的小额信贷经营作过测算,结果是,在不考虑贷款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的情况下,洛南县农行每发放100元小额信贷款就亏损2.4元.
更为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于操作费用增而不减,更有农行系统下管理的小额信贷还款率不高.以洛南县农行为例,其小额信贷的实际还款率仅仅50％,另外有30％通过努力有机会收回,剩下的20％就基本上成为坏账了.
据商洛地区扶贫办对全区200个扶贫分社的调查,1999年为农业银行代管催收小额信贷款的扶贫分社中,只有约30％左右的机构其还款率在80％以上,还有40％的扶贫分社,还款率已降至50％左右,另有30％的机构,还款率只有30％左右.
在贵州,一年期的小额信贷款的还款率也只有50％左右.
在此之外,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的状况也值得关注.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其2001年的年报显示,2001年总收入合计为6531.66万元,但在其中,属于捐赠的资金与物资总计高达5101.2万元,占其总收入的大约78％.这就意味着通过机构自身项目的运作所产生的效益只有656.83万元,只占总收入的大约10％.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被称为“农户自立能力建设”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截至2001年12月底,已经累计放款4285.6万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所新增的放款就达到1588.6万元.放款的激增,当然也是与其当年募捐收入大增分不开的.
如果考虑小额信贷机构所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那么小额信贷的利润就更低了.中国目前涉足小额信贷的机构大多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或能通过不同的其他渠道,获得一些无需支付成本的信贷资金.这些资金没有成本或成本很低,因此尽管在财务账上没有亏损,在事实上它还是亏损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吴国宝副研究员在评价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问题时,针对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管理的虞城扶贫社、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管理的贫困农户自立能力建设支持性怎么写作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交流中心管理的乡村发展协会三个小额信贷机构,估测了它们获得的各种补贴中包括补贴、免费或低于市价提供的资源,同时对机构的外部管理层与之发生的相关管理费用进行了估测与分摊.从他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不考虑分摊费用的情况下,虞城扶贫社已经实现了操作上的自负盈亏,但如果这些小额信贷机构所使用的资金以市场利率来取得,它们将没有一个可以做到盈亏平衡.
作为将小额信贷正式引入中国之第一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副所长杜晓山指出,一般性扶贫项目主要着眼于公平和社会效益,多为财政支出和补贴,不要支平衡,而小额信贷扶贫则应侧重于效率和经济效益,要大于支,以求项目机构能得以自我生存和持续,最终能更长久地为低收入或贫困群体怎么写作.
小额信贷机构要想长期维持,就要注意其可持续性,最起码在财务上要有利可图.杜晓山认为,小额信贷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扶贫活动,当然应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小额信贷的运作要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必须逐步实现利率的灵活性.
政策阻力
由于受到利率政策的限制,不能灵活确定利率,大多数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仍只能基本实现账面上的盈利,一旦计入各种进入机构的低息贷款的机会成本,没有一家能实现盈利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吴国宝副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阐述了一个看法：小额信贷在中国,是“既生适其时,又生不逢时”.
“生适其时”,是因为小额信贷在中国出现时,正值中国农村扶贫攻坚进入关键时期,而政府的救济式扶贫的绩效又颇不彰显,小额信贷遂作为一种有效的扶贫模式被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扶贫方面接纳,而不像其他新型组织和创新方式,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承认.
而“生不逢时”,则是指它在起步不久,就碰上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在如此背景下,小额信贷这种金融创新,无法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青睐和接纳,更不用说为之制定特殊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宏观气候下,小额信贷机构向金融怎么写作机构方向发展的努力受到了政策的阻挠,而这也使得小额信贷停留在一个模糊地带,其盈利和可持续发展也无从谈起.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利率的限制.根据《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制定、调整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及其利率浮动幅度.另据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关于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通知》,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型企业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为20％,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为50％.
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的刘文璞告诉记者,由政府组织操作和使用扶贫款开展的项目,以国家扶贫贴息贷款利率为基础,实行的是政府既定的低利率方针.尽管小额信贷机构可以通过分期还款、适当加收管理费等方式间接提高利率,并且多数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实际收取的利率已经高于央行确定的基准利率,但这些调整毕竟没有得到央行的政策支持,小额信贷机构仍只能是在扶贫的保护伞下涉险而为.
更重要的是,没有利率政策的支持,小额信贷机构便不能合法地根据市场需求和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灵活确定利率.由于央行不将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视为合法的金融机构,且政府部门与央行也没有对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金融机构提供任何技术支持,这也限制了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融入中国金融体系的进程.
就农业银行而言,其所使用的小额信贷资金是政府的贴息贷款,在运作小额信贷时执行低利息政策,年利率为3％.但在陕西商洛地区执行时,在贴息贷款年利基础上另加了1％管理费,在四川的乡村发展促进会也曾执行过8％、6％、5.4％的利率政策.而汪三贵研究员经测算后认为,在中国一个小规模的小额信贷机构需要20％左右的利率才能补偿操作成本.
由于获得政府补贴机会较少,非政府组织在操作小额信贷时,为了能够长期运作,对通过利息覆盖成本、获得收益有着更强的激励.因此,非政府信贷机构所要求的利率相对于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和农信社更高,平均有效年利率在13％以上.但若考虑到资金不可能全部投放到小额信贷用户,机构最终能够实现的年利率要大大低于这个理论数字,在中国一般也就在5％～9％.
即使在这样的利率条件下,大多数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仍只能基本实现账面上的盈利,一旦计入各种进入机构的低息贷款的机会成本,目前还没有一家能实现盈利.因而,在目前贷款利率未能放开、机构开展金融怎么写作又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所建立起来的小额信贷机构,自然也就不具有向可持续机构发展的机会.
而目前阻碍农信社向可持续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问题,除贷款利率在短期内不可能放开,还有农信社多年积累起来的历史负担.事实证明,农信社在中国的金融体制中,是一个既得不到政策与资金优惠,同时又必须承担大量政府职能的部门,其自身权属不明,直接决定了它也很难有机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
循序渐进
可以实行“两步走”的方案：首先放松在利率方面的管制,允许小额信贷机构通过利差赚回投资；第二步再允许吸收存款,当机构的实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政府具有了监管的能力,再让这些小额信贷机构成为真正的专门金融机构
很显然,只要小额信贷能真正实现有利可图,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就会立刻出现一大块竞争不足的蛋糕可供切分.但制约中国小额信贷机构向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也同样明显：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利率受到严格的控制.
小额信贷在起步时期不具有正规化的机构身份,这几乎是在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小额信贷时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努力使得机构正规化,变为合法的金融机构,一般的做法是：首先确定明确的发展目标,通过怎么写作培养客户群,建立机构良好的信誉；其次则要努力加强小额信贷组织与管理制度的建设,在资金来源结构和经营管理方面逐步达到正规金融机构要求的标准；然后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获得金融监管部门的法律许可,成为正规或特殊的金融机构.
迄今为止,央行除对农行及农信社的小额信贷有所规定外,还没有针对普遍的小额信贷行为的专门和正式的政策.记者几经查找,甚至未能发现央行对于小额信贷的一个规范定义.但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铁的纪律.
汪三贵研究员在认同央行的谨慎时,同时也认为,能否成为真正的金融机构,对于小额信贷组织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将决定机构是否能够吸收储蓄.机构只有成为正式的金融机构,通过取得外来储蓄这类相对稳定而廉价的资源实现自我繁衍,而不是依赖于不确定的捐款、赞助,才能保障长期的持续发展.央行对于小额信贷的的态度越保守,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意识就会越弱化,也就越来越难以发展成为正规的金融机构.
汪三贵提出,为了小额信贷的健康发展,有必要给予小额信贷机构在机构地位、利率设定方面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设计了一个“两步走”的方案：首先是放松在利率方面的管制,但并不允许这些小额信贷机构吸收存款,先通过个人或机构的钱,通过利差赚回投资,这样在金融上国家并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第二步再允许吸收存款,当机构的实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政府也具有了监管的能力,再让这些小额信贷机构成为真正的专门金融机构.毕竟,通过存款作为长期且廉价的信贷资源,对于小额信贷的长期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小额信贷机构将来甚至可以发展成区域性的小银行.
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在金融政策上一直非常谨慎,但终于在2000年初,出台了《农村信用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条例》,又在去年年底出台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这意味着央行已经开始在正规金融制度框架内逐步认可过去主要由群众性团体实行的社会担保贷款方式,正在考虑如何通过金融创新来改善对缺乏抵押和担保能力的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怎么写作.
“这些都是可喜的迹象.”汪三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