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中国,当个作家是很难的,当个批评家是很容易的.你以为你这么平庸,都是作家了,朝前一看,还有比你更平庸的,反而获得很大的名头且洋洋自得.一个人要达到平庸且自得的程度,是很难的.你就觉得当作家太难了.于是你害羞了,退缩了；相反,当个文学批评家就容易多了.只要敢说两句真话,就是个小小的批评家.一直说下去,就是个大大的批评家了.
这话我在别的地方也说过.记得有位年轻人问我,韩先生说得也忒轻巧了,总还得有点什么别的吧.我说,是还得有点别的,不过是“知是非,有常识,有胆量”.三条里,关键是有胆量,有胆量的标志是实指,指名道姓.文学批评家的自我救赎,必须从这里开始.说别的,都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
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批评要有理论基础.中国的古典文论,西方的现代文论,不懂得能行吗?我的看法是：懂得固然好,不懂得也没什么.懂得那些,也不过是为了知是非.而知是非,人的良知良能,尽够应付.所谓的良知良能,就是天生的那份感觉.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过：直觉即艺术.差不多也是这个道理.作家有作家的直觉,批评家也有批评家的直觉.批评家的直觉,说白了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对；我觉得错,就是错.大前提是：你必须是个公道的人,有品格的人.
李健吾应该是文学批评大家吧,他上过清华,留学法国.但要说他对所有的文艺理论都精通,也不见得.他曾说过：“不管读谁的作品,遇到理解不了的地方,就迎着人性冲上去,无不豁然开朗.”他还说过：“当我拿起同代人的一本书,熟人写的也罢,生人写的也罢,我的精神便完全集中在字里行间,凡属人事,我统统关在门外.我不想捧谁,也不想骂谁,我只想指出其中我所感到看出的特殊造诣或倾向（也许是好,也许是坏）,尽我一个读书人良心上的责任.”（《刘西渭的苦恼》）
良心上的责任,就是良知良能.
差不多10年前,有位文学类报纸的头头跟我说,他们报上开了个批评专栏,总也热闹不起来,韩先生可不可以帮个忙.我说,这太容易了,只要你不怕得罪人,管保有热闹看.于是便写了一篇寄去,题为《鲁迅活过来会这样吗》,是批评陈漱渝先生的,也就一千二三百字,名副其实的小文章.
陈先生曾有个演讲,说当今的形势如何好,鲁迅如果活着,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栓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陈漱渝《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2003年12月28日）
我当然不认为现在的形势不好,但要做文章,总能找到下笔的地方.我说,鲁迅如果活着,活到现在,那他得一直都活着.这样,1957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到那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也会笑吗?1966年到1976“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了那场浩劫也会笑吗?这些,陈先生也该说说吧.你不能说鲁迅是个随时可以死又随时可以活过来的人物——1957年他就死了,过了那会儿他又活过来了；十年浩劫期间他又死了,一到改革开放他又活过来了.你就是说鲁迅是个神仙,我都不信他有这个本事.
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陈先生不干了,又是写信,又是告状,很是热闹了一阵子.邵燕祥先生看不过眼,也写了嘲讽陈先生的文章.
也是那次,我还给那位年轻人介绍了一本德国作家写的小说,叫《批评家之死》（黄燎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虽是小说,书中的人物、事件,都有实指.从中你能看出德国批评家的行事风格.书中一个叫埃尔·柯希尼的主要人物,指的就是德国当代最有名的批评家马赛尔·赖希·拉尼茨基.此人1920年生,著作宏富,曾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任文学部主任15年,又曾在德国电视二台主持《文学四重奏》栏目长达13年,在德国有“文学教皇”之称.他和德国作家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可说是他们对他又爱又恨.恨他是因为他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给你“颁发死亡证书”,爱他则是因为一经他的品评就身价百倍,获利滚滚.最怕的是他默不作声,这样会更加损害他们作品的发行.
书中,有个叫汉斯·拉赫的作家,写了部长篇小说叫《没有脚趾甲的女孩》,将书送给埃尔·柯希尼,因两人是老朋友了,期望能获得他的好评.再三央求之下,埃尔·柯希尼答应了.有一天,便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门诊时间》（影射《文学四重奏》）里评说.你知道他说出什么话吗?他说：“这是我举办这个节目17年来,第一次评价一本超过400页的长篇小说.人物的数量,跟页数差不多一样.读这样的小说,还不如赶紧找本簿来读.”
他最有名的话是：“一本书嘛,不是好就是坏,说别的就是腐败.”
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样的批评家.
什么时候,中国的文坛上有了几个这样的批评家,不光是文学批评的幸运,也是文学创作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