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毫无疑问,《粤海风》杂志在当今国内报刊之林独树一帜!
在国内众多期刊中,《粤海风》是我最喜爱的文化学术刊物之一,也是我唯一保存改版以来最完整的一份杂志,她已成为我学术阅读生活中之一部分.她与我相依相伴,不离不弃.如今,她要走进百期不凡之历程,的确令人感慨万千.需要说的话很多,可惜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看着眼前高高一摞的《粤海风》杂志,我不时发呆,抚今追昔,心潮翻涌,有关我与《粤海风》杂志的一段情缘浮现在记忆的屏幕上：
那大约是1998年的时候,我给该刊主编徐南铁先生写了一封直言索要刊物的信.其中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我们宁夏文联办公室的柜子上发现了两本《粤海风》（1998年3—4期合刊与1997年第8期,即新版第一期）杂志,打开一看,被内容所紧紧吸引,遂将两本刊物拿走视为‘己有’.刊物的许多内容都吸引住了我,如钱谷融、殷国明两先生的访谈,陶东风、李洁非、袁良骏以及徐南铁（《关于报刊新的增长点》）等先生的文章.该刊品位极高,具有相当的学术性与前瞻性,无疑,在中国当下报刊之林独树一帜!我作为一名文艺批评工作者,很喜欢这本刊物.不知是否可以给我或我的部门寄赠一份等”南铁先生不但没有拒绝我的请求,而且还将这段文字刊登在1999年的第4期《粤海风. 读者之声》的栏目里.从那以后,南铁先生不辞烦劳,惠赠至今,令我十分感动.如今刊物就要跨入不平凡的百期历程了,南铁先生亲笔向各界学人邀约文字,我也有幸忝列其中,不胜感喟万端：不知不觉我已经享受了《粤海风》杂志百期之恩惠.的确,《粤海风》杂志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其影响不可低估.虽说不出产生过哪些“具体”影响,但其“潜移默化”之濡染与“渗透”,那是骨子里、精神与灵魂里的.返观百期《粤海风》,她犹如一位思想者,发出过伟大时代之呐喊,出现过激动人心的学术争鸣局面,她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情绪,构成了中国喧嚣的思想文化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新版百期历程——恰如一篇大文章,可用“知识分子争塑21世纪中国”这一醒目标题.
刊物从改版至今,即一直以“文化批评”之坚定立场与学术理念昭示.曾经,人们经常将“批评”与“批判”混淆,在一些学术活动中,往往“谈批（评）色变”.其实“批评”与“批判”之差别十分清楚,前者是学术的,后者是政治的.随着时代风云变幻莫测,可能有人欲达至自己之目的而故意想混淆罢了.诚如主编徐南铁先生在百期约稿函中所说的：“在编辑出版这一百期的历程中,天上不乏风雨,地下亦不平坦”,我能理解他的这番“亲历”的心情.此处按住不表.《粤海风》倡言文化批评的学理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于中国文化学术思想舞台绝非偶然.1980年代的中国曾有过一段“文化复兴”时期,这表征为重开文化论战以及青年们兴起的普遍的爱智热忱.当时的中国重开东西文化论战,一方面是由于痛苦的当代中国又从“世界革命的中心”之梦想中惊醒（由西方技术的引进,而后是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再以后是风靡全国的文化大讨论,近代中国的历史,匆匆又走了一遍）,另一方面,是对“”毁灭人类文明之罪恶的深刻反省.因此,19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不只是“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之简单复归,而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未来命运”的时代精神的又一次高扬.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文化论战尚有不少缺陷,总体而言即是“继承有余,创新不足”.在此次论战中,大多数问题、理论与范畴并未超过“五四”时代,而在“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精神”之铸造方面,则更是少有建树.因此,重塑“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精神”便逻辑地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批评/思想学术之主题.《粤海风》恰逢其时,闪亮登场,勇担此任.的确如此,在现今的文化思想市场,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皆大行其道,如果惟独听不到中国文化批评的声音,是不正常与令人堪忧的.其实《粤海风》这个倡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总体学术脉络是相衔接的.而且在现代中国历史脉络中可以作为文化批评中心理念的艺术、、自由与法治理念的追寻,可称得上是一贯的主题.同时,这些基本价值范畴,不单是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激起强烈共鸣,在多次学术争鸣中,经由文化批评思想所肯定的诸种价值理念也曾相当盛行,这些价值理念将会不断写进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史的各种文本中.事实上,《粤海风》杂志之倡言,已经为当代中国文化批评/思想学术提供了较为明晰的“思想谱系”,——主编徐南铁先生每期所撰写的“卷首语”即是明证.我们不妨打开1997年新版第一期,读一下卷首语《我们从哪里出发?》的其中一段话：“报刊是时代的晴雨表——这句话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不仅仅是指报刊的内容反映着时代的风云和彩霞,报刊本身社会坐标和生存概念的嬗变,也深刻地体现了时代推移所激起的波澜.等《粤海风》曾走过盘旋起伏的种种不同路段,如今,她决定为文化批评做点事.这种选择或许有那么一点悲壮,但毕竟是反复掂量和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文化批评并非就是君临大众、愤世嫉俗；并非就要大叫大嚷、狂飙突进.我们追求的不是形式,我们只希望当代性、争鸣性、前瞻性和建设性成为《粤海风》的内涵.”是的,“报刊是时代的晴雨表”,无论怎样解读这句话,皆为颠扑不破之真理.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储安平创办《观察》；从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论》,到胡适、徐志摩主编《新月》,等等,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检视百期《粤海风》杂志,我们只许翻阅百期“卷首语”文章与栏目配置,以及阅读和没有阅读过的文章目录,即大致可勾勒出中国文化批评思想史蓝图之脉络.当然,关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思想学术全面的史实重建,非一刊所能为,但编者如何配置与选择刊物的学术架构与文化历史资源,将中国文化批评/思想学术之发展,置于当代中国思想学术演变的总体脉络与世纪交替前后社会变迁这一纵横之大框架中,迈昂首之步履坚定走下去,以便对文化批评/思想学术在当代中国时空格局中所呈现出的价值立场、学术理念以及在实际思想文化批评中扮演之角色,确实是《粤海风》百期关注之重点；焦点问题则是当代中国文化批评/思想学术界知识分子的发言位置与问题意识,即“当代性、争鸣性、前瞻性和建设性”之价值倡言是也.像历史上许多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一样,《粤海风》杂志的创办与改版给人们的昭示也一定是言人人殊.然而,《粤海风》百期聚集起来的知识分子即学术群体试图通过文化批评/思想学术的置入,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奠定文化批评/思想学术基础,当是不易之论.述及《粤海风》聚集起来的学术人群和文化批评思想能量,最值得注意的或许就在于,即便编者深深卷入时代某种激流漩涡之中的时候,文化批评/学术思想的职志仍是他们未敢或忘的,这也使他们成为当代辩护“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王元化语）、延续文化历史记忆、继续文化批评/思想学术诉求最突出的刊物理念.因此,不断延续的文化历史记忆,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只是因为《粤海风》作为当下“文化批评”者的身份,才为学术人群烙上文化批评/学术思想精神传衍者的印痕.事实上,既然讲“争鸣性与建设性”才为这一学术人群介入学术纷争后所确立的发言位置,并且在“争鸣”与“建设”之间他们心向往之的还是“文化批评”思想,因而不断提升的文化历史记忆,实可看作维系学术人群不可或缺之纽带.同时,我们也看到,学术人群对于文化历史记忆之延续,实际贯穿了关于文化人生与文化传统的反思,当下中国文化史象与谋求中国学术的发展之主题.这两者构成了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之整体,注重争鸣性与建设性,实有必要将二者联系起来思考.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契合《粤海风》的编者与聚集起来的学术人群对于中国文化批评与中国思想学术的意见,偏向任何一面,也许皆不足以完整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面对世纪交替,《粤海风》发出“我们从哪里出发?”的强烈呼喊,在“曾经走过盘旋起伏的种种不同路段”后,投下“决定为文化批评做点事”之石后,当代中国学术人群就开始了建构“学术社会”之尝试.所谓“学术社会”,乃知识分子之自诩,简言之,是要在转型社会重建知识文化的庄严,让“学术”构成未来社会的重心,同时重新确立读书人的位置.显而易见,所谓“学术社会”,既立足于“学术”,却又并非仅限于“学术”.文化批评/思想学术主张,从其主旨来说,是要挣脱传统中国“学”与“术”之缠绕、“士”与“仕”之纠葛,为现代中国学术人群确立区别于“士大夫”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因此,相对于文化历史记忆之延续,应该说“学术社会”之建构更浓缩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术人群之努力方向.而在建构“学术社会”构成中学术人群形成之思想脉络,更不可低估,这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学术人群,尤其是透过《粤海风》这个“时代的晴雨表”之“窗口”,观天观地,更具有特殊之意义.因此,我们与其纠缠于刊物究竟发表了哪些影响大的优质文章,倒不如检讨《粤海风》所聚集的学术人群所代表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所具有之意义.我之所以将《粤海风》聚集的学术人群对文化历史记忆之延续以及对“学术社会”之建构提了出来,即是欲对此二者能有所兼顾.有一点是清楚的,学术人群在学术层面之努力,从文化历史“人生”之讨论到历史文化“扫描”之开启；从文化逻辑之“论说”到文化历史之“亲历”；从文化社会“现象”之解读到文化史象之“回望”与剖析,等等,皆蕴涵着由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构成的学术人群,对于当代型知识样式之建构倾注了大量心血；而通过他们的努力,当代中国论证文化现实世界及文化社会理念合法性的知识学基础,也就逐步实现了向建构“学术社会”的当代型知识样式的转换.
当然,将当代型知识样式之建构作为全球化的普遍问题,并不意味着各种知识相应地具有普遍性,也绝非把中国文化批评学术的发展简化为移植与模仿,但从中或许我们更能理解《粤海风》杂志,以及由此聚集起来的学术人群（当然包括刊物编者）所经历的艰辛.足以令人欣慰的是,百期以来塑造中国文化批评学科与社会科学品质的,就是具有“普世性”意义的以文化科学标示起来的当代型知识,它不仅是对文化社会理念合法性之论证,还构成了催生与培育中国当代文明生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倘若我们承认当代中国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人之思想方式上发生了急剧转型,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中心的价值系统逐渐让位于现代性思想体系；对世界的认知也由儒家思想文化转换为现代性的知识样式,那么我们就应当重视《粤海风》杂志,以及由此聚集起来的学术人群——在文化学术层面的工作.
在全球性文化语境之影响下,《粤海风》杂志的编辑家们以自己的方式重开了中国文化批评的工作,我认为其价值不在于学术架构如何“规范”,而在于其刊物提出的问题的人类性与时代感,在于21世纪中国文化批评中的开创性地位以及由此引发出的基本线索.以至直到未来,我们仍要思考与探讨中国文化批评是“复兴”还是“重建”这一世纪性之难题.我们相信能从《粤海风》中看到新的人类良知.我们相信能从《粤海风》中听到新的文化警世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