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从整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动态的世界文学大潮中生成发展、繁荣鼎盛的,而且它自身也是世界文学一员.因此,脱离了世界文学的大背景,孤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难免凌空蹈虚.1978年以来,有的学者从世界文学整体背景上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用力甚勤,至今已取得可观成果.此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影响研究是基础,目前成果最多研究最充分；第二个层面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独创性和世界性.鲜有人及；第三个层面应该是真正的研究目的,即在跨文化的人学立场上开启中外文学的人生智慧,更鲜有人问津.
正是在整体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看清朱栋霖先生主编的《1949--
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及早先于1993年问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系列专著的重要意义.该系列专著系统翔实而大规模地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在扎实详尽的资料梳理基础上,笔触宏阔地勾勒出了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系统影响；而且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本土化为主旨,探寻中国现代文学主体对外来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在跨文化的人学层面上合理审视中外文学交流和对话,为新世纪全球化时代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智慧.
一、人的发现与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构成
从人的发现和人的观念的演变人手梳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是《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最值得赞赏的特点.如果说朱栋霖在《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中此观念尚未明确为一种理论立场,那么到了《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它就成为一以贯之的重要立场了.这自然与朱栋霖近年来对古今中外文学史的深度思考息息相关.朱栋霖曾说：“20世纪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是关键,这也就是说,‘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观察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所谓‘人’观念,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观、人道观、义利观、荣辱观、幸福观、爱情婚姻观、美丑观、友谊观等.人的未来与发展等.”.长期以来,我们文学史的叙述基本上依附于政治、历史等外在社会学论断,无论是对作家作品的价值判断,还是对文学史分期等重大问题的梳理,大都如此.我们不是高扬革命意识形态,就是猛摇现代化旗帜,但无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无非是社会学层面的潮流.朱栋霖举重若轻地拈出了人的发现和人的观念演变,由此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实在是重新呼应了钱谷融于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文学是人学”之语.但这绝非老调重弹.钱谷融意在呼唤人道主义,而朱先生的“人的发现”具有远为宽阔、远为开放的人学观念.把“文学是人学”真正落实到文学创作的根源中了.
人的发现和人的观念的演变,表面上看来无甚新奇宏阔高论,其实却是难能可贵、振聋发聩的真理之声.文学到底何为文学史研究到底何为鲁迅创作《呐喊》、《彷徨》、《野草》、《坟》等,归根到底并不是为了展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也不是为了呼唤同仁、结成流派,而是出于他对人性、人的独特命运尤其是老中国儿女的悲惨命运的深入感受和思考,出于他对人的意义的深刻体验和严肃思考.曹禺贡献出《雷雨》、《日出》、《原野》等剧作,也不是为了号召革命,或展示高超的戏剧技法,更为根本是展示他面对人生和人性的困惑、绝望和希望.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作家都敢于像鲁迅、曹禺那样执著追问人性,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而且往往是忧思沸郁,难以索解.对人生无深重根本的疑问者很难进入文学的创造境界；对人生的各种疑问都能够参透或自以为参透者,基本上就不需要文学.王富仁曾说：“只有很少的作家在很少的情况下介入文学的这两个基本方式时进一步追问自己：我是谁我要什么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的力量何在我只能做什么和怎么做”.’中国现代作家之所以常常出现极低水平的大量创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对人性、人生发问的能力,能够像鲁迅、曹禺、史铁生那样回复到根本人生之问的作家实在寥若晨星.因此,朱栋霖以三十年潜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思考,从人的发现角度来追问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是返本归根、洞幽烛微、独出机杼的妙悟.尤其是当他把此观念运用于文学史研究,就更显独具创造性.钱理群曾指出文学史的研究目标“是在发现与揭示特定历史时代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描述人的生命涌动轨迹”.“怛曾几何时,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中看不到人生、人性的脉络和印痕,没有生命的体温,充斥着的只是各种纷繁琐碎、互不相关、看似客观的知识.因此,朱栋霖试图重新从人的发现角度来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有可能真正把握住文学史发展的深层脉络,做到纲举目张,复活中国现代作家的灵魂,转识成智.
在朱栋霖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两种或多种“人”的观念与“人”的不同话语间的对话、交流、对抗、激荡与交融.个人自我的存在与个性主义的张扬,乃是“五四”文学对人的最重要的发现；‘左翼”文学对“阶级的人”的发现,成为与‘‘五四”人文主义人学观相对峙的人学观念；近现代通俗文学所表现的是充分世俗化中的充分人性化,传统世俗社会的大众道德与大众人性观.此种概括要言不烦,精当确切.他还指出西方文化刺激着中国人不断发现人,启发着中国文学如何表现人.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国文学的人学观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易卜生、卢梭、弗洛伊德、尼采；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影响最大的是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萨特.
正是出于对人的发现和人的观念的演进构成文学史发展动力的认识,《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才把重点放于梳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中国近三十年当代文学的影响上.1949一1966的17年间,中国当代文学曾长期一边倒向苏联文学,“阶级的人”理念被张扬到极至.到了80、90年代,真正促使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的观念发生重大改变的无疑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该论著认真梳理了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以及劳伦斯、福克纳、萨特、卡夫卡、昆德拉等西方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全面描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人学景观,非理性、荒诞、宿命、自由选择、反抗绝望等现代主义的人学光谱被汇聚成了全景图.该论著还重点论述了后现代主义,包括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等对中国当代文学人学景观的影响,高行健、沙叶新、王朔、王小波、莫言、朱文、韩东、邱华栋等作家对后现代主义之人的荒诞性、碎片化、角色化、化、游戏化、平面化等的呈现被系统描画出来,与西方后现代主义遥相呼应,与五四启蒙文学、革命文学乃至现代主义文学的人学景观相映成趣.这种波澜壮阔的人学景观的勾勒和深描无疑是《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独特之处也是重要收获.它让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文学潮流、作家作品的底下把握住根本性的脉络和纲领.
二、诠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
特别关注中国现代作家主体对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是《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第二大特色,也是朱栋霖着力阐发的重要理论立场.在梳理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时,研究者大多停留于把中国现代作家看作被动接受影响的一方,因此往往指出其受到西方文学何种影响就自以为大功告成.这无疑是浅尝辄止的做法,也是有违于中国现代文学真实情况的.其实,任何外来影响都必须诉诸接受者主体的意愿以及既有的存在结构,最关键的是接受主体自身的存在状况.卢卡奇曾说：“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所谓潜力的解放就涉及接受主体的创造性.朱先生曾说：“如何有鉴别地、有机地承受、吸纳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如何合理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学传统；如何在主体文化格局中实现自身文化、文学机制的‘创造性转化’.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三层内涵.”朱栋霖特别注重中国现代作家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无疑受到捷克学者高利克的‘创造性对抗’以及外海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提出的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启发.无论是继承传统文学,还是借鉴外国文学,关键在于中国现代作家主体的创造性；若没有创造性,继承就只是复古,借鉴也无非抄袭.鲁迅曾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鲁迅最终落脚处乃是“别立新宗”,也就是“创造性转化”.
朱栋霖为何如此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主体文化格局中的‘创造性转化’就人性而言,创造性乃是最珍贵的人性品质,人在重复性活动中能够维持生存,但只有在创造性活动中才能获取充实的人生意义,人的意识也只有在创造性活动中才能高度灵敏,变得觉知.就文学而言,任何文学都会死于机械单调的重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都既潜在地呼应着文学史,也对既有文学史革故鼎新,都是趋向于创造性的突破.这种创造性尤其表现于对世界、人生、人性的个体化、殊异化理解中.鲁迅、曹禺、张爱玲等作家之所以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代表作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双重超越,双重的‘创造性转化’.沈从文的创造性弱于鲁迅,无疑表现于他过于依赖传统道家思想.而穆旦的创造性到了晚年,尤其是1975、1976年间才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而在30、40年代他的诗歌相对于中国新诗而言具有足够的创造性,相对于西方诗人如奥登等人的诗歌而言创造性就显得微弱.张爱玲小说能够创造性转化《红楼梦》和精神分析学的滋养,而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就几乎被精神分析学引入歧途.
正是理解了创造性转化,我们才知道,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化的出路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复古倒退.朱栋霖强调的就是现代化和民族化,‘要求文学家以现代美学意识、现代手段描绘民族的现代精神风貌.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在这方面,尤其渴望与呼唤创造意识.”这无疑是直击要害之论！要谈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更关键的是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性,因为创造性才是真正内在品质,而世界性、现代性等都是真正创造性的外化.诗人郑敏曾说：“走向世界是不能脱离走向自己的深处的,而且更重要的走向自己的深处.”走向自己的深处,也就是创造性的深处.
整体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做得并非特别成功,但这并不妨碍《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的成败经验乃至相关文学史规律的探寻.早先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如此分析鲁迅的创造性转化成功经验：“鲁迅在任何外国文学宝藏面前都是―个高明的开采者,而绝不会成为一种消弭了主体肯定性的矿化物.他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各种有益营养,摄取作自己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审美观念的滋补,于此戒就了一个独立不倚、深沉博大的文学大家形象.”朱栋霖在阐述曹禺吸取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戏剧营养时,牢牢地把握着曹禺自身的主体性,包括他的诗人气质、灵魂雕塑家般的热情以及在追寻个人和民族出路时的执著与困惑,分析其在对外来影响的创造性转化中的根本作用,就很有启发性.在《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中,论者都能够详尽分析中国当代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后所做出的创造性转化努力.该书第三编分析西方现代主义与80年代中国小说,就把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范式概括为变形和写意、象征和寓言、梦幻和虚构,而这也绝非简单横移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艺术技法.乃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家们的创造性转化.第四编阐述精神分析学与80年代小说,也着重梳理了在精神分析影响的新时期小说的美学新质.第八编重在梳理萨特存在主义和新时期文学,其中对张辛欣、刘索拉、刘震云等人的小说的存在主义主题的独到分析,无疑也彰显出了中国作家的创造性努力.还有第十一编分析后现代主义和90年代中国小说时,对90年代中国小说的后现代历史叙述的梳理也很有启发性.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分析中国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若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缺乏足够的了解,是很难做到的.像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五四一代文学家之所以能够较为成功地转化西方文学资源,都与他们深厚的旧学功底有关.又如李金发等人旧学功底不深,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几乎只能生搬硬套,结果创造性不足；同样是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影响,冯至的《十四行集》就显得非同凡响,关键就在于能够接受西方诗学滋养的同时,也能够激活传统.作家如此,学者也不例外.
三、《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学术示范意义
资料翔实、言必有据也是《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一大特色.有了超迈的文学史理念和研究立场,若不能脚踏实地搜集资料,分析研究资料,最终立论也必然空虚不实,缺乏说服力.这两部《中外文学比较史》都显示了踏实勤谨的学术作风,以《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为例,除绪论阐发述史理念外,其余二十二编立论之前都做了详实的资料梳理和辩证工作.第三编细致爬梳了1978年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人中国的历程,在翔实资料基础上,提出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四个逐层深入的层面：知识层面,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观念层面的现代性文学和文化层面的他者文学.还有对精神分析学、意识流艺术、萨特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表现主义等传人中国文学的历程都做出了相当细致而独到的描绘,具有文学史料价值.对单个作家如福克纳、卡夫卡、布莱希特等的流传和影响资料也搜罗甚勤.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具有难能可贵的学术示范意义,尤其是在目前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学术不正之风不断猛吹之时.三十年前朱栋霖受业于我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陈瘦竹先生,他的《论曹禺的戏剧创作》出版后名动士林,后来的《戏剧美学》等著作卓有成就.从1988年开始,朱栋霖就关注中外文学比较史的研究,一直坚持到2009年,前后历时20余年,才最终编撰完成200余万言的《中外文学比较史》两部大型著述,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首次做出系统和高水平的梳理和研究.没有持之以恒、焚膏继晷的精神,没有以学术为天职的大志,如此宏论大著又如何能够完成！这些成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学风浮躁的时代具有正本清源之功.
还值得关注的是《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写作方式中暗含着的学术团队协作精神.面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如此浩大的工程,单靠个人力量无疑是无法完成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撰写,就几乎聚集了当时苏州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所有力量.而《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朱栋霖的统筹安排下,连续有四届博士生10余人投入其中,另外还有若干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加入.朱栋霖能够协调好如此一个学术团队,这种群策群力的团队协作精神无疑也值得学术界肯定.
总的看来,《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对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经做出了出色的总结和提升,以恢宏的世界文学眼光创造性地研究了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促进21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宏伟事业必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之相对应,我们更期待着中国学者能够进一步梳理和总结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浸润和影响,看看千年文脉是如何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伏流蜿蜒的.朱栋霖曾说：“他们可以在每一位中国现代作家的姓名旁边,列出他所承受影响的外国作家名字,然而,也可以在这些中国作家的周围发现一批与他有着血缘联系的中国古典文学家、思想家.”听闻朱栋霖也有意于梳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我们瞩望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