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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象山,东海一隅小邑也.斯地山顿水曲,沃壤如绣,迩来兴海洋文化,交流频繁,遂播名于远近.邑之南,渔山、花岙诸岛罗列,岩礁耸峙,碧水似镜,风光绝秀.睹观者俱称海山仙子谷,东方不老岛.信然.
邑西蒙山之东,缘溪之北,悠然一村,曰：儒雅洋.其名所来,千载未详.然则此处艮地有冈,众水会潴,土重九两,福泽绵厚.今尚存古宅百余间,殊为难得.甲辰岁正月,不佞诞于斯.少小嬉戏,幽幽巷陌,穿梭周旋,每每驻足于石窗,恋其斑驳古拙,皂赤相间,神兮秘兮,溟之中已然深锲于心田矣.
而立之年,择居钱塘.西子胜境,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宜雨宜晴,目不给赏.而心独戚戚于花月铸金之事,颓然自放,甚觉荒唐.堪以告慰者,而今由吃饭渐悟吃茶二字,素心高寄,不复为矣!
予厕身都会,熙熙攘攘,酬应日纷,忽闻乡野古宅多毁,石窗散佚,心生痛楚,发愿尽绵薄之力,一一为之立像存照.
自庚辰夏初迄丁亥春杪,予担簦七载,行程十万余里,履迹凡遍浙、皖、闽、赣诸地.四方奔走,嚼菜根之香,品米酒之醇,留连先人石窗之制,乃躬问知情贤者,披阅志书典籍,发幽探微,索隐考据,孜孜,庶几乎有所获焉.
石窗者,俗呼石漏窗抑或石花窗.区区一物,市井僻巷,田野屋宇,偶或可寻,不显于人前.可贵者,其翎毛走兽,神仙八宝之属,雕镂巧饰,具士人雅致,得山林趣味,令人击节.
予性嗜艺文.百工之作,仰羡尤甚.早岁辍学,为求一饭,曾委身髹饰之技,因缘夙定.今深恐有愧古之匠工,或为湮没名姓者纪念,故不揣谫陋,战战兢兢,援笔成文,系出一片虔诚之心.倘得大人先生赐教,能不感激涕零乎?
山野之人,粗疏,不登大雅,乃胡诌数语,缀于编前.
丁亥端午后三日
快意堂主人张球谨识于西溪
窗的基本概念
两千多年前,老子在其所著《道德经》一书中,就有了这样的陈述：“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户,门也；牖,即窗也.虽然,这位中华民族的先哲只是举门窗这样一个例子,借以阐述“有”和“无”的哲学命题,但从一个侧面,我们仍然可以感知先人对于建筑空间的认识,已然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时光推移,两千多年后的公元2002年9月,在对浙江余杭“卞家山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四千余年的两具陶屋.令人欣喜的是,其中一具陶屋在屋檐上方开有四个三角型的小孔,这可以视作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窗的实物模型,很有意义.
那么,不离我们视线左右的窗,究竟该如何定义和解释呢?
许慎《说文解字》：“在墙曰牖,在屋曰囱,象形,凡囱之属皆从囱（楚江切）.窗,或从穴.”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墙曰牖：牖,穿壁以木为交窗也.在屋曰囱：屋在上者也.象形：此皆以交木为之,故象其交木之形.”
民国版《辞源》：“1、室内开孔,以受空气与日光者,在墙曰牖；2、在屋曰囱,灶突通气之孔也,俗曰烟囱.”
《新华字典》：“窗：chuāng（、）房屋通气透光的装置.”
另外,《集韵》里的解释简单明了：“囱,灶突也.又作通孔也.,助户为明.”
窗是一个象形文字,其书写并不复杂.石鼓文作.小篆作或.十分形象,使人一目了然.
可见,囱是窗的本字.因此,梁思成曾经这样撰述：
“在墙上而能开阖的称牖,不能开阖而在屋上的是窗,如天窗、烟窗等.足见后来叫做窗的是古时的牖,而古时的窗不过是现在的天窗横披之类.”
岁月更替,历史发展进程中,留给人类的遗憾是注定的,然而同时惊喜也常常不期而遇.夏商周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建立起了自身的文明,但是在我们十分期待的建筑领域,连断垣残壁也难以找到踪迹.在无数谜团中,我们只是找到了一些留存下来的瓦当――一些孤零零的羽毛,还有一些宫室遗址.至于窗的形象自然更是无从知晓.幸运的是,从西周的青铜器和汉代大量的明器和画像石、画像砖中,留存了上古建筑的大量丰富的信息.它们虽然只是一些建筑模型或图形,但毕竟使后人见到了门窗的具体形象,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原貌.我们从中看到了落地窗、上下分为两截的窗,看到了直棂格、十方格、斜方格的窗,窗棂的花样已经有了多种变化,有些甚至出乎我们的想象.
在文字方面,则有《考工记》一书.《考工记》又称《周礼考工记》,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学术界普遍认为,《考工记》为齐国官书,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书中记载了大量先秦时期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营建制度和相关工艺美术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考工记匠人》记载了夏、商、周三代主要是周代的都城、宫室建筑规划情况.其中,“匠人营国”一节,对夏王朝的“世室”建筑设计作了如下记述：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从中可见对“窗”的设置已有了规范.这在中国现存的建筑工艺文献中是年代最早的.《考工记匠人》中的许多论述,被北宋李诫（?-1110）反复引用,其实践和思想对后世的建筑科学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至于此后歌赋中所谓“欲少留此灵琐兮”“窗牖皆有绮青琐”之类的咏唱,显然已经从审美的角度来加以赞美了.
人们总是习惯于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去看问题和探讨一些东西,而这往往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祖先们创造的手工文明,仍然让我们有望尘莫及之感.
即使是对门窗这样一类建筑构件的研究探讨也仍然如此.我们只抓住了我们所熟知的一,而忽略了我们未知的二和三.事实上,秦汉以降,用以制作“窗”的材料,不断丰富,除木以外,尚有竹、石、砖、铁等,都需要有专题研究来加以充实.唐朝国力强盛,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手工业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都城长安建筑群规模巨大,气势宏伟.由于大兴佛教,因此各地都留下了大量的佛塔、寺庙和石窟,时至今日,仍有相当数量遗存,但是木结构建筑惟有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两座大殿存世.在唐人遗存的这些地面建筑物中,我们得以见到直棂窗的实物.其中五台山南禅寺大殿的直棂窗,是在窗框间用竖向的木条左右有间距地排列成行,简洁而美观,体现了唐人的审美情趣.此外,在一些绘画中我们可以见到格扇门的形式,即下段安置木板,上段安置直棂.可见直棂窗在唐代是一种被普通使用的样式.
宋代是我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鼎盛时期,留在地面上的建筑物也较唐代多.北宋和南宋,分别建都今日的开封和杭州,一时经济繁荣,手工作坊充斥市肆.这一时期,总结前人经验,出现了大量功能性好、审美价值高的门窗样式.除直棂窗外,集墙、门、窗功能于一体的格扇门已被广泛使用,山西朔县崇福寺就是实例.公元1100年,北宋朝廷颁布了《营造法式》一书,这是一部官府制订的有关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著.其中,将建筑门窗列入“小木作制度”部分,样式丰富多彩,如格子门、阑槛钩窗、破子棂窗等都有详细的尺寸和式样.这是归纳、总结前人实践经验后的一种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说明门窗在建筑当中已经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是审美功能很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清两朝,因年代相对较近,传统门窗得以大量保存,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十之有九乃这一时期的遗物.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等级制度十分森严,逾越不得,住宅的规格同样也受到限制.所谓藩王称府,官员称宅,庶人称家,皆有规制.《明史舆服志》记载：
“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等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等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等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
曾经有徽州休宁县王姓富商建“三槐堂”大厅,因逾制触犯禁令而被易名为“茅厕厅”,弄得声名狼藉,十里八乡抬不起头.所以,谢肇在《五杂俎》中说：“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也.”民居格局小,又因住的人多,只能如此扩充空间.然而,正因为如此,富商们挤出了一条在小木作上动脑筋的路子,在门、窗等构件上竭尽奢丽、堂皇之能事,不惜工本.李渔所谓“吾观今世之人,能变古法为今制者,其惟窗栏二事乎”（《闲情偶寄》）即指此也.乡土建筑中的窗,由实用而转为装饰的重点,其内涵也不断得到了丰富.
石窗的源流
距今五十万年前,人类的先祖之一“北京人”就居住在天然生成的山石洞里,并且已经能够使用石做工具.所谓“上古穴居而野处”（《易系辞》）,即指原始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到了新石器时期,先人们已经普遍使用石制的工具,并且会制作饰物和祭器,这在各地遗址出土的实物中得以证实.商周时期,已有了制作精美的石磬,宫室则以天然卵石作为柱础.
秦汉时期,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之一,已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的各个方面,如柱子、台阶、柱础和石阙等.石窗作为建筑构件已经出现,并且有自己的语言方式.如江苏贾汪白集汉墓和徐州茅村汉墓,工匠们在整块画像石上凿出典型的直棂式石窗,并且有窗框加以装饰,这种形式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另一种则是窗棂间凿出十余个一排的小孔,以示间隔,予人以细腻的艺术美感.
汉以降至明初的千余年间,留存至今的石窗可谓凤毛麟角,这是因为石窗只是作为建筑的一个附着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好在古代的诗人们,在友朋的酬唱之间,为我们留下了对石窗的赞美.有诗为证：
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石窗
唐皮日休
窗开自真宰,
四达见苍涯.
苔染浑成绮,
云漫便当纱.
棂中空吐月,
扉际不扃霞.
未会通何处,
应怜玉女家.
登雪窦僧家
唐方干
登寺寻盘道,
人烟远更微.
石窗秋见海,
山霭暮侵衣.
众木随僧老,
高泉尽日飞.
谁能厌轩冕,
来此便忘机.
赠煜上人石窗
宋姚勉
八窗本体自玲珑,
凿石为明更不同.
遮莫猕猴常应外,
直须蟾月镇当中.
诗中所言“四明山”在今浙东余姚,“雪窦寺”在今浙东奉化,迄今仍循其名.由此可见,这些诗人在借物抒怀的同时,说明了当时在浙江东部地区,石窗的普遍存在.
明清两朝,石窗的使用达到了鼎盛时期,民国后则开始走向衰落.故友符永才以房屋构建年代为依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对浙江乡村和城镇的三百例石窗进行了统计：“它们有明中晚期九件,清初期二十一件,清中期一百十三件,清晚期七十件,民国初年三十四件,民国中晚期三十三件,民国后期至解放前夕十七件,有十三件年代无法断定.”（《民间石窗艺术》）这个结果与笔者对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四地一百例石窗的年代统计,数据比例基本上是一致的.相对而言,江西地区明代石窗的遗存比例要大一些,如抚州、景德镇等地.这是因为在农耕时代,这些地方一直是较为富庶的,并且不受沿海地区台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近二十年来,经济发展又相对滞后,客观上使大量的古代建筑得以留存至今.在乡村行走,民居中原汁原味的明代遗构并不鲜见.如抚州流坑村,现存明清传统建筑及遗址二百六十处,其中明代建筑、遗址即有十九处.
山川清淑,风气淳古.虽然历经岁月沧桑,苔痕斑驳,但当年房屋主人们礼教传家、渔樵耕读、富足安宁的生活,依然可以想见.
石窗的地域特征
人类是地理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人和环境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环境决定和制约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反过来,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又不断地影响着自然环境.因此,古人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天人之际,合二为一.”（董仲舒《春秋繁露》）
“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张载《正蒙乾称》）
“夫地者,禀天之气以成形,而理寓其中.故或峙而为山,或流而为水,刚柔、清浊各分其体.”（晏联奎《地理求真》）
这是一种整体的、循环的人地协调的朴素地理思想.那么,对人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居住环境,中国古代的堪舆学已经非常注重这一点.“卜其兆宅者,卜其地之美恶也,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子孙昌盛,若培植其根而枝叶茂.”（《阳宅十书》）这就要求,人类居住的建筑物与环境必须完全相协调,无论什么时代,作为空间艺术的建筑自然都是按照这个规律产生的.事实上,其它类型的艺术品也是按照与环境相协调的规律产生的,此所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石窗作为传统的雕刻艺术,当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因为地域环境的关系,石窗在全国各地的分布虽然没有木制门窗的广泛,甚至不及砖窗的普及,但在大江南北,皖、赣、浙、闽四个重点区域以外,仍然有零星发现,并且环肥燕瘦,各具特色.
北京是有着三千多年历史底蕴的古都,其建筑在中国的建筑史上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记载,永乐皇帝朱棣为建北京城曾下旨从全国各地调集十八万户工匠,每户出一人,每隔三四年轮换一次,每年到京的各类工匠多达五万余人,修建规模可想而知.作为皇家建筑中石窗的代表,我们可以在法源寺、碧云寺和北海的三个拱形石窗上,体味雍容华贵、典雅庄重的气息.另外,在北海的另一扇花卉斜格青石窗中,则可以看到平民化的倾向.
祁县长裕川茶庄的两扇矩形石窗,可作为三晋大地的代表.晋商之长袖善舞,早已闻名于世.这两扇晋商豪宅中的石窗,材大工细,窗的上方设有窗罩,窗罩设有额枋和方框,雕刻精美,只是窗棂用的是木格子.
四川石窗可以阆中的草体文字窗和雅安、隆昌等地孝节牌坊上的花格窗为代表.其中,阆中的“福”“禄”“寿”“喜”文字窗,独字成窗,取草体和鸟虫篆之形,装饰性很强,体现了当地工匠的才智和巧思,令人过目难忘.
广西桂林北灌的“孝义可风”石牌坊,三间四柱三楼式,檐与额枋之间,透雕有三对漏窗,取灯笼式或花卉斜格式,玲珑别致,体现了寓重于轻的美学思想.
广东梅州恩元第石窗,以透雕手法刻成宝珠形状的“福在眼前”图案.富有特色的是,棂心和边框以两种颜色并且质地完全不同的石料组成,所以并不多见.
湖北山区出产石料,最有特色的石雕建筑是利川和保康等地的墓碑.其巨大的形制、复杂的形式,令人感叹“薄生厚死”的习俗.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的成永高夫妇墓,占地百余平米,可看作是一座土家族石雕博物馆.立于墓前的正碑,高五米多,四柱三层,底层的两个石窗,边框与棂心之间以花卉结子相连接,棂心作斜格状,十分雅致,体现了子孙的孝心和工匠对墓主人的敬意.
“老龙听法,顽石点头.”慧由心生,性因知成；阿炳仙去,二泉犹存.无锡华孝子祠的一对璧合金钱窗,线条落落大方,体现着人文精神,可视为江苏石窗之“硕果仅存”者.
山东乃孔孟之乡,“一山一水一圣人”,使人夫复何言?烟台天后宫双龙戏珠石窗,取寓圆满之意的月窗式,百余年来,善男信女虔诚供养,缭绕,充满祥瑞之气.工艺样式,与泉州天后宫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