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个时代冲出其惯性轨道时,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思想行为也将摆脱历史的重负和传统的束缚而构建自己的平台.1936年,当中国历史上首次有一对年轻的科学夫妇登上天坛祈年殿,当林徽因傲然宣称自己是古往今来站在天坛顶上的第一位女性时,她本人连同她的文学就已“僭越了凌叔华慨叹的闺中‘绣枕’,步出庐隐女士孤寂的‘塔’,亦超出张爱玲苍凉勾勒的‘楼上’.那横亘在男人与女人、家族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鸿沟得以超越”[1].
林徽因青少年时代随父亲游历欧洲时深深迷上了“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的建筑,不仅自己、还鼓动后来成为中国建筑界泰斗的丈夫梁思成一道登上了开启民族建筑山林的征途.对于习惯一元思维的人来说,很容易因一个人在某一领域的杰出而忽略其在另一个领域的同样杰出,文学和建筑学在林徽因身上结合之紧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就是说,林徽因学贯中西、兼通文理,在建筑学和文学上都具有惊人的才华.荣膺“终身诗人”桂冠的卞之琳指出：“文学创作应算是她（林徽因）的业余活动,可是成就证明她在这方面决不是外行,比大量写作的许多作家,也许更是内行.”[2]兴趣广泛的林徽因在英国迷上建筑教育的同时受到英国浪漫文学的雨润,天作巧合徐志摩充当了她文学路上轻松行走的导师,加上她个人“只要愿意,就能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的天赋才情,她一开始就得以舒展 “建筑”与“文学”双翼.
林徽因学成归国后一边从事中国建筑学考察研究,一边开辟文学创作的场域.她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在扶持萧乾、李健吾等文学新人之余,“妙手偶得”诗文六十余篇,时人称之“京派的灵魂”.林徽因一出道就获得了许多人甚至毕生难求的东西,如果不是信念促使她对建筑学选择初衷终生不渝而只是听任文学才情天马行空,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将与挚友徐志摩、沈从文、卞之琳等大家齐肩.
八年抗战期间文学与科学双双经受着血火洗礼.林徽因、梁思成一行足迹遍及全国15省、200多个县、2000多座古建筑,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拍记录着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标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乱离中的林徽因没有遗忘丧失文学所爱的痛楚,她将爱国的情怀投射到青灯黄卷之上,写下20篇苦涩、愤激的流寓诗篇,讴歌记录了坍塌民族知识精英百折不挠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将“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生命水”汇入了新中国建设的大海.她与梁思成用英文完成了中国人的首部建筑史,打开了中国建筑通向世界的第一扇窗口；以她与梁思成为主设计中国国徽和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功绩,已凝成历史的丰碑与人民共和国共存――本质上是诗人的她到头来却成了中国建筑学的开山鼻祖,林徽因在科学的引导下,在时势的左右下,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别的文学家的道路.与其说林徽因的“异化”改变了自己文学与建筑并行不悖的初衷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人们对她的审美眼光,不如说是多难的时代将她推到了这样一个不二的历史高度.
从19世纪开始世界文化的张力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化突破了原有的范围和疆域扩张到几乎无所不包的程度.在西方人们往往很难界定一个名人究竟隶属什么“家”而把不同领域的桂冠都加诸同一个人头上.一个哲学家或者文学家可能同时又是一个数学家或者艺术家.我们熟悉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三杰之一达芬奇同时是数学家；英国杰出的数学家罗素同时又是著名的哲学家；大文豪莫里哀和莎士比亚是出色的演员――他们自己写戏自己演.西方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互动和切换早已经历了黄金时代,在中国作为一种时代现象却刚刚泛显.现代文学史上的闻一多、艾青、李金发莫不经由美术而到文学的“异化”,文学家丰子恺本身就是画家.这些优秀的文学大师的精神肖像与林徽因非常相似,但与林徽因相比,他们都没有超越“文艺”这一共源语境.林徽因却在科学建筑与文学艺术这两种异质学科中作了非凡的处理.“行有余力,以至于学文”,文学本是林徽因事业规划之外的最爱,但因为林徽因出色的双重“讲述”能力,使得文学与科学在她那里互塑为独一无二的一枚新币.在如此专业的两个不同领域作出这样重大的跨学科运作并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是第一例.林徽因的文学与科学互塑的讲述是对当世精神脉搏的主动把握,是以历史的眼光对现实人生的积极控驭,是不泥于文学自身领域的一种风云气远的探索,她的最大贡献正像其父辈梁启超一样,不独表现在将科学、文学合流所取得的沛然成绩,更表现在科研建筑与文学创作的互动互塑上所蕴含的首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