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国中短篇传记文学在文化全球化、快餐化的大背景下逐渐走上了复兴之路,并呈现出立体多元、体裁各异、时空交错的繁荣景象.传主形象已不仅仅局限在英雄豪杰、将帅领袖、名流雅士,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以其栩栩如生的形象进入读者视野.当代中短篇传记文学不仅以新的姿颜展示繁简有度、言约意丰的古典传记之美,而且还以史蕴诗心,笔酣墨饱的人文情怀再现传主生命的辉煌与挫败.“世界历史是伟人们的传记”（1）.传记文学的史鉴功能、鼓舞与垂教作用,无疑能在人类迷茫和跋涉中成为心灵的航标,它能使悲观者前行、无力者有力.在数字化传媒与读图时代中,我国传记文学表现出了大众化的发展趋势,既重实际、高效率、快节奏,同时也充分注意到社会责任和阅读效果,兼具了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特点,有力地推进了中短篇传记文学的复兴.这一复兴对于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传记文学的终极目标是将传主的生命价值展现给读者.传记文学的发展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观历史,凡是张扬人性,以人为本的朝代,其传记文学在对人的描写上就有所进步.反之,如果某历史时期对人性加以严重压抑,反映在传记文学上或是停滞或是缺乏生气.我国中短篇传记文学的复兴,恰逢倡导“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发展期.一批散射人性光芒,温暖感动人心的中短篇传记文学应运而生.中国传记文学学会评选出的2001年至2007年间的优秀中短篇传记文学就集中反映这种特点.姜安的《被岁月擦亮的名字》描写了一位荣获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的白衣天使――黎秀芳.作者以优美的文笔,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名门闺秀黎秀芳献身护理事业的动人故事.文中大量反映人性之美的细节冲撞着读者的心房,黎秀芳高洁无私的人性之美像和煦的阳光普照人们的精神.黎秀芳那种为病人殚精竭虑,为事业鞠躬尽瘁的人格魅力像春雨滋润迷失的灵魂.姜安的传主黎秀芳曾是一位新闻人物,对她的报道有通讯、报告文学,甚至传记作品,但是,没有一篇能与姜安的比肩.姜安不仅凸现了传主的个性特征,而且增强了传记作品的可读性.真正实现了古典传记“言约意丰”的审美诉求.这类优秀的中短篇传记文学很明显地摆脱了填鸭式、说教式灌输.作者通常都以浓郁的文学色彩与传主的真实人生紧密结合,其谋篇布局、细节处理、深度解释、人物刻画无不折射作家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代中短篇传记文学不仅汲取古典传记突出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且也注重借鉴西方传记文学对人物个性和心理世界的深度解释.万伯翱的《井冈幽兰――朱德夫人伍若兰小传》、张昌华的《吴宓：是真名士自风流》、钟兆云的《贺敏学建国后的风雨人生》、吴东峰的《“胡子”王震》、雷颐的《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龚是非、方圆的《冰冷的眼神――杰出人物的隐秘世界》都在传主个性描写上刻画入微,白描传神.万伯翱对伍若兰个性特点的把握准确到位,一位勇敢、智慧,为了掩护丈夫,为了民族解放宁死不屈的巾帼英雄形象跃然纸上.钟兆云对贺子珍胞兄贺敏学个性的表现是在历史真实条件下客观公正地完成的.贺敏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态；以及他仗义执言的耿直,自投牢房的倔强；他忘我工作、廉洁奉公、一身正气的个性扑面而来.吴东峰笔下的王震将军爱憎分明、孤直耿介.吴东峰以片断式的典型细节凸现王震将军棱角分明的个性.使读者如历其境、如与其事、如见其人.
“把自己放进去,把灵魂写出来.”这是当代中短篇传记文学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中国古典传记的作者都是隐藏在文本之后记述、刻画传主的人生及性格特点.但是那些悲歌慷慨,憾人心魄的历史人物无不引发作家的感慨伤怀.古代传记作者为了直抒胸臆常常以序赞的形式表示对传主的同情或议论.当代中短篇传记文学“把自己放进去”的形式有利于增强文本的可读性、真实性、感染力,它像剪烛谈心一般娓娓道来,亲切自然、意蕴深远.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以“三亲”亲见、亲闻、亲历的方式复活了她曾目睹和感受的历史人物并写出了他们的灵魂.章怡和思想的深刻性与时空、命运纵横交错,传主生命的跌宕起伏、情感波澜历历在目,不胜感叹.柳鸣九的《君子之泽,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杨”》；李洁非的《凋碧树――逝世20周年说丁玲》等都以这种“把自己放进去,把灵魂写出来”的形式,诠释传主的命运,刻画传主的性格,礼赞、评议现实生活中这些高贵不屈的魂灵.
我国中短篇传记文学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正是因为古代传记的浩瀚与辉煌,中国成了传记大国.“‘二十六史’中出现的人物达到45000个,中国史学的主体就是传记,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没有过的,中国的人文景观到处留下历史人物的身影,中国有着独一无二的传记文化.”（2）古代传记文学在史传方面以《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新五代史》的传记作品文学价值较高,尤其以《史记》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堪称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
古代传记提倡叙事以简要为贵,“事核而辞洁”；“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简而且祥,疏而不漏”.刘知几“尚简”,主张“文约而事丰”,指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3）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全文不足200字,但文笔洗练俊雅,人物的品性、气质已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英国20世纪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他的《英国传记文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传记为满足纪念的天性而诞生”.传记文学作为一个文学门类,从形式到内容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传记文学的史鉴功能、彰善瘅恶、垂教励志作用在传记文学的发展史上日益凸现.数千年前的《诗经》强调“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4）；贾谊告诫汉文帝,“‘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固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5）司马迁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6）唐太宗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7）都强调以史为鉴.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宋濂为表彰忠义官吏、民间义士,肯定隐士,实录僧道,也写下了大量惩恶劝善、符合民愿的短篇传记.
古代传记奉行实录精神,主张“直书其事,褒贬自见”、“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刘知几在《史通》中论述了史传文学真实性的基本原则.“良史以直书实录为贵”.直书要求历史内容的真实,涉及史传文学人物描写、事件记录,乃至语言的求真.
史蕴诗心、神会妙悟；“文其人,如其人”；“赋古人以生命,着骷髅以血肉”是古代传记追求文质俱胜的最高境界.“有质无文,传世者寡；文胜于质,传世者多.”流传至今的古代传记无一不是历史性与文学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觉醒的志士仁人为了新民启智,开始了以传播新观念,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传记写作.梁启超的传记写作开始全仿西方传记,胡适则自觉从理论上比较分析中西传记的差异,明确提出了“传记文学”概念.至此,中国传记文学完成了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中国传记文学开始由文言文转向白话文、由短篇向中长篇过渡.
汪荣祖在《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一书中就中西传记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西人史传若即若离、和而不合,传可以辅史,而不必即史,传卒能脱颖而出,自辟蹊径,蔚为巨观矣.鲍斯韦尔传乃师约翰逊之生平,巨细靡遗,栩栩如生,煌煌长篇,俨然传记之冠冕也.反观吾华,史汉而后,绝少创新,殊乏长篇巨制,类不过千百字为一传.”因此,西方传记细密琐碎,“分秒必记”.精神分析进入西方传记以后,对传主内心冲突的揭示几乎成为许多西方传记家压倒一切的任务.同样,对传主进行深度解释已经成为传记文学的重要因素,成为传记家普遍的、自觉的追求,解释理念进入传记意识的核心,浅层解释转为深度解释,从外部现象转入心理层面,追求深度真实成为现当代传记的鲜明特点.英国“新传记”的代表斯特拉奇曾说,“没有解释的事实正如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毫无用处；而艺术就是一位伟大的解释者.”传主的生平、传主的人格和对传主的解释,这三者构成了西方传记的基本要素.西方传记讲究说故事、写细节,这就要求传记文本必须有足够的长度.胡适通过比较指出,中国传记短、西方传记长,长传的一个好处是“琐事多而详,读之如见其人,亲聆谈论.”短传的短处之一是“太略.所择之小节数事不足见其真.”（8）受西方传记影响,中国长篇传记文学不断涌现.新时期以来,长篇传记文学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中短篇传记文学走上了复兴之路.
我国中短篇传记文学的复兴具有深厚的社会和群众基础.短小精悍的真人真事适合快速变革时代的阅读需求.社会的发展需要强健的国民精神,传记是国民精神的表征.这就要求我国中短篇传记文学具有思想性、可读性.读者喜欢在感动中理解什么是智慧、高尚、坚毅、深情和伟大,在真实中很好地感受传记文学的力量.因此,我国中短篇传记文学无论是传主的选择、传记的类型,还是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也从其他文类,如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学科中吸取思想和技术的养料,以多种手法刻画传主鲜明的性格特征,锤炼浓缩传主的人生精华.这种相对短小精练,易于大众阅读,叙写真人真事,历史的真实性与高度艺术性完美融合的中短篇传记文学越来越受到媒体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这种中短篇传记文学不仅大量涌现在专业性传记刊物,还整版刊登在一些报纸上.如《中华儿女》、《传记》、《名人传记》、《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等.传记的目的一是纪念,二是教诲,三是认知.优秀的传记作品无疑具备了这些功能.传记的要素包括生平,个性和解释.当代中短篇传记文学对人物性格都进行了相对成功的解释和个性描写.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传记文学.当今的传记文学领域呈现了长篇传记文学与中短篇传记文学并驾齐驱的繁荣景象.然而,当代传记文学,尤其是中短篇传记文学,传记家的主体意识更加突出.他们注重运用“当世口语”和“笔锋常带感情”.刘知几的《史通》就强调运用“当世口语”叙事,反对史传受骈体文的影响.这有利于传记作品的真实性.当代中短篇传记文学在运用“当世口语”上成效显著.如奥运冠军罗微的《带刺的蔷薇》,这是一部短篇自传,通篇都以轻松活泼的“当世口语”讲述她传奇般的跆拳道生涯,有的细节经过她的口语表述使人欢笑感慨、亲切自然.
当代中短篇传记文学的另一特色就是“笔锋常带感情”.梁启超认为：中国古典史传文学“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9）.因而,梁启超提出传记文学应“别裁”“创作”“笔锋常带感情”,于传主行事中寄托传记作家的审美理想.提倡传记文学应具有崇高审美理想.“在社会舞台上,那些为民请命,以身殉国的英雄们,只要作家能以‘悲壮淋漓’之笔叙写出他们的人格,就足以感昭世人.正如澎湃的大海,巍峨的高山雪峰、奔腾的长河一样,给人鼓舞、力量和美的享受,‘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10）张雅文的《4万：400的牵挂――记著名心外科专家刘晓程》、陈晓东的《蘑菇云背后的身影》、赵国春的《北大荒的“管天”人》等无不给人以崇高的审美激励.
当代中短篇传记文学的复兴出现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多元文化冲击的背景下.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此基础上民众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重塑国民精神不仅是整个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个人价值的机遇.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需要前方的明灯,这明灯就是引领我们走出迷茫与困惑的精英楷模,他们是来自各个领域的当代英雄,我们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得精神力量和前行的动力.中短篇传记文学恰恰履行了这种使命,它及时有效地把我们时代中的楷模或历史中的英雄以文学和事实相融合的方式呈现给我们.这种中短篇传记文学虽然不能像长篇传记文学完整立体、血肉丰满、善恶兼具地描写传主,但是传主丰盈的个性,积极、正面、乐观的向上精神都将激励人们奋勇向前.所以说中短篇传记文学既担负起了“不容青史尽成灰”的历史重担,又追求着、深邃、含蓄、委婉、灵动的艺术魅力.我国中短篇传记文学的复兴不仅推动了传记文学的整体发展,而且也对重振民族精神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鼓舞作用.
注释：
（1） 托马斯卡莱尔： 《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
（2） 杨正润 “第二届中国传记文学学术理论研讨会论文”.
（3） 陈兰村： 《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 》.
（4） 《大雅.荡》
（5） 贾谊： 《过秦论》
（6） 司马迁： 《史记.高祖功臣候者年表》
（7） 引自《旧唐书.魏征传》
（8） 《藏晖室札记》卷七,1914年9月23日.
（9） 《中国史叙论》
（10） 陈兰村： 《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