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 键 词 ：教育功能 儿童天性 校正
摘 要：在当代儿童文学领域内,对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过于强调,导致了对教育功能的狭隘理解,出现大量描写顽童经过教育变成乖孩子的小说.这些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儿童小说中常常较夸张地描写了儿童的游戏天性、兴趣爱好与成长中伴随的不足,以此显示对其进行教育是十分必要且刻不容缓.于是,在外部他人的言传身教与内心道德的自我约束下,这些本来活泼可爱、调皮淘气、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顽童一个个全都变成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循规蹈矩、暮气沉沉的小夫子.
一、强调教育的功能
儿童文学具有教育的功能,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中外皆然.但文学的功能是多元的,不仅仅具有教育的功能.在当代,尤其是1954年之后,儿童文学的功能却只强调它的教育性,把教育功能放到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步了.儿童文学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的工具”①,“儿童文学主要担负教育的任务”②,“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孩子的工具”③,诸如此类的议论在当时的书刊及有关讲话中几乎俯拾皆是.鲁兵曾用“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④来总结.孙志军对“十七年”儿童文学进行研究时说“教育性是儿童文学统摄性的特征,儿童文学的其它功能、特征都要接受它的规约”⑤.对教育一元性的片面强调,把它提到绝对的,高于一切的,甚至是唯一的地位,也就削弱甚至取消了儿童文学的审美、愉悦的功能.
由于儿童文学教育观念的片面强调与作家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的参与,在文学创作中,担负着教育下一代的神圣使命的作家,就常常作滔滔不绝的训诫与说教,仿佛儿童都是迷途的羊羔,满身是缺点与不足,要等待着作家来超度和点化.在儿童文学中得到满足的常常不是儿童的合理游戏和兴趣爱好,倒是儿童文学家的说教欲.儿童文学家十分虔诚地相信自己尊奉的急功近利的教育观念的正确性,正是这个原因,他们认为或者说担心儿童的游玩与爱好有碍于他们的成长,才一心坚决而又急切地要把儿童领入成人为他们规定好的人生道路上去,由此也显示教育的重要性.在作家们高高在上的说教与训诫之下,遭到压抑的是儿童们合理的游戏和广泛的兴趣爱好.
二、放大儿童的缺点
这类作品主要以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任大霖的《蟋蟀》、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浩然的《大肚子蝈蝈》、赵镇南的《同桌》、张少武的《摸鱼》、陈伯吹的《扛牛记》等小说为代表.这些小说一开始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尽情地描写儿童游戏天性、广泛的兴趣爱好与成长中伴随的不足,使作品充满了童趣,但这是作者的无心插柳.作者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批评的对象,做到有的放矢.于是在文本中具有“游戏精神”的儿童总是动辄得咎,他们的游戏行为与兴趣爱好总有碍于学校学习或集体劳动,游戏、爱好与学习或集体势不两立.于是“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不同的矛盾,一个是功课和玩的矛盾,一个是个人兴趣和集体劳动的矛盾”⑥.陈子君在1956年6月号的《人民文学》上针对这种情况发出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的疑问,经过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作品中人为地制造矛盾.”⑦作者人为制造矛盾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对其进行教育,控制住他们的游戏天性与兴趣爱好的重要性.
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被誉为50年代儿童文学的典范之作”⑧.小说中的罗文应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他天性好奇、爱动,常常被生活中各种有趣的事情所吸引,诸如参观市场、看别人打克郎球、看画报、踢足球,甚至看到地上一颗脆枣,也要研究一下究竟是写枣的人还是吃枣人掉下的.天刮风了,他便担心市场门口的那盆小乌龟.罗文应放学后“总得逛上那么四五个小时才到家”,作家用夸张的笔墨,效果是让读者也感到罗文应的“贪玩”已经成了问题.
作者张天翼运用自己的天才,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罗文应广泛的兴趣爱好、强烈的好奇心与矛盾的心理活动以及游戏天性.但这些儿童天性使他把学习的时间全耽误了.在同学、老师与解放军叔叔的帮助下,罗文应管住了自己,学习成绩进步了,最后还加入了少先队.“据说,在50年代初创作的这篇儿童小说曾推动过生活中许多‘罗文应’改正自己的‘贪玩’的缺点.”但是“《罗文应的故事》对儿童‘贪玩’行为的评价和处理是存在问题的”⑨.正如王泉根所言：“把好奇、好玩的儿童天性作为一种‘缺点’加以批评,正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忽视儿童精神世界与人格个性的反映”⑩.
“由于《罗文应的故事》影响巨大,因而这篇作品的成功与不足对当代儿童文学产生的影响也是双重的,多义的.”{11}一方面描写儿童的特有的游戏天性,“表现出天真烂漫的儿童情趣”{12},另一方面“又要宣传、表现与这一天性发生冲突的‘不要浪费时间,要努力学习’的一种教育思想”{13}.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张天翼模式”{14}.
在张天翼模式的影响下,一大批的作品都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来描写儿童的游戏天性、兴趣爱好、贪玩的及微不足道的缺点.儿童作家在写到儿童的游戏、爱好、贪玩、淘气、微不足道的缺点时,把他们天真活泼、调皮可爱的模样刻画得活灵活现.但作家的本意大肆渲染他们的贪玩与爱好,使其夸大到失当的地步,目的是要引起人的注意,过了,则须校正.
《扛牛记》中大昌与牵着社里奶牛的焦大叔一起往回走,突然看到前面麦田里有一只花喜鹊,大昌去捉它,结果把奶牛吓得掉到河里去.仔细阅读文本,就发现大昌把奶牛吓得掉进河里的事实颇有作者故意栽赃的嫌疑.作者这样安排故事是想用此来告诫儿童：千万别淘气,淘气就会闯祸.
《摸鱼》、《蟋蟀》、《蝈蝈》中儿童一好玩,一淘气,不是出错就是闯祸,动辄得咎,“真是无巧不成书”,在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这样的巧合是比比皆是.类似的作品还可以找出很多,而且都是当时产生较大影响被作为优秀作品来评价的.
如果没有这后面的狗尾续貂,画蛇添足般的说教与训诫,这实在是充满“游戏精神”的好作品.但作家的本意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后面的卒章显其志.正是认为儿童游戏天性与兴趣爱好处处影响着儿童的学习与劳动.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儿童文学家,为了不辜负自己神圣职责,目光总是紧紧盯着儿童不放,好像对少年儿童稍稍放松教育,他们就会步入歧途、走上邪路.于是对其进行教育是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他们看不到儿童的贪玩中透露出来的强烈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看不到儿童在淘气中体现出来的在某些方面的特殊兴趣和天赋能力,开始对儿童的游戏天性与兴趣爱好进行穷追猛打.
三、扩大教育的作用
叶秀在1956年8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也曾发出《为什么老写孩子的“错误”和“转变”?》的感慨.文中说“写孩子们的‘错误’和‘转变’的作品,也真是几乎‘俯拾即是’”{15}.这些本来淘气十足的顽童,在外部他人的言传身教与内心道德的自我约束下,立竿见影地全部转变成按时学习与热爱劳动的乖孩子!作家在儿童小说这样扩大教育的功能,目的是希望有类似错误或缺点的孩子,读了作品以后,跟主人公一样,立刻就有转变.
1.外部他人的言传身教
外部他人主要指成人、班干部和同学等人.他们在作品不具有个性特征,“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独特的名字,有的只是共名,比如‘父亲、‘’、‘连长’等等,这种共名现象说明了作家在创作时着眼于他们所代表的某一类人的形象,而不是他们的个体所具有的性格特点”{16}.这一类人的共性就是他们都是正确的化身、是言行举止的楷模,随时准备对儿童的一举一动进行监督.
罗文应改正贪玩的习惯一方面得益于复习小组的同学,另一方面就是得力于遥远得不知何方何名,就通了几次信的解放军叔叔.最后就是罗文应的那位连说话都要注意节约时间的周老师.在这些人的言传身教下,罗文应已经养成新的好习惯了,他按时学习,劳动,运动,休息,不再浪费时间.
《蟋蟀》中对斗蟋蟀乐此不疲的“我”,在社长振根叔与对割稻、犁田这些笨重原始的劳动一往情深的赵大云”{17}的影响下,“我就举起蟋蟀盆,狠狠地把它摔在地上”{18},放走了那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捉来的蜈蚣蟋蟀,去社里当了会计.
《同桌》中“我俩”上课玩玩具,在同学们的提醒与老师有意提问下,“我们”知错了.
《雕刻家》中爱雕刻的陆同宝,在同学们的劝告与辅导员的“循循善诱”下,不但不再在桌椅板凳上雕刻,而且还主动修理缺损的桌椅.
从上述不完全的举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促成儿童转变的成人在作品中,需要他们出场,呼之则来,需要他们下场,挥之即去.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站在云端里向下俯瞰.他们如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一样,高高在上,不轻易出现,只在关键时刻才现身,他们只实施宏观控制.“这个‘他’,在进入儿童文学时,总是扮演着拯救者、教导者的角色,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俯视儿童世界.”{19}而作品中的班干部、同学,同龄人则无时无刻不围绕在“新社会的转变型”儿童周边,他们实行具体微观的监督作用,一有“不良”之举,随时进行提醒,督促其步入正轨.
2.内心道德的自我约束
顽童要转变为成人所希望的乖孩子,仅靠外部他人的言传身教是不够的,因为外力或者说他律是从外部给顽童施加影响,具有强制性与单向性.如果没有主体内心的认同,强制性会产生反叛性,单向性无法全面约束顽童天性中一切不符合成人要求的行为.只有当这种外在的制约转化为顽童内心的自我要求,自我约束,才能使顽童在即使没有外力的督促下,也会把外在的行为标准当作内心的道德要求,能主动控制自身不符合成人规范的儿童天性,成为成人所期望的努力学习、热爱劳动的好孩子.
罗文应在同学的“押送”下能按时回家,但在没有同学的监督下,他贪玩的天性又使他忘了复习功课.外力总有失控与鞭长莫及的时候,于是同学们又出现了,在外力的反复影响下,罗文应开始自控.通过自我批评与反省,“游玩是浪费时间”的观念已深入罗文应的内心,他不但用此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且还能督促别人.
《雕刻家》中陆同宝在同学们与辅导员“一次,两次,三次等帮他前进”下,他“坐到课桌前沉思起来”{20}.
总之,顽童要转变成乖孩子,一定要把外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行为准则.小说中通过对顽童行为进行分析思考,弄清是非对错,正确的加以赞扬,错误的给予指正,引导顽童对自我行为进行对照.经过长期、反复地自我监督、自我评价、自我反省、自我纠正,顽童开始学会主动地把自己的行为习惯调适到规范上来,进而养成了道德自律的习惯.
在小说中,顽童就是这样被彻底地改造成了成人所希望的所谓的乖孩子.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对顽童天性中的游戏因素、兴趣爱好的扼杀或者儿童的不足（正因是儿童才会有这样的不足）进行迫不及待地校正的过程.儿童文学成了“扩大某些成人的教育愿望――‘按时学习、劳动、运动、休息,不再浪费时间’的儿童文学”{21}.致使活泼可爱、调皮淘气、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顽童一个个成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循规蹈矩、暮气沉沉的小夫子.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艳文,湖北省咸宁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此课题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编号：2008q287
{1} 《人民日报》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A].锡金.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79）[C].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
{2} 陈伯吹.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A].锡金.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79）[C].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
{3} 贺宜.为达到少年儿童文学的新高峰而努力[A].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学研究资料（第1卷）[C].
{4} 鲁兵.教育儿童的文学[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
{5} 孙志军.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J].益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4）.
{6} 袁鹰.关于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发言[A].锡金.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79）[C].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1981.
{7} 陈子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A].锡金.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76)[C].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
{8}{9}{13}{21}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10}{11} 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12} 张学军.细致入微绘童心[A].张学军.当代儿童文学名作赏析[C].福州:海峡出版社,1994.
{14} 杨佃青“张天翼模式”论[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4,（6）.
{15} 叶秀.为什么老写孩子的“错误”和“转变”?[N]人民日报.1956-8-23.
{16}{18} 王永洪.朦胧的群像――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人物形象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2）.
{17} 朱自强.儿童文学论[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19} 任大霖.蟋蟀[A].严文井、崔坪.短篇小说选（上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0} 赵沛.雕刻家[A].严文井、崔坪.短篇小说选（下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