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本论文为“近代小说出版研究”（项目批准号14YJC75105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清末民初小说出版研究”（项目批准号2014SJB479）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中国出版业自1840年战争以来,进入了新旧交替的时期,传统出版业在西方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文学书籍的出版在出版格局的影响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制约下不断发展,至戊戌变法后进入鼎盛阶段.而在1840至1985年间,从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这近半个世纪里,则处在喧嚣迸发前的沉寂时代中,传统文学出版样式的式微与新生因素的闪现,共同汇聚成一股文学的潜流.
关 键 词 ：晚清；文学；出版；坊刻；石印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4--02
1840年至1985年间,传统出版业式微,西方教会的出版势力侵入,虽有新兴石印书局的短暂兴盛,文学出版仍延续了以往的格局,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基本未脱明代以来的窠臼.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印刷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出版的样式,线装书逐渐被平装书取代,书籍的插图与装帧更加丰富多彩,但小说创作数量与以往相比并无明显变化,各种外部因素的变化共同影响着文学出版,使得这一时期被研究者描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挣扎性延续以及近代文学的微弱萌芽”.（1）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探究这一时期出版与文学的状貌及原因.
一、官刻、家刻、坊刻对文学书籍的刻印
戊戌变法（1898年）之前,传统的出版业基本延续着旧有的格局,同时也有新的因素产生.传统的出版业的刻书格局大致可归为三大类：官刻、家刻、坊刻,清代主要以官刻为主,家刻、坊刻为辅.
清代官办的出版机构,主要有翻书房、武英殿、扬州诗局等.翻书房为1639年清太宗所设,因患清人不识汉字,将一些汉文古籍译成满文出版,翻译《四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西厢记》、《梅》等书.武英殿为皇帝钦点的刻书机构,多出版经史子集等书,另外,还有扬州诗局,为康熙时任江宁织造的曹寅所主持,刻有《全唐诗》、《词谱》等近3000卷书写秀丽、校勘精美的诗词集.不难看出,“官家出版机构的出版物,相当大的部分为实录、圣训、起居注、会典、御制诗文、御纂经典、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以及奉皇帝之命编纂的丛书、文集、通鉴等”,（2）晚清各地的官书局亦局限与此,在保存古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对于当时文学作品的出版,则相当匮乏,几近于无.
家刻在清代比较发达,净雨在《清代印刷史小纪》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清代私家刻书的情况.私家刻书兴盛的原因,并举张之洞《书目问答》中的话作了引证,“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若刊布古书之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3）如此,刻书者既能通过刻书留名,又做了文化传承的善事.家刻的范围包括文人自己的著作、先贤的作品以及藏书家、校勘学家辑刻的丛书、佚书等,聘请名书法家、名刻家精工雕刻,非常考究纸张、刷墨,几乎是作为一种艺术品来追求.清代文人的学术论著如王夫之的《船山遗书》等多通过私家刻印得以传世,散文集、诗集如梁章钜的《归天琐记》1845年有北东园家刻本刊出,林昌彝编撰的《射鹰楼诗话》于1851年以家刻本刊行.
相对于非商业性质的官刻与家刻,坊刻则是带有明确商业性的出版活动.明后期书坊已从刻印传统的四书五经,转为更多的刻印戏曲、小说、医书、历书等民间喜欢和需要的读物,以此来吸引读者、扩大销路、追求利润.至清代,坊刻最著名者是洞庭席氏的扫叶山房,为旧中国历史最长的一家书店,有几百年的历史.乾隆后期,席世臣创设扫叶山房,以刊刻史部秘籍为主业,刻印诸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元史类编》等史书和《全唐诗》、《元诗选》等诗集,另外还刻印“广大民间急需的启蒙读物、村塾用书、通俗演义、章回小说,如《毛声山评点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绣像评点封神榜全传》等已达数百种.”（4）光绪年间,至上海设分号,后以上海为总店,并较早使用石印、铅印设备,率先进入近代出版印刷行列,1915年还出版过期刊《文艺杂志》.
以扫叶山房为代表的民间书坊,成为晚清文学出版的主体,这类书坊多采用雕版印刷,“前门开店,后院刻书”,集刊印和销售于一身,刊印了大量晚清小说.据韩锡铎、王清原《小说书坊录》一书统计,“清代书坊所刻通俗小说1445部,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把一些内容重复版本合并,晚清书坊出版小说688种.1875～1911年,137家书坊出版小说218种,如本立堂的《彭公案》、聚珍堂的《红楼梦》、扫叶山房的《镜花缘》、多文斋的《绿牡丹全传》、翰宝楼的《玉娇梨》等.”（5）
官刻、坊刻、家刻构成了晚清传统出版业的格局,在这种出版格局下,文学出版延续着自明代以来的创作、生产模式.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仍属于经史子集以外娱乐市民的小道,是文人文学之外的市民文学.这种格局下的文学书籍出版非常落后,刻印流传的多为旧有的小说,新小说发展速度缓慢.
二、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与民营石印文学书籍
近代以来,西学大量输入,早期基督教出版社于19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等地建立,影响较大的有澳门花华圣经书房――后来发展成上海美华书馆,美华书馆出版的中文书,“主要为圣经中译本、赞美诗集、教义回答手册、祈祷书,以及布道所需的传单、小册子等.同时还出版了不少医学和科学书籍.”（6）值得注意的是,美华最后于1923年盘给商务印书馆,“它自成立到19世纪末,一直是上海的一家主要出版社,规模大,出版物众多,在上海出版界长期居于垄断地位.”（7）墨海书馆1843年在上海开始建设,到1848年才建成投产,有三台印刷机,动力靠牛来驱动,时人称奇.另外,还有1874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等人创办于上海的格致书院.这些教会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中文圣经、传道读物,字典、词汇等工具书,还较早出版了报纸、杂志.最早用中文出版的现代化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米怜牧师创办和主编,梁发协助,采用雕版印刷出版的月刊,内容包括新闻、宗教、天文、历史、文化知识等. 洋务运动以来,晚清政府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设馆翻译西书始于1867年,译书之法是找西人与华人合译,翻译了大量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化电等自然、应用科学书.这些译书对国人学习西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不足之处,吴趼人在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回“试开车保民船下水,误纪年制造局编书”中,记述了江南制造局委员情形,如盲目崇洋媚外,中西人对译的隔膜与词不达意,甚至有些书出现编年错误等怪现状.这一时期,西方文学类的书籍几乎很少翻译出版,有稽可查的只有《广东报》1840年刊载的《意拾喻言》、美华书馆1869年出版的《天路历程》、申报馆1874年出版的《昕夕闲谈》等几种.
铅字等技术虽已在战争前就已应用,但实际上直到清末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仍然是以雕版印刷为主体,只有少数地方才用木活字、铜活字、泥活字印书.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英国商人美查于1872年在上海创办《申报》后,又在1876年创办点石斋石印书局,引进了石印技术.点石斋于1882年石印出版了殿版《康熙字典》,第一批印4万部,第二批印了6万部,皆不数月而售罄,获利丰厚.另外,美查还创办了集成图书局、申昌书局.
点石斋石印书局印了《康熙字典》以后,书商见其获利巨大且容易,在19世纪80年代,各地民营石印书局纷纷成立,较有名的有同文书局、拜石山房、蜚音馆、鸿文书局、鸿宝斋石印局、积石书局等,这些书局出版了大量石印古书,选本较精,如鸿文书局所印《三国演义》,每回都有插图,阿英在《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中谈到：“清末自点石斋创立后,石印小说戏曲风行一时,长篇巨制,插图往往多至数百幅,至今为藏书家所珍.”（8）并就所珍藏之书,选较精善者列成书目备考.
这份书目中所列的石印出版的文学书,既有《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古典名著,也有晚清文人所著小说如《荡寇志》、《儿女英雄传》、《绿野仙踪》、《镜花缘》等书,以及元杂剧等戏曲书,插图都绘印精致,有巾箱本、缩印的小袖珍本.此外,“蜚音馆利用石印可放大缩小的技术,专门印制了一种小开本的适应科场考生携带方便的‘巾箱本’书籍,当时称这种书为‘场屋夹袋书籍’,深受科举考生的欢迎.”（9）这些石印书局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大多因业务一落千丈而倒闭.
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举办出版业,带来了现代印刷机器、现代化的出版经营模式,外国传教士的出版业几乎垄断我国出版界40年之久,对西书的翻译多是教会书籍、格致之学,文学书籍的翻译尚未进入自觉状态.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石印书局,出版了大量文学书籍如小说戏曲等书,但多集中于古书的刻印,文学创作仍延续着传统的演义、传奇一类样式,这些书局在废除科举后大多倒闭,如同昙花一现,这一时期文学出版发展较慢,但石印技术的提高,降低了成本,低廉,刊印精美,为戊戌变法后文学出版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注释：
[1]参见朱文华《中国近代文学潮流――从戊戌前后到五四文学革命》第一章,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
[2][4][6][7][9]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52-54、65、100、100、370页.
[3]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见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46页.
[5]孙文杰：《晚清小说出版述略》,见《编辑之友》2008年第5期.
[8]阿英：《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见《小说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