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的民族文学情结其

现代性的确立和全球化的形成,都离不开启蒙主义.启蒙的含义就是“以光明驱逐黑暗”,使人从宗教和神权的黑暗统治下挣脱出来,走向一个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新社会中.启蒙思想家担负的责任就是把人从“自己不成熟的状态”解放出来,使其敢于鼓起勇气和决心来运用自己的理智.受启蒙思想的鼓励,人逐渐摆脱了宗教和神权以及王权的束缚,开始确立主体性和建构现代性社会.我们注意到接受启蒙恩惠的不只是单个人和某群体,还有许多民族借启蒙之力加强了自己民族文学的建设,建构了独特的民族文学.同时,启蒙主义也为正确处理各民族文学关系、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提供了一些有益指导.因此,启蒙主义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学情结,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差异性以及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渗关系.

德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赫尔德认为各民族文学都秉承自己民族的独特性.独特的民族文学是各民族自身历史环境的合理产物,是各民族固有特性和情感长期积淀的结果.“一个民族越是粗犷,这就是说,它越是活泼,就越富于创作的自由,它如果有歌谣的话,那么它的歌谣也就必然越粗犷,这就是说,它的歌谣越活泼、越奔放、越具体、越富于抒情意味！”[1](P440)这告诉我们,民族的个性深深地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学形式,有怎样的民族个性,就相应地有怎样的文学特性.由于各民族的个性不尽相同,因此,相应地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文学是相互独立,它们相互不隶属于对方,它们既不是“希腊文学的奴隶和殖民地”,也不是其他所谓“强势文学”的附属物.

既然民族文学具有独特性,那么它们的存在就不必依存或受制于外在标准.像赫尔德认为的那样,要反对用某一民族的文化水准去衡量一切民族文学.也就是说,既不能以古希腊艺术的标准去衡量莎士比亚,也决不能苛求今天的英国一定要产生出古希腊那样的艺术.因为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民族性格、语言特征等方面来看,英国与希腊都存在着很大差距,而且在短时间内这种全方面的、整体的差距是不可能弥合的.

伏尔泰认为,各民族不论多么邻近,它们彼此之间的风俗、语言和风格始终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培育了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独特性的存在击碎了某种“绝对标准”的神话,瓦解了外在标准控制的企图.另外,他还以发展的眼光论证了所谓永恒、绝对标准的不合理性,肯定了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既然自然事物本身变化多端,它又怎么能受制于一种完全受习惯支配的共同艺术法则呢这是因为本身就是易变而不稳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透彻地理解艺术,首先必须了解艺术在不同国家里发展的方式.”[1](P323)由于自然界是发展的、变动不居的,因此,即使曾经是最合格的艺术标准,既不能作为永恒标尺来衡量本民族文学,更不可以用来干涉外民族文学.否则,这种绝对标准不但会束缚住本民族和外民族文学发展的手脚,而且会蒙蔽它们前瞻的眼睛.其结果是,绝对标准必遭到民族文学的抵制,从而最终被抛弃.

民族文学独特性的凸显,激活了民族文学的创作,“照亮”了许多民族的心智,使得它们从“未成熟状态”中苏醒过来.同时,对外在标准的抵制也是启蒙主义“自由”观念的现实写照.

由于各民族文学具有独特性,也便意味着它们之间具有差异性,各自凭自己的特性来获得生存空间.独特性与差异性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有着独特性,才能保持差异性,只有保持着差异性,独特性才得以存在.

伏尔泰曾区分过几个民族文学的差异性,比如柔和与甜蜜的意大利文学,华丽的辞藻、较多的隐喻、庄严的西班牙文学,讲究活力和雄浑的英国文学,还有明彻、严密和优雅的法国文学等.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非常鲜明的,一个民族的文学风格是另一个民族难以模仿和苛求的.生硬的模仿不但不能促进民族文学的发展,反而有可能混淆人们的视听,产生误导作用.差异性如此重要,以至于伏尔泰用它来区分不同的民族.“从写作的风格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班牙人,就像从他面孔的轮廓,他的发音和他的行动举止来认出他的国籍一样容易”[1].

民族文学差异性的存在,也就暗示着各个民族文学必须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的.同时,各民族之间还应该平等对话、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彼此从对方身上吸取适合自己成长的先进东西,来丰富自己的内容,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莱辛主张德国文学应学习莎士比亚,他说:“要是人们过去曾把莎士比亚的杰作略加某些小小的改变,翻译给我们德国人的话,我确信,它所带来的后果要比介绍高乃依和拉辛所带来的后果好得多.”[1]在他看来,英国文学的宏伟的、恐惧的和忧郁的风格比法国的温雅的、娇柔的和谈情说爱的风格更适应德国读者欣赏口味,更能促进德国文学发展.吸收外来的先进东西也打破了狭隘民族文学的独特性,避免了闭门造车和夜郎自大的窘境和危机.这种学习和借鉴会使各个民族文学认识它自己的优点与缺点,使他们发现自己需要保持的先进性和亟需抛弃的消极因素.当正确认识自身后,民族文学就不再沉迷于盲目的自我迷恋中,或者紧缩在自卑的套子中,就不会再满足于对外国文学的盲从中,或者漠视和轻视外民族文学.

因此,当各个民族能够保持各自差异性,并能够尊重对方的差异性时,他们就可以用一种宽容大度的姿态来观察世界,就有可能建构一种大家都认可的世界性的共同标准来.这种世界性文学样式是在各个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靠自身永久的魅力来赢得别人认可的,而非凭借短暂的暴力和阴谋所能得逞的.例如伏尔泰、莱辛以及歌德等文学家都承认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莎士比亚这个英国人的一些长处.

肯定了民族文学独特性和差异性,并不是说没有各个民族共同接受的世界性文学的存在.事实上,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有许多文学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传诵,从而被提升为世界性文学.伏尔泰认为:“但是你要问,难道没有为所有民族共同接受的关于鉴赏趣味的准则吗毫无疑问,这样的准则是有很多的.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荷马、德谟斯梯尼、维吉尔、西塞罗等在某种程度上已将所有的欧洲人联合起来置于他们的支配之下,并为所有民族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文艺共和国.但是在这个共同的领域之中,各个国家引进了各自的特殊的欣赏趣味.”[1]在这个统一的“文艺共和国”中,那些被尊称世界性的作家不是一个盛气凌人的霸权主义者,而是一些具有极强民族色彩的作家.在“文艺共和国”中,各民族文学非但没有被消解了其独特性和差异性,相反,各民族文学都从中汲取了养分,转而丰富了自身.

关于世界性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互渗关系,歌德曾作出过很好的说明.他说:“如果我们德国人不把眼光转出环绕我们的狭小圈子之外,我们就太容易沦为冒充博学而又自高自大的人了.所以,我总喜欢向外国看看,我劝每个人都这样做.民族文学在今天毋宁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名词,世界文学的时代已不远了,每个人应当努力促进它的来到.”[1]歌德认为随着世界化进程加快,各民族交往更频繁了,此时,不要再固守着本民族文学了,否则这种民族文学将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气.在这个世界化环境中,各民族文学应该积极地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的先进性,应该乐观地促进世界文学的到来.但同时,歌德又强调了世界文学不应该成为束缚本民族文学发展的绳索和镣铐,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应该是一种互渗的、平等的关系.

正因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渗,民族文学不再是狭隘民族的私有品,不再是一个囿于地域上的精神产品.相反,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学已经已经突破了地域和空间的藩篱,上升为超时空的各民族共享的精神食量.那些各民族文学中的“经典”就是很好的例证,像中国的孔子、庄子、曹雪芹、鲁迅等文学家的作品,就不再单单是中国人的了,他们已经在世界文学家族中占据了重要的席位.进而在更频繁、更广泛的互渗中,这些已经带有世界文学色彩的文学将得以更广泛流传,得到更丰富的阐释,从而更具有世界性.因此,世界文学不是高悬在各民族文学头顶上的道德律令,而是民族文学中“经典”的升华物,也是激发民族文学繁荣和发展的动力.

应该说相对于今天的民族文学理论,启蒙主义民族文学理论还是比较稚嫩的,而且是松散的.它虽使人眼前一亮,但并没有产生一种极强的震撼效应.这也是为什么提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时,人们往往会把更多的眼光投放在马克思身上,而不是这些启蒙思想家.另外,启蒙思想家们虽对世界文学的到来抱以欢迎和乐观态度,但对其复杂性认识不深,没有洞察到其阴暗面:有些人检测借世界文学之名来实现其征服世界和殖民奴役其他民族的野心,但是,我们认为启蒙主义民族文学理论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不可抹杀的.

首先,启蒙主义的这些微弱声音既唤醒了人们对民族文学的关注,也使人们察觉到世界文学将是一个日益迫近的新事物.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原因在于:一是当今已经是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学交往和对话是必需的,世界文学的产生是必然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二是当今文化霸权主义和殖义的阴魂不散,他们仍旧伺机实施自己的阴谋.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揭露出他们的本质,“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这两个原因,前者为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拓展了空间,后者则威胁着民族文学的存亡.菲利普英格哈德曾提醒道:“全球化无疑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全球化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将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存活,尤其当今传媒非常发达,它们往往会利用先进的、隐蔽的方式,以求把自己的独特性建立在众多民族文学消逝的基础上,进而把众多民族文学塑型成自己的“子文学”或“仆文学”.

其次,启蒙主义的民族文学理论有助于正确处理全球化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在机遇与危机并存的全球化的今天,有的民族为抵制世界文学的“侵蚀”而甘愿退缩到自己狭小套子中,有的则为了融入到世界文学中而丢失了本民族文学的独特性.这两种极端方式都不可取,前者将致使民族文学衰落为一个没有生气的“死文学”,后者将误导民族文学缩小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仆文学”.而启蒙主义民族文学观点告诉我们:独特性是民族文学生存的首要条件,从独特性出发,民族文学要积极与外民族文学交流和对话,但交流和对话的目的是为了更加丰富自己的独特性.在这样的立场下,民族文学立足民族的独特性,放眼于世界,既努力挖掘和弘扬本民族的精髓,又热情地吸收外民族文学的先进东西.这样的结果,既扩容了民族文学,又可能使本民族文学上升为世界文学.

综上所述,我们相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和对话将更频繁、更多元和更深入,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将携手前进.而最大可能地启蒙和繁荣各民族文学,也正是启蒙主义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钱中文.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J].中国文化研究,2003.

(作者简介:施江斌,河北邢台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