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本书勾画了从1999-2009年这10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作者对这10年间中国所经历的每一件大事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叙述,同时,对这10年间发生在中国以及与中国有关联的方方面面都给予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它将历史视作活生生的个体,用最微小的细节与最宏大的事件间的对比来增强历史的“厚实感”.
在中国文字中,关于“和”字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上.“和”源于“禾”,殷商甲骨卜辞上屡见卜禾的记载.“和”与“禾”在字意上是相联的,“和”字最原始字意就是“有饭吃”.
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和”衍生出“谐、合、调、协、顺”等多个同源词,形成了以“和”为中心的庞大词群.“和”还以图画、雕塑、戏剧等各种载体呈现,成为中国人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国“和”文化思想早在西周末年就萌生出来,约公元前7世纪,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合”思想.当时周幽王纵情逸乐,致使“王室多难”,大臣们预感到西周将亡.郑桓公郑伯时为幽王司徒,在与太史史伯纵论如何“成天下之大功”时,史伯言道:“商契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商契是商代的一个祖先,他能了解民情,“和合”施教,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百姓和睦,皆得保养.而周幽王的问题就在于他不是以“和”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而是用“同”来专制.
中国思想史上从此便有了“和同之辩”,这标志着中国传统“和”文化思想正式发端.
“和同之辩”在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传中,有一段齐国大夫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晏婴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的思想.晏婴把“和”的思想引用到政治上,他认为面对君主的意见,一个臣子不能因为君主的好恶而“附和”之,应该是君主认为可行的而其中有不可行的,臣子要指出它的不可行之处,而使其更加完善,君主认为不行而其中有可取之处的,臣子应指出其可行的方面而去掉不可行的部分,这就是“和”的政治思想.这个“和”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一些现代政治文明的意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和”文化思想繁荣鼎盛期,此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提出了相应的“和”文化思想理念.
在儒家学派代表中,孔子将“和”的思想运用于人伦社会的道德修养中,在《论语》中就有“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志和尺度,以此来区分人,并进而倡导一种“中和”的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儒家学派孟子把“和”文化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孟子观点中,“人和”是与“天时地利”相对应的,人不和的话,天时地利再好也不行.
儒家学派荀子也提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的观点,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
在儒家学说的其他作品里,关于“和”文化的思想亦很丰富.《尚书尧典》在说到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样协调彼此关系时,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思想.《诗经》中有“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从“和羹”即多样性的融合来讲“和”.
在《周易》中,“和”文化思想体现得更为突出,《乾彖传》中提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说,天道变化使得原有的人的关系和地位都发生了变革与冲突,这就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现实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才能“保和太和”,只有“保和太和”,万物才能生长,万国才能安宁.后来的思想家把“保和太和”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来弘扬.
在儒家思想学说中,“和”文化侧重于“治人”和“治国”,“和”更多地表现为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与民之间关系的一种智慧.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形成的一整套教化、治国体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