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有着“杂志界的重镇”和“杂志的杂志”美称的《东方杂志》,是近现代期刊史上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本文透过《东方杂志》刊发的本土作品与外来翻译作品,探究其与现代文学传媒的关系.
关 键 词：《东方杂志》；中国现代文学；文学传媒
中图分类号：G25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148-02
传媒与文学的互动,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本文中,在关注《东方杂志》发生发展同时,更要聚焦在这本“昔日风光的杂志,今日泛黄的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东方杂志》发生与发展简述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创刊名为《东亚杂志》,后改名《东方杂志》,创办人是该馆负责人张元济.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久,就和商务书馆的另一个创办人夏瑞芳一起积极筹划《东方杂志》出版的相关事宜.在《东方杂志》45年的生命历程中,曾4次停刊,4次迁移,先后在上海、长沙、香港、重庆、上海等地出版,共44卷.《东方杂志》内容非常庞杂,包罗万象.先后负责编辑工作的有徐珂、孟森、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等.
在《东方杂志》改革的步伐中,它的办刊宗旨也在发生着变化,经历了“启导国民、联络东亚”、“舆论的顾问者”、“分析指导现实”、“发扬文化传播学术”等阶段.《东方杂志》内容丰富,基本上是一本与时俱进的刊物,诸多优秀艺术作品和影响时代生活的妙笔,也使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获得一席之地.
二、《东方杂志》的现代转型
《东方杂志》的现代性特征,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受传统保守文化、社会环境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自一开始产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性,它产生的基础很不牢固,《东方杂志》的现代性转型在其逐渐发展中完成.
新文化运动前期,是《东方杂志》办刊理念形成时期.1911年,杜亚泉开始对《东方杂志》改革,以“启导国民”为宗旨,意在通过引进西方文明来革故鼎新.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介绍并重,“新知”与“旧学”并举；《东方杂志》虽然还没有完全从旧牢笼中解脱出来,但在语言方面,已经完全运用现代化的语言,白话代替了文言.
五四运动发端期,杜亚泉、钱智修作为《东方杂志》的守门人,他们都是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因此,在五四运动之初,《东方杂志》倍受《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攻击.五四运动期,《东方杂志》迫于社会形势急剧变化,从1920年起,开始使用白话文,也开始采用一些文学新人作品,如茅盾的第一篇文学论文《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就发表在《东方杂志》1920年第一号上.在该期上同时发表了三篇介绍西方社会思潮文章,分别是雁冰的《巴苦宁和无强权主义》、愈之的《近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心瞑的《海格尔学说一斑》,分别介绍了无政府主义、文学思潮中写实主义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思想.时任主编陶惺存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提出了六条编辑标准：1.当知世界大势,不固步自封.2.当适应时势,勿拘牵顽旧及忘记时代责任.3.切合人生实用,不尚虚饰.4.为未来世界进化作准备,不为过去时代留纪念.5.持论当以真理为依归,不感情用事.6.理论与方法并重.这六条标准对《东方杂志》改革意义非常巨大[1].
三、《东方杂志》刊发的翻译作品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西洋小说的引入,是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推动力.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是五四以前翻译界的风尚.最为人所推崇的是林纾小说翻译,严复的社会科学著作翻译,他们用的都是古文.这种翻译情形在五四后得到了根本转变,开始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作品.在翻译方面,《东方杂志》基本是与时俱进的,1919年末结束了林纾、陈家麟合译文言小说《贿史》、《赂史》、《戎马书生》连载之后,从1920年初开始彻底转向刊载白话翻译作品,引进了俄国、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经典文学译著,这些作品取材很广,影响很大.
“周译小说”以鲁迅、周作人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为代表,译介日、俄与其他弱小民族的小说,对五四时期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东方杂志》刊发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爱罗先珂君童话《两个小小的死》、《为人类》、《雕的心》,毕力涅克的《苦蓬》.在鲁迅先生倡导下,中国文学界引入了大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在《东方杂志》上刊发的近百篇译介作品中,俄国占绝大多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至1948年,《东方杂志》刊发的俄国作品约百篇,日本作品30多篇,英美作品20多篇.在积极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作品方面,《东方杂志》的做法与鲁迅先生不谋而合.《东方杂志》发表了比利时、爱尔兰、西班牙、匈牙利、葡萄牙、瑞典、朝鲜、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犹太、丹麦、捷克、波兰、挪威、南非等弱小国家的译介作品.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因此他在五四时期翻译了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周作人在1918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里,认为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中心,在这种文艺理论指导下,周作人译介了大量白桦派作家的作品.例如《东方杂志》刊发的周作人译介日本文学作品有：《金鱼》（铃木三重吉著）、《潮雾》（日本有岛武郎著）、《两条的血痕》（日本石川啄木著）、《西行法师》（长与善郎著）、白桦派的文艺理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除去周氏兄弟之外,中国亦有大批学界人士以极高的热忱投入到文学译介活动中,如巴金、张资平、徐志摩、戴望舒、洪深、胡愈之,他们积极引进各国作品,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介传播开来,使世界各国文学更好融合在一起.1924年《东方杂志》首次刊发了徐志摩的《汤麦士哈代的诗》,先后共7篇,徐志摩的这些评论文章开启了中国文坛哈代研究风气.本文前面提过《东方杂志》法译作品数量很多,这与主编胡愈之的留学法国的经历关系密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至1948年,《东方杂志》刊发的法国作品50多篇,这些作品都是世界顶级艺术大师的杰作,有莫泊桑的、巴尔扎克的等这些作品滋养着中国五四文学土壤.《东方杂志》刊发的外来翻译作品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影响深远.《东方杂志》刊载高尔基短篇《书》、《为了单调的缘故》,共学社译的旧俄作品,成为沙汀学生时代经常谈论的话题.叶绍钧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啼声》、《青春不是她的了》、《西风》、《地动》、《小蚬的回家》,这类作品特别受俄国“人生派”文学的影响,《小蚬的回家》写人类对动物的原始同情的优秀作品.王统照受到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下层贫苦群体生活.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期间,大量翻译出版物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坛,也极大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四、《东方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是由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创造的,以报刊和出版为相似度检测和手段,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传播机制,参与了现代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形式的创造,进而推动了文学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进程,贡献了文学新形式和新作家.[2]”而在已往现代文学史叙述中,传媒对现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少有深刻阐述.实际上,大众传媒在文学传播、文学引导,甚至在文学流派形成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大部分现代作品都是通过报纸和杂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甚至“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流派也是通过报刊这个阵地滋生、发展起来的.[3]”可以说,大众传媒在现代文学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对现代文坛与大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1915年是新文化运动初起阶段,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态度一度趋于保守,曾一度受到《新青年》的批评.从1920年起,《东方杂志》开始从旧堡垒中蜕化出来,开始向社会主潮靠拢.但是,后人在研究五四时期文学时,往往把《东方杂志》定义为保守旧派文人的刊物,这是有待商榷的.鲁迅先生说：“在上海,左翼文化在‘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4]”在鲁迅先生眼里,《东方杂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确是当时文化阵地之一.
《东方杂志》拥有庞大读者群,使刊发在《东方杂志》上的现代文学作品流传在更广阔的天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东方杂志》读者中当然也包括鲁迅先生这样的文学巨匠.鲁迅在《观斗》一文中写道：“看今年《东方杂志》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是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5]”
《东方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的作用,后人没有给予积极肯定.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首先,由于《东方杂志》没有担当“文化领导权”,所以注定了它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弱势地位.《东方杂志》是一份民营报刊,它是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为核心创办起来的,它的主办机构是商业化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为《东方杂志》提供全额经济资助.经济上相对独立性是《东方杂志》一直坚持审慎的自由主义兼容并包办刊理念的重要保证,也是《东方杂志》游离政治之外的重要原因,正像胡愈之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商务的资方尽量想不卷入政治浪潮”,在政治上,它“不是最前进”,但也“不是很落后”.其次,《东方杂志》文本内容的综合性.这一点正印证了那句古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时盛传“得一本《东方杂志》,便足周知中外近事”,正是因为它的全面性,使其走了一条全而不专的道路.正如《东方杂志》某编辑所说的：“本社同人对于各学派一律看待,在作者或难免门户之见,而编者是毫无轩轾之分的,只要文章的本身确有客观的价值,无论任何一派的学说都是一致欢迎”.这一点从它的作者群也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