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
胡风在陪都时期的文论,影响较大的,当属其参与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倡以及揭示“精神奴役创伤”的主张.
在陪都时期所展开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不仅承续此前“大众文学”或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的讨论,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与道路及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相联系,而且同新文学自觉承担的思想启蒙任务相联系,这样,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就不再是一个只关乎形式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理解文学形式与文学内容、文学形式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如何评价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地位与如何对待中外文学遗产的问题,更是一个新文学在民族存亡的严重时刻怎样承担历史使命的问题.胡风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基本观点①,不仅突破了讨论早期就形式论形式的局限性,而且超越了向林冰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②中将民间形式作为“民族形式”源泉的片面性.
在胡风看来,脱离文学内容和现实生活的文学形式,无论是否为民族的,都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怎么写作的.既然形式是为内容怎么写作的,文学的“民族形式”本身也只有同文学的民族内容联系起来,才能找到自己发展的空间和存在的依据,因此就不能离开内容孤立地谈论形式或“民族形式”.由于文学内容或文学的民族内容必须依据于现实生活来确定,所以文学的“民族形式”首先应该是“从生活里面出来的”.就民族内容而言,新文学在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中不仅承担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且在其发轫之时,就将这种使命同思想启蒙联系起来,更确切地说,是以思想启蒙为基本手段来实现社会革命与民族救亡.从革新文学语言而逐步展开的“文学革命”,就是在时代条件下将新的思想内容与新的文学形式结合起来的一种文学运动和思想运动,因而由文学形式革新所发动的新文学,实际上是由于文学内容的变化或出现了新的思想才导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风高度评价了新文学的发展道路.在他看来,新文学的“新”之所在,不仅在于它改变了中国文学在表现与结构上的传统形式,而且在于它引进了反封建的与革命观念,更重要的是,新文学有效地结合了这两种新的元素.所以新文学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其中最具有社会动员力量和效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样,因应时代条件下兴起的浪潮并在世界进步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文学,就不仅因为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而与传统中国文学具有了质的区别,而且应当属于“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这样,胡风就赋予了新文学以崇高的历史地位.而就文学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承担的宣传抗战的任务来说,胡风的这一观点,不仅是对于抗战初期文学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简单粗糙的一个反拨,而且适应了时代条件下将文学内容上的民族解放与革命相结合的历史要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胡风的这个观点,维护了新文学社会革命和民族救亡一体两面的品格,虽然他在对新文学的高度肯定中忽视了这种文学脱离底层大众的偏颇,忽视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历史联系（甚至存在着虚无主义的倾向）、“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之间的血肉联系以及提倡“民族形式”的精神实质――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及民众参与民族救亡的历史运动,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胡风的这个观点,仍然延续了新文学因其形式革新只能将市民和知识分子作为读者对象而难以深入底层民众的缺陷.但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社会腐败和政治黑暗进一步加剧的严峻时刻,在民族精神需要进一步改造和强化的重要关口,胡风对于新文学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坚持,对于新文学在社会革命和民族救亡运动中所扮演的思想启蒙角色的捍卫,不但有利于新文学本身持续深入的发展,而且具有特别的意味――他将实现人民作为了民族新生的重要条件,并要求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达成社会革命的目标.所以他主张的“民族形式”,就不仅仅是基于现实和“从生活里面出来的”,而且具有特殊的含义――这种形式应当是“反映民族现实的新主义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从后来的形势发展中可以看出,虽然胡风阐述的主题似乎只与文学形式或文学的“民族形式”有关,而没有在现代性视野中将新文学形式与文学的“民族形式”联系起来,甚至相对忽视了新文学的形式革新同民族文学的现代化追求之间的内在联系,简言之,胡风仍然是从形式工具论观念出发或为内容怎么写作的角度来理解文学形式与文学的“民族形式”的,但胡风从时代条件下文学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角度来理解“民族形式”的思想,却具有历史的前瞻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因为它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有效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关于文学“民族形式”问题在时代条件下的洞见与卓识.
而熔现实主义理论、“主观战斗精神”及揭示“精神奴役创伤”主张为一炉的,则是其于1944年10月写就并发表于1945年1月《希望》第一集第一期的《置身在为的斗争里面》.虽然胡风后来在1948年写就的《论现实主义的路》③中对“主观战斗精神”和现实主义独创性有所补充,但他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基本看法却没有超出《置身在为的斗争里面》的主要观点.《置身在为的斗争里面》从有效实现时代条件下文学功能的角度探讨了文学创作与作家的主体性问题.胡风认为,能够发挥“战斗性”的文学是现实主义,而要发挥“文学的战斗性”就必须发扬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这样,对“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探讨与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倡等理论问题就同为而斗争的时代形势和现实要求紧密联系起来.所以胡风提出了一个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的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命题.就现实主义理论而言,过多强调生活本身的制约作用而忽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往往成为了革命文学长期以来未曾解决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客观主义等创作流弊的理论借口；考察作为“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与“被体现者被克服者”的生活之间相生相克的“搏斗”过程,挖掘在这个过程中从生活到艺术的心理机制,并始终坚持作家在这个循环递进的过程中以主观“拥入”客观的主动性.尽管这个主张具有以主观代替客观的嫌疑和体验现实主义的特征,但它本身所显示出来的理论趋向,却是为着解决文学理论的深层问题并符合文学的实际情况的.要求在对时代趋势和民众形象的艺术反映中揭示“精神奴役创伤”的主张,首先是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坚持了鲁迅所开创的民族自我批判的传统.在“在流血.为摧毁法西斯主义而流血,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流血,为争取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流血”的时代,“置身在为的斗争里面”的胡风,清醒地认识到了“没有人民大众的自由解放,没有人民大众的力量的勃起和成长,就不可能摧毁法西斯主义的暴力,不可能争取到民族的自由解放”这样一个与民族命运攸关的实质问题,所以他才将“主义”的要求和“精神奴役创伤”的揭示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本来任务.这表明胡风延续了“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并将民众的观念转变作为了民族解放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意味着他成了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看待和切入民族救亡这个历史主题的文论家.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文论主潮里,在抽象美化农民大众的文化、思想氛围中,胡风关于现实主义文学揭示民族或民众“精神奴役创伤”的主张,由此具有了独特的历史和理论价值:丰富了救亡文论所必有的内涵,不仅扩充其领域,而且弥补其缺陷,从而成为主流文论的有益补充.因而胡风的这个主张,既延续了新文学一贯承担的思想启蒙任务的特质,又维护了新文学将社会革命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的传统.胡风文学思想的独创性,就在于他从另一条战线切入了这个时代主题,而这条战线恰好是当时的大多数文论家忽略或未顾及的领域.胡风文学思想的深刻性,也就在于他看到了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对这个联系的忽略或对启蒙任务的放弃,尤其是对“改造国民性”主题应有之义的民族“精神奴役创伤”的忘却,在建国后的文学发展及社会生活中收获了代价巨大的惩罚.
二、
陪都时期的文论,自然以抗战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线索,虽然并非全都与抗战有关,但却毋庸置疑地染上了抗战色彩.置身于这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胡风文论的主要内容,或者涉及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或者涉及新文学的评价问题,与该时期文论的主潮似乎没有多少联系.但在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胡风文论,却与现实的文学运动和文艺实践联系得非常紧密,并且以自己的特殊方式融入了构建该时期文论总体特色的基本过程.
陪都时期的胡风文论主要以思想启蒙的方式切入抗战文论主潮.无论是从文学“民族形式”的论争中,从对文学创作问题的探讨里还是从对新文学的评价上,胡风都坚持了他一以贯之的启蒙主张,更不用说胡风要求现实主义作家充分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并力图揭示民族“精神奴役创伤”的观点了.胡风要求文学进行思想启蒙的直接目的不仅在于社会革命和人民解放本身,而且在于通过对民众的思想洗礼实现民族救亡――早在1937年10月,胡风就通过《七月》的发刊词阐明了他的这一主张：“战争的最后胜利不能不从抖去阻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沉渣,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而得到.”相对于当时的抗战文论对于文论抗战本身的过多关注,胡风选择了一条与直接的抗战内容有别而又相通的道路,但即便如此,胡风文论还是和当时的大多数文论一样,都从文学工具论角度理解和阐释文学并要求文学怎么写作于当时的抗战形势,因而无论其文论直接还是间接怎么写作于抗战,也无论其选择的视角具有怎样的特殊性,胡风文论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抗战文论的烙印,陪都时期的胡风文论也就由此汇入了时代文论的主潮.所以,陪都时期的胡风文论与其他文论的差异,不在于是否与抗战有关或是否主张抗战,而在于其所选择的独特视角.胡风所坚持的这个独特视角,虽然一方面反映了他作为具有独立思想的理论家的品格,反映了他自觉地将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的理论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启蒙运动中的新文学同社会生活与民众实际脱节、新文学作家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反映了他的文论与时代文论主潮的某些难以弥合的距离.这种源于其思想观念的距离感,加上他个人的独立性格,也为他在建国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因此可以说,陪都时期的胡风文论与抗战文论之间的差异和疏离,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他的个人命运.
注释：
①较为系统的意见是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现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胡风全集》第2卷.
②载于1940年3月20日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
③1948年青林社出版,现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胡风全集》第3卷.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抗战文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半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