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王松奇(中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创造土壤比强调金融家精神更重要
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从1984年以建立银行为标志的,迄今已经有21年之久了.这些年来,金融领域的改革中最值得商榷的,可能就是商业银行的改革.这样说的理由是：银行改革进展缓慢；已经实施股改的效果大多不甚理想,不少银行虽然名义上有了股份制的形式,但是它的运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至于“工农中建”,问题就更突出了.现在银行改制上市的过程中由谁来入股,能不能找那些没有产权同构性弊端的投资者来入股?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问一些外国投资者,你们愿不愿意入股我们的“中农工建”?他说不愿意.为什么呢,第一盘子太大.拿出很多钱也可能只是个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上,在许多经营管理问题上,新进入的战略投资者没法对原来股东施加影响.第二就是原来的历史包袱太重.外国投资者搞不清中国政府让人家入股,是让人家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是让他们为原来的所有者火中取栗.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这些外国投资者谈得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的“工农中建”在改革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其行为模式并没有改变,原来体制的影响力和惯性太大.现在要在“工农中建”旧有体系中形成真正的银行家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强调培养金融家精神、银行家精神,关键是一个怎么造就一个金融环境、金融土壤、金融生态的问题.社会应该提供一个市场平台和一套人才评价体系,造就一个金融职业经理人阶层.如果客观上有了这样一个环境,我认为所谓重塑金融家精神的土壤就具备了.
王君(世界银行高级金融学家)：
商业银行治理的关键在公共治理
现在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特点.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对一个如此庞大的国有银行体系进行公司治理改造,怎么样在执政党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先例的一个事情.
公共治理是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的?从银行领域来说,我觉得影响无处不在.
比如人事任免问题,把一个本来由银行家金融家决策的专业的商业问题,一个由市场来决定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决定.这样就使得中国目前在银行领域工作的各级管理者,实际上具有非常复杂的身份和多重目的.显然,一个人可以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政府官员,甚至很有政治头脑,人缘也很好,很会处理各种复杂的人员关系、社会关系,但他未必是合格的银行家.而真正具有银行家精神的人到了中国目前的银行体系里,可能一天都混不下去.因为中国的银行家,需要面对的是大约十余个有权决定他的命运的人,但是却没有人,或者很少能有人单独地决定他的升迁,以及成功与否.这样一来就造成所谓的“divided loyalty(割裂的忠诚)”,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该向谁效力,该对谁忠诚,该为谁负责.在这样的土壤上是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金融家和一个金融家集体来的.
中国现有的国有银行除了政治化倾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历年来缺乏商业化取向.这就是说银行是要以赢利为目的的,而不要再跟他说支持经济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社会责任等等冠冕堂皇的话.
在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地方,要想实现真正的商业化取向,不明确私人所有者的地位和身份,从长期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国有银行真正成功的极少.原因在于,政府的政治目标使他无法模仿纯粹市场的商业行为.我还想说明的另一点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不管愿意与否,不管是否决定商业化和私有化,在近期内政府都有责任担负起所有者的功能.当然从另一方面,从长期、根本上看,我们认为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这里显然存在一个内在的悖论,一个两难的选择,现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困难也就在于此.
王巍(万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场竞争是银行改革的惟一出路
中国有没有金融家精神?我认为有,但在企业家里面,不在金融界里面.我看到大量的民营企业,大量的上市企业,他们什么资源都没有,通过种种金融手段,把企业搞得这么大.所有金融家应该具有的金融手段,在企业和民间全都有,他们都是金融家,只是名分得不到不承认,“妾身不分明”.
我个人感觉中国的金融界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后形成的金融管理军事化,80年代改革后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并不是市场型改革,而是精英设计,拿所谓国计民生的金融界作为管理者的试验田,体现自己的才智和作为.正确的方法,我认为应该走到第三个阶段,要靠竞争形成中国的市场,在竞争中形成体系.怎样来实现这一点呢?没有别的招.政府退出,越快越好.为什么金融界问题这么多,为什么银行现在是千夫所指,腐败堕落成群呢?就是因为管制当局太精明了,太有战略,太想有作为了,太想取代市场而亲自动手了.现在的其他产业,如家电业、服装业等,各行各业都进入市场经济了,都发展得很好.金融现在成了中国最大的问题.不要把金融太神秘化了,太特权化了.至于改革需要什么方案,市场有自己的行为,有自组织能力,肯定会在竞争中形成很多东西,只要政府给条件.
易宪容(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金融改革要适应中国的体制现状
我们现在只能按照我们现有的体制慢慢改下去.比如我们有一个战略性的方向思考,把国外的经验引到中国来,但怎么移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公司的治理结构跟欧美国家,或者跟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差距比较大,那么我要问标准在哪里?他们那套体制,或者他那套标准拿到我们中国的银行改革上来,不一定适合中国.中国这么多年,不管是引进现代公司制度,还是引进资本市场,进来之后不仅仅制度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欧美国家比较成功的东西,在中国有没有这种条件,有没有这个环境生存下来?如果没有这个环境,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寻找一个最优的方案,目前来说是个重要的事情.
蔡重直(资深金融家)：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应由市场来主导
王君认为应该由政府强势地慢慢交给市场,而我认为应该立刻交给市场,不能再延迟了.我记得中国第一次提银行是“企业”这个词,是在1984年,“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是企业化经营”,当时想讲,银行就是企业,但是不敢,转了个圈,讲企业化经营.我们已经搞了21年了.可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全实现.
我也不同意让国家承担起所有者的责任,我觉得国家已经不能称为是银行所有者,他的资本早已经没了,他还要履行什么所有者责任,它资本在哪儿呢,没有资本了.多年经验告诉我,一国的银行业不能以政府为主,而应以市场为主.举一个例子.我参加过两次比较典型的债务重组,一次是政府主导的债务重组,另外一次是市场主导的债务重组.政府主导重组的结果是重组企业的债权人拿不到什么钱.市场重组呢,以APP为例,那次重组涉及到一百多亿美金,一百多家银行一起操作.市场太奇妙了,比政府组织好多了大家怎么和APP谈,重组费用大家怎么分担,如何把APP的纸浆抵押,在什么时机抛出去,一百多家银行一起操作,效果很好,这就是市场的魅力.但政府组织的债务重组,方法之笨,结果之浪费,让人瞠目结舌.去年7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的一个讲座上讲,中国金融界笼罩着四大迷信.第一是迷信上市.十年前迷信上市还有情可原.现在我们已经上市十年了,股票市场上有一千多家企业,金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几家,它们的表现有目共睹.有这样一个亏损的上市的金融企业,它有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和九个副总经理.所以,不能迷信上市.第二是迷信财技.第三是迷信洋人,现在金融界搞起一股“新洋务运动”,人人都要跟外国人结婚.第四叫迷信监管,一出问题就说要加强监管.我相信一条,当监管的权力和范围是由监管者自己写的时候,就应当说监管过了,或叫过度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