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胡绳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师,是我青年时代受益最多的老师.他的逝世,使我想起许多往事,止不住对他的深深的思念.当年他对我、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我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从1951年到1957年,我担任胡绳同志的秘书共六年多.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不久,什么也不懂,所谓秘书,不过是做些接、抄稿子、收收发发一类简单的事务工作,事情也不多,对胡绳同志实在帮助不大,可是我从他那里却得到很多很多.
他教我学习,教我写作,关心我思想政治上的进步,担任我入党的介绍人,引导我走进理论、学术工作的大门.胡绳同志不仅对我这样,对别的年轻人也十分关心、爱护.记得那时候经常收到全国各地青年的来信,有的是读了胡绳同志的著作后提出问题要求他解答；有的是报告自己学习、进修的计划请求胡绳同志给予指点；有的是就某个理论或现实问题向胡绳同志请教.对于这些来信,胡绳同志都一一认真答复.开头是他自己执笔,后来就叫我起草,经他仔细审阅修改,交我誊清后再由他签名发出.这些复信的内容,有正面的道理,有具体的建议(如应读什么书之类),也有诚恳、中肯的劝告,语气平和而亲切,没有任何教训的口吻.可惜复信的底稿均未保存,不然我想今天拿出来仍然可以成为很好的青年读物.当时也有一些年轻人请求胡绳同志介绍他读书、写作的经验,他也是有请必应.
那时胡绳同志只有三十多岁,已是著名的学者,又是地位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但他待人接物毫无架子,也没有知识分子名人身上常见的那种傲气.他平易近人,温和宽厚,任何时候都是讲道理、以理服人,对年轻人尤其如此.记得1954年胡绳同志为起草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去北戴河,出发时由于我的疏忽漏下了一件行李,到了火车站才发现,又赶快跑回去取,弄得十分紧张,应该说这是我这个秘书的失职,可是胡绳同志当时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说.事后闲谈时他对我讲了个故事,他说：小说《保卫延安》中连长周大勇有个习惯,每天睡觉前都将脱下的衣物一件件依次放置整齐,并记住一共是几件.夜间遇到紧急情况,他抓起这些衣物就走,由于心中有数,从未丢失过一件.他用这个故事教我学习防止再出差错的方法,我听了很为感动.
胡绳同志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和进步.他从不向青年进行空洞的说教,也从不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而是注意启发、引导年轻人自觉地努力上进,加强自我修养.这种启发、引导既有思想政治方面的,也有文化、业务方面的.
关于思想修养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胡绳同志不止一次讲过的一种意见,原话没有记下来,大意是说对“真诚”要加以分析.人们总是赞美真诚,否定表里不一,这似乎绝对没有错.但胡绳同志以为,不能离开是非来看待真诚、赞美真诚.如果你的认识、主张、信仰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你坚持它,宣传它,受到了正确的、正义的批评和反对,也毫不改变,表里如一,这种真诚有什么好呢反之,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主张是错误的、有害于人民的,决心改变自己,按照正确的、有利于人民的观点、主张去想、去说、去做,这必然需要一个过程,开始时原有的错误的、坏的东西在脑子里一下还去除不干净,感情上还有牵连,而理性上、言行上已经知道按照正确的、好的去说、去做,这样在理智与感情之间、思想与行动之间就会有点不一致,也可以说是不那么真诚吧,但这种状况好不好呢不能说不好,因为这正是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正在从错误走向正确的表现,应当加以肯定.待到错误的、坏的思想彻底去掉了,思想与行动、感情与理智都归于正确,完全变好了,没有不一致了,这样的真诚才是应当肯定、应当赞美的.如果在开始改变自己错误的思想、立场时,就因为有一点表里不一致而加以反对,那只有回到原有的状态去,结果表里倒是一致了,而思想的改造与进步也就没有了.所以,不能抽象地、笼统地看待真诚,而应当首先有是非观念,在服从真理、追求进步的前提下讲真诚.我认为,胡绳同志关于“真诚”的这个见解,对于我们进行自我修养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
胡绳同志一生勤于读书,勤于写作,他也特别喜欢好学的年轻人,乐于帮助他们提高知识和写作水平.在这方面,他对我、对其他青年同志讲过许多很好的意见,并且手把手地教我写文章.
他建议我们多读、多写.不但要抓紧时间读书,而且要争取读得快,提高读书的速度.他曾告诉我,他一小时能读多少页,具体数字我忘了,只记得当时的感觉是他读书速度确实相当快.在认真领会书的内容的前提下,读书速度快才能做到多读.至于多写,不仅是锻炼写作能力,也可以加深对所学知识、理论的理解.
他多次讲到写文章要讲透道理,注意分析,用道理说服人,驳倒论敌.他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但不要用马列压人,不能简单地依靠引用马列的话来证明是与非,因为如果你的论敌根本不相信马列,你这样立论就完全落全了；再说,如果读者根本不懂立得或不相信马列,你这样的文章也无法赢得读者.所以,写文章一定要用事实、用实际的道理(包括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用逻辑来证明正确的东西,驳倒错误的东西.这也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分析问题所要求的.胡绳同志的文章没有教条气,我想原因也在于此.
他还提倡我们写书评、写资料性文章,以此来锻炼写作能力.他以为写书评、写资料性文章有几个好处：一是言之有物,不会无话可说,文章也不致落空；二是有助于培养组织文章逻辑结构的能力,因为评价一本书的内容必须先后有序,详略得当；编写资料更要求安排好各个部分与层次的关系；三是有利于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书评的写作可大可小,可深可浅,自由度较大,可以借题发挥,可以作出独立的分析,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对学习写理论文章大有好处.在胡绳同志指导下,我就是从学习编写资料和评介书籍开始,逐步学会写论文的.记得开头我写的东西不像样,胡绳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提意见让我改写,最后还亲自动手修改我写的稿子,直到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为止.
在教我们读书、写作的同时,胡绳同志还要求我们时时关心思想理论领域中的动态,自觉地参加思想论争；要求我们写文章要有的放矢,不能闭门造车.胡绳同志这样教导我们,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写文章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更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他关心、帮助青年,也是为了使他们成长为合乎革命和建设需要的理论学术人才,或在实际工作中能为革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对青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晚年拿出自己的积蓄设立青年学术奖,也表明这一点.
今天,胡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关爱青年、提携后进的嘉言懿行,同他奉献给革命和人民的饱含科学、精神的所有论著一样,都将长留人间,泽及后人.
胡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