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当代学者马歇尔伯曼曾经评价《到芬兰车站》是“一部极具创意的历史著作”.这一似是而非的定义,直接触及了这本著述在体裁上的模糊性.作者埃德蒙威尔逊或许预见了读者的这一困惑,加上了副标题――“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但结果倒更显露出这本书的多义和丰富.这正暗合了威尔逊的多重身份――这位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备受推崇的文学、文化和社会批评家,有着“文学界的自由人”和“美国最后一个文学通才”的名号.而在这本书中,他的这些跨界的才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写于1971年的自序中,威尔逊说道：“本书想探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如何形成,一个基本的‘突破’如何发生,以及现阶段人类历史如何因而产生重大变化.”而他所选择的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正是社会主义观念漫长的形成历史.但他笔下的这段历史显露出陌生化的意味.他将这段历史的起点追溯到了维柯、米什莱的时代,并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米什莱到法朗士,接着是巴贝夫、圣西门到恩格斯、马克思,最后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江弱水先生对威尔逊的划分依据有着明晰的洞见：“第一部分是怎样写作历史”,“第二部分是怎样写作历史再到创造历史,也就是历史的行动”,“第三部分,纯然是历史的行动”.这样的划归昭示出威尔逊在写作时的思想脉络――他关注的是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如何慢慢地演变为影响现实历史进程的观念,“一句话,历史的写作如何转化为历史的行动?”
威尔逊在面对这段波诡云谲、纷繁复杂的历史时的气度和洞见,让我想起美国诗人沃莱斯斯蒂文斯《坛子的佚事》一诗中的句子：“我把一只坛放在田纳西/它是圆的,置在山巅/它使凌乱的荒野/围着山峰排列.”威尔逊正置身于如凌乱荒野的史实和往事中,他所持的“从历史写作到历史行动”的著述观念便如一只“置于山巅”的“坛子”,整合出一派新的景象.但与历史决定论不同,他并不主张从结果出发推导过程,而是力求还原历史情境：他回溯这些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所处的社会环境,发掘他们的奇闻佚事,潜入他们深微幽细的内心世界,但又超乎其外地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学说和论著有着提纲挈领的判定和审视.于是,米什莱、丹纳、马克思、列宁等都褪去了神秘光环,踏在了平实的大地上,而他们的理论也重新具有了温度和根基.
最后,威尔逊将笔墨停在了流亡中的列宁重回俄国的历史节点.他并没有对之后的历史进程再做过多的归结或是论断,正如他一直以来,虽不隐藏自己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批判的锋芒,却始终力求展现出一幅开放的历史图景.“到芬兰车站”于此成了一种隐喻,面向未来无穷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