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出版学者的文学梦
人学即文学,那么人学絮语,语意能否代换为“文学絮语”呢?带着对书名朦胧的亲切感和切实的困惑,我翻开了李频教授的新作《出版：人学絮语》.
作为一个有机会近距离“围观”作者的读者,在读罢作者正襟危坐的学术论著后,自然对轻快的“絮语”更感兴趣.当“出版”以“絮语”的方式呈现,是否意味着其中的人物也可以像文学作品一般栩栩如生?当读到书中《自省与自励》一文时,作者方才提道：“我本立志当作家.”（第388页）这句话若是出现在此书的开篇,或是现实的场景中,我恐怕是要一怔了.只因,在我的印象里,作者近年来的学术创作风格是有些“晦涩”的.而在师承于作者的出版学子眼中,作者全然是个“有趣又晦涩,纯真又较真”的学者形象.读作者近年来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分析》（第78页）或是《以刘杲为例探讨出版理论中的命题关系》（第170页）之类的论文,务必要保持机警的头脑,盖因其文脉缜密,此心稍一松弛,便也如本书序言的作者陈卫星老师的风格,一样“难以理解”了.
读不懂,不是作者的错.我深信这一点.然而,淡极始知花更艳,文章极致是寻常.作者也写小品文,描摹人物,仿佛简笔画,三五句看似闲笔的组合,便是一幅典型细节被无限放大的肖像图,一眼便让人了然.诸如《如法师》（第330页）,诸如《我所认识的张伯海老师》（第342页）.有些原本认识的,让你觉得这是写绝了；有些不认识的,也似曾相识一般了.这样老辣的笔法,我总觉得近乎于训练有素的工艺美术作品.如果说“构建人的完整图像”是人学研究的基本内容,那么求“像”、求“真”显然是需要极高的文学素养了.
从脍炙人口的学术散文到读起来“颇费脑子”的学术推理作品,这种风格“换挡”所达成的自我差异性,让我联想到导演李安：当串联起他所有的电影作品,你很难相信那是一个人拍的.时至今日,我仍认为做一名职业作家是很有风险的,因为很多人通常在写完了自己的阅历后,便再也没了无中生有的虚构本领.而最终导致一名文学爱好者没有成为职业作家的原因,或许并不仅是天分和运气那么简单.在这个文学式微的时代里,我是为作者最终没去当作家感到庆幸的.否则,出版学界的损失恐怕要远大于文学界了.
经历过理性淬炼的感性头脑,或许才是时间和阅历所能赋予敏感者的最好的礼物.作者在不同文体之间驾轻就熟地转换,或许不仅是左右脑工作机制的简单转换,而更像是浑然天成的蒙太奇手法.勾勒人物神韵,是需要文字功力的,作者早年的文学情结和人文素养为此埋下了伏笔.而对于出版活动的挖掘和还原,则是更为科学严谨的人学课题了.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作者从初年的文学爱好者转身为如今的出版学者,且能将如此“矛盾”的身份和谐地统一起来?又是什么促使其“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接续这段文学梦呢?
精神交往与自我塑造
事实上,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扉页中影印的钱钟书先生致作者的亲笔信.仔细翻阅才发现,作者不时地将类似的通信手迹穿插于文本之中,这中间,有出版界、文学界的名家大腕,也有作者的门生晚辈.内容大抵涉及的是观点的切磋讨论,也不乏实务性的互通有无.在这个通信工具须臾变换的快捷时代,大多数人不仅觉得写信太费时,恐怕连读上一封信的耐心都没有了.但是,这本书的别致处在于,每组信都是“有来头”的：不是为了简单地陈列资料,而是一种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推敲过程.这种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精神交往,通过话语的往来流动,反而描绘出了一个相对清晰的问题轮廓.
这让我想到莫言先生创作小说《蛙》时,在表达技巧上,采取了信件体的写作模式,通过在信中讲故事的方式,他成功地突破了之前的写作瓶颈.而作者,作为一个出版学的研究者,他是深谙阅读心理和编辑技巧的.他知悉读者的审美疲惫与心理期待,所以见缝插针地将这些珠贝以一种灵巧的方式串联起来.当然,这肯定也有本书的责编之功,也难为他遇到了一个“懂行”的作者了.
我先前只是知道,作者是认识许多“名人”的.读过这本书后,我才知道,或许不仅仅是“认识”这么简单.每个时代对“名人”的定义不同,每个圈子对“名人”的定位不同.我相信,对于一个生活在新世纪的青年人来说,肯定是更熟悉王蒙,而不是秦兆阳的.作者文字的魅力大概在于,他善于把一件极复杂的事情变得有趣,而不仅是变得“简单”.通过阅读他的史料架构,仿佛“穿越”一般回到了某个特定的时代,愿意耐下心来去听“故事背后的故事”.这种讲“逻辑故事”的技巧,恐怕不仅需要类似于文学创作者的天赋和技巧,而且需要学者般的严谨和冷静.这点,在他对编辑家秦兆阳循序渐进式的连续研究中,就可略窥一二.从1993年的第一篇相关文章《追求默契：秦兆阳的主编艺术之一》,到2012年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的长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分析》,近十年间作者先后发表了四篇相关文章,从最初的随感、缅怀品文到后来的学理求索,作者力求超脱出对秦兆阳的个人化感怀,将一名文学编辑的个人际遇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语境下耐心解剖,从这种话语和视点的转变中,我感受到了挖掘故事的不易和乐趣,也感叹于作者的意志力和洞察力.
人总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塑造或重塑自己,而精神交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作者曾将自己1986年攻读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硕士的经历调侃为“误入歧途”,这点我是可以理解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文学专业如火如荼的发展期,而编辑出版学却还处在筚路蓝缕的初创期.20多年后,对于一些怀着朦胧文学梦的学子来说,选择出版学专业,或多或少是有些投机心理的.倘若能够借此学力跨入出版圈,积累些人脉资源,岂不是能够“曲线”地实现自己的作家梦?这些年,作者与不少出版界、文学界的名家都有过一定的交集,又大多是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交往形式.然而,作者终究没有选择当作家.我猜测,这或许并不仅仅是出于路径依赖的惯性.人对自我的认知和塑造总是在多种因缘际会下循序渐进地完成的. 很多人以和“名人”的交往为荣为耀,这在主体性上似乎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仰视者”的位置了.这种交往不能说是无意义的,但最起码是不那么平等的.作者凭借着自己对期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出版学界里,自然就已是被后生晚辈仰视的“名人”了.然而,难得的是,这样的“名人”,在面对我们所知悉的更有名的“名人”时,能够淡然地保持一种中立的姿态和视角,与之开门见山地进行平等的对话和精神交往；而在面对后生晚辈的困惑和求教时,又是那样耐心、细致,以至于顾不上端起师长的架子.这些,是令我钦佩的,想来也是人学研究的核心要义所在.
探索出版人学的先行者
《絮语》一书共分四个专辑,其中辑三以“出版教育：黄村觅绿”为名,穿插在辑二“求解非连续出版的思想形态”与辑四“触摸连续出版的内在机理”之间,果然宛如一抹绿意.
20多年来,作者致力于出版教育,他对于当今的出版专业学科建设又有何感怀和创见呢?据我所知,作者近年在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中,探索性地开设了全新的课程,诸如《出版活动分析》之类.讲课的方式也灵活多样,或是围绕案例分析的集体讨论,或是针对文本细读的专业训练.这些,是书中并未多提的,也是我想要分享给所有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的.
以出版人物的思想和活动经纬编辑出版历史和实践,这种研究路径对于很多出版学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然而与那种传统的“某某编辑思想研究”不同的思路在于,作者更注重学理的分析,或者说是学理与史料的血肉交融.从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来看,他似乎是想突破以往研究中“事”与“理”两层皮式的隔膜,寓理于事,抽丝剥茧式地从人学研究中抽绎出出版活动的规律性本质.作者力求精微的视角,有着在高倍显微镜下做解剖手术的耐心和果敢.不必非等到盖棺定论后评判已故人的功过得失,而是力求钻研新鲜的、敏感的出版事件.作为新闻传播学里日渐式微的一个学科,作者正在尝试努力的是,以一种科学的方法和模式,建构一个既有传承又有新意、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学科架构,而这个过程,必然是生趣盎然的.
读完全书,我才隐约感到,单就书名来讲,作者之所以以“人学”而非“文学”做“出版”的注脚,是有其深意的.人学是文学更为本质的抽象,是高于艺术的哲学范畴.而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人学”的视角注解本学科的历史与实践,实在是有新意的创举.只有紧紧抓住了贯穿出版活动始末的“人”,将“人”放置在彼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情境下进行解读,才有可能揭示事件背后的意义.
从《絮语》一书的部分记述性文字,我依稀能感受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编辑出版学最初筹建的光景.当年河南大学的几位导师带领作者在内的第一批研究生集体撰写编辑学教材,那位书中并未具名的老先生曾谦逊地说：“在编辑学的跑道上,我们同时起步”.（第389页）20多年过去,出版学的学科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事物的涌现激荡着科研注意力焦点的迁移.正如作者所提到的：“社会转型决定出版转型,进而出版转型决定出版教育转型.”（第407页）变的是繁芜众相,不变的却还是人.作者的“出版人学”构想,尽管谦逊地自称为“絮语”,却未尝不是一种与读者的对话、商榷.他不仅在出版学教育实践中采取了这样的姿态,在科研创新的路上亦是如此.
遥想20多年前,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的那几位令人尊敬的学科牵头人,正是如今作者这样的知天命之年.今日看那时,是个美好的时代,或许也正如明朝看今日一般.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