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13年11月22日,“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工程院主办,以中国当代建筑为主题的国际会议.
部长级“炮手”
这次会议开门见山,直指积弊.“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已成为制约我们建筑设计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会议伊始,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的报告就充满了危机感.
原建设部部长叶如棠在致辞时同样强调危机：“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千城一面,过分追求大广场、大马路等”
前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的主题发言,更是言辞犀利.几乎都是“炮声”.
“我们现在讲千城一面,什么面?是浅薄俗气、伪装洋气的检测面具、洋面具!”
“到处都在跟风刮风等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是迪拜的高层楼,一个是扎哈、盖里（均为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的非线性之风.好像不做非线性,建筑师就不行了.”
他的现场PPT播放简单有力：GDP（国内生产总值）崇拜,大干快上；政绩冲动,人治所为；规划管理软弱缺位；建筑设计缺乏创意.
千城一面已是老话题,但宋春华的发言依然引起了建筑师们的共鸣,台下掌声一片.
共鸣声在第二天圆桌讨论时延续,多位院士和建筑师对此意犹未尽.
中国工程院院士魏敦山举例道,国家大剧院建成后,全国一窝蜂上马大剧院.“舞台都是升降推拉转,真正用的没几次.”
“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荒谬体制.”宋春华引用外界的评论说,“在中国的城市里,你能找到若干个美国城市的复制品,找到埃菲尔铁塔,找到若干个欧洲名城的拷贝件,更能看到众多的罗马式建筑.”
“我们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很多两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但现在,改造后的城市,越来越看不到城市大树的年轮,看不到城市老人的皱纹,倒像是用激素催生的树木.”宋春华感慨道.
城镇化进程在延续.宋春华对着台下的建筑师们说,如果说上一个30年已经失败,那么下一个30年,“我们建筑师要反思自问：我们能给下一代留下什么?到新中国100年,我们又给共和国留下了什么样的建筑?”
“四大建筑应该一票否决”
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结构学大师沈祖炎展示了详尽数据,目标对准“四大建筑”：国家大剧院、鸟巢、电视台新楼和水立方.“铺张浪费的四大建筑应该一票否决.”
在他看来,国家大剧院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产物”.“追求建筑效果的大屋盖,没有任何实用功能”,而其结构迫使主体建筑向地下延伸24到34米,存在安全隐患.
“鸟巢”用钢达到712KG/㎡.沈祖炎用“惊世骇俗”来形容这一数字,“它的结构自重占总荷载70%以上,存在安全隐患.”
电视台新大楼是“追求奇特造型”.他曾受邀做研究,认为这种“严重不规则的超限高层建筑存在安全隐患.北京有过地震史,一旦发生强震,不敢想象”.
“水立方”则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典型.“整个结构2万多个杆件和1万多个节点球无一相同,施工图纸3万多张,光绘制就耗时一年.”而充气枕能耗大,负担沉重.
这四大建筑争议早已有之,但像沈祖炎用结构学数据来批判的,却还是第一次.
他批评说,建筑本身失去了本该具有的价值,成了违背理性的“炫技表演”,甚至异化为“超尺度的装置艺术”.
这无疑违背了《北京宪章》所提出的“回归基本原理”——它要求建筑设计能够满足实用、安全、生态节能以及技术经济合理等基本要求,而非过度着眼于美学概念.这是1999年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达成的共识,被公认为建筑界的纲领性文献,正是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建设性破坏”而来.
“这股风是有传染性的,重大工程一搞,全国都开始流行.”沈祖炎说.程泰宁也举例说,一些城市行政建筑的超标准建设、部分高铁站房追求高大空间以至建筑耗能严重.“这情景可算是世界罕见.”程泰宁说,甚至那些西方最前卫的建筑思想,在中国也被无条件接受,以至一位美国前卫建筑师坦言：“如果在美国,我的设计不可能真的建起来.而在中国,一切都是可能的等这种现象,耐人寻味.”
西方设计师的“超国民待遇”
内忧之外,中国建筑界亦处在外患的包围中.这也是此次会议反复被热议的话题.
“20年来,中国的高端建筑设计市场已基本上为西方建筑师所占领.”程泰宁说,崇洋之风弥漫全国,“当前在中国,西方建筑师的作品以及大量跟风而上的仿制品充斥大江南北”.
此前,程泰宁的课题组已对北、上、广的城市核心区约1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这个区域内,26幢建筑无一为国内设计师设计；广州的12幢建筑中,仅3幢为国内设计师设计；而北京的8幢建筑全部由西方建筑师设计.
“在二三线城市这种风气尤其严重.标准定得非常高,一搞就是‘普利兹克奖’（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这等于中国人就几乎不能准入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倪阳说.
“大家的要求,只是希望能打破国外建筑师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让外国和中国的设计师有公平、公正的环境和条件,大家凭本事吃饭.”邹德慈说.
程泰宁回忆说,他参与设计的一个项目中标后,业主方一定要求有国外设计机构挂名,最后公司不得不花钱邀请国外设计师署名.
这让整个中国建筑界形成恶性循环.多位院士和设计机构负责人纷纷附和、抱怨,说由于无法获得项目,一些大型建筑师事务所只能沦为外国事务所的“绘图机构”,中国建筑师罕有参与大型项目设计的机会,更毋庸谈创意设计.
“年轻,本是思潮最活跃的时候,但现在年轻人却难有平等的机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王昀说.这直接导致年轻一代缺乏成长机会.“如果这种文化失语、建筑失根的现状不能尽快得到改变,再过30、50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到那时,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建筑和城市形象来圆‘美丽中国’之梦?建筑作为‘石头书写的史书’,又怎样向我们的后代展示21世纪中国崛起的这段历史?”程泰宁说.
这是“领导”的城市
专题讨论的圆桌会,几乎成了建筑师们的诉苦大会.
“违反科学、决策精神的权力决策机制,正是造成当前建设领域种种乱象的根源.”程泰宁的课题组研究指出.
“山寨建筑、方圆大厦以及那些贪大、求洋、超高标准的建筑怎么会出笼?舆论特别关注的‘鬼城’现象,以及破坏城市历史文脉的大拆大建的恶劣案例又为什么会不断发生?所有这些的最初‘创意’和最后的决策往往都出自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程泰宁说.
“现在很多官员都是建筑发烧友.领导热情澎湃的时候,都是直接画草图.”一名建筑师打趣说.“不懂还好,如果领导是博士,还是学建筑学的,那就完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孙一民说.
齐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齐欣,则以一则黑色幽默自嘲：以前在学校里碰到一个老师,他问道,如果发生争议,碰到官大的人怎么办?老师答：谁官大听谁的、谁钱多听谁的.开始工作后,他才发现这是“真理”.
领导的任期制,也是加剧乱象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官员总是有一种‘抱负’,他就希望要快,在离任前看到.”与会的一名建筑师抱怨,为了赶工期,设计法律和科学都被扔到了一边.
领导的能量,更体现在招投标过程中.上海现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蔡镇钰抱怨,他的创作室参与东北某地火车站项目的设计招标,通过程序拿下项目应无碍了,但当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突然提出给另一家设计院.“他无视程序进行的投标,谁也没办法.”
现行的设计方案招投标遴选模式,正是此次论坛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与会者纷纷批评,由于评审过程缺乏透明,贿赂评委、串标定标的暗箱操作成了常态.
要求匿名的知情者告诉记者,在这方面,体制内的一些大型建筑设计院为害尤甚.“他们跟政府走得近,也更容易拿到项目.”也因此,“领导、开发商要什么就给什么”.
“这是‘领导’的城市.”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教授王幼芬嘲讽说.
（摘自《南方周末》本文作者：吕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