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矛盾的摇摆
毫无疑问,蔡国强先生是这个国家最受瞩目的当代艺术家.接受《人物》采访7天之后的11月10日,他第二次成为APEC峰会焰火晚会总导演―上一次是在2001年的上海APEC―今年,7分半钟的焰火表演以鸟巢为中心,向南北两侧的夜空延伸,在2600米长、200米高的天空画卷中表现有关《自然颂》的主题,取意四季花草灵动自由,生长更迭.
在2001年上海APEC之前,没有任何当代艺术家走进国家的视野.艺术家马文曾在蔡国强工作室当主任,她回忆,当时政府常把国画送给外国友人,但作为当代艺术家,除了整天“跟国外做一些挺烦的事情”,“能为国家做什么呢?这是一个怀疑”.而蔡国强在2001年初次与国家项目的合作中赢得了信赖.他证明了艺术家的国际语言能够有效地帮助政府向外传递声音.
除去两次APEC,蔡国强还曾担任北京奥运会的视觉艺术特效总设计,以及中国国庆60周年焰火表演总设计.某种程度上,蔡国强也影响了同行在的地位.2002年,蔡国强个展成为上海美术馆首次当代艺术家展览后,次年该馆又举办了曾梵志1991-2003绘画作品展.
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的.2001年上海APEC之前,蔡国强的作品材料是,而马文的工作也包括不断地向策划人、主办方、媒体重复,“作品材料是‘’（gunpowder）,不是‘焰火’（fireworks）.因为艺术家对以为材料有本质兴趣,焰火只是做成的产品之一.”
2001年APEC成为蔡国强创作上的分水岭.那一次是中国当时主持过的规模最大也最隆重的国际高峰会议,那时起的中国正试图在举办盛事上展现出与崛起中的经济相媲美的软实力.主办单位要求蔡国强设计焰火,那是他的第一个焰火晚会.在马文看来,“作品所提的问题从个人表现演变到集体表现.”
13年之后,蔡国强再次参加APEC,但结果是“出乎我想象的不容易”.在马文看来,不容易的原因是当时上海APEC的焰火晚会只是由东方电视台主办,“但像我们这次APEC就是外交部、北京市.”艺术家们要面临更繁乱的权力关系,在表达系统上去做更多平衡以及接受更多审查.
“更复杂,更处在混沌的不明状态里面.所以我感到这也是你们今年选我做（年度）人物的有意思的地方.”蔡国强说,“其实我就处在这种矛盾的里面,我的工作以及我都成为这一个象征,这两年,我们中国的一个矛盾的摇摆.”
空前绝后
为国家盛事做艺术的机会起于1999年,长期生活在纽约的蔡国强在威尼斯双年展获“金狮奖”,是第一位亦是迄今唯一一位获得此奖项的中国艺术家,也是中国艺术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奖项.上海美术馆很想请他回国参加上海双年展.
蔡国强回国考察,发现美术馆里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小,而且民众都不大进去看展览.那一次,蔡国强便展示出了他的风趣、推广才能,以及让更多人看到自己作品的.为吸引民众,他在美术馆外做了一个像“大字报栏”的个人回顾展,除了他的作品,第一张照片就是他和他的太太、女儿.当时他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他就写了“出国不忘计划生育”,并将这张照片放在所有作品的前面.“所以观众一经过的时候都会看到,然后就一直往下看,人家就感到这个挺逗的.”蔡国强回忆.就这样,人们把他的个展给看了下来.
在当时,当代艺术家是不被承认的,中国的美术馆还没有给当代艺术家做过个展.那一次,上海美术馆注意到了马路上围观“大字报栏”的观众,他们觉得应该为蔡国强做个个展.
与美术馆讨论的过程中,蔡国强表示自己还希望在黄浦江上做一个5米宽、500米高的天梯,用气球或者汽艇将其从江上一直延伸到天空.但这不仅需要财力,还需要获得各个政府部门的批准.美术馆当然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便将当时的上海东方电视台介绍给了他.
东方台那时正在准备APEC开幕仪式.“没想到来了一个这种人,说想做一个梯子,”蔡国强笑着回忆,“他们说好啊,这个好啊,然后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把整个APEC都设计一下.”
“上海想通过（APEC）这种国际重大活动,使自己在这个国家里更好地找到它的位置.”蔡国强说,上海需要和一个懂得国际语言的艺术家合作.
蔡国强提出了很多方案,比如把外滩的大楼比作钢琴琴键,用焰火来演奏它们,或者把一排排大炮架在一艘艘帆船上开进黄浦江,打出来的都是焰火,他回忆,“他们都说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在蔡国强的印象中,对那次APEC提出的要求是“空前绝后”,上海又补充了两条,“万无一失,不惜代价”.
在蔡国强看来,“中国现在做事情是说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那种做了以后别人都不好做的.”
国家作品
上海APEC整个焰火晚会最终只有20分钟,参加的焰火师则有300多人,包括美国方面的70多人.策划动用了上百个部门和单位,牵扯到了消防、、航空和交通安全等,市领导亲自担任晚会召集人,据蔡国强回忆,官员们告诉他,蔡先生,平时我们都会用减法,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减一减,这次我们使用加法,所谓加就是让你更厉害一些.
整个外滩因为焰火盛会被封锁起来.23栋外滩大楼楼顶装满,无论走到哪个大楼外边都有人欢迎蔡国强团队进去检查,“就是欢迎你用他的大楼爆炸,如果在外国根本不可能.”蔡国强回忆.
政府做事风格与艺术家对自身的期待促使蔡国强不断增加内容,“本来我做了电脑模拟图的那些大楼只炸到外滩源,结果领导提出可以炸过苏州河更好.”蔡国强还曾在与评论家方振宁的访谈中提到,“有些人还说要用10英寸的焰火弹,我一直说不行,如果用了,一炸外滩建筑的皮都要被震扒下来了.”蔡国强说,“艺术效果主要不在于爆炸的威力,而是爆炸的节奏和速度,如果要比威力,那么最厉害.”
在一些相互促进之外,艺术家必须遵从政府的某些原则,包括焰火的配乐必须由决定.最初蔡国强曾请在国外的作曲家来写这个音乐,“后来才知道这些并不是那么简单”. 此外,官员们的担心也会与包括反恐在内的世界形势相关.蔡国强在上海APEC焰火晚会上最希望做的是自己的“天梯”项目,灵感来自于他在1990年代初即开始探讨人类与宇宙关系的项目《外星人计划》.从地面向空中升起一座爆炸的梯子,在这里也与改革开放后黄浦江对面大片横空出世的摩天大厦做出呼应.但在准备过程中美国发生了911事件,来自白宫的门不希望空中出现发动机这类容易被防恐导弹攻击的物体,蔡国强说,“911以后反恐变成很重要,小布什也来.”政府要求外滩上空达到净空环境.
这让蔡国强非常焦躁,“也反复思考,参加这个事情还有意义吗?”但他随后安慰了自己,“至少通过漂亮的焰火,把人民的钱用得更好些吧”,“艺术家想让它更多地成为个人作品,这不现实,它其实是一个国家作品.”
在马文印象中,蔡国强对于突如其来的困境表现出了出奇的镇定.他曾半夜被临时叫起去和官员开会.马文在外面一边等待一边打坐,“因为觉得已经快被摧毁了”,“所以我当时挺佩服老蔡,他真是很镇定,而且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不去慌张,然后去坚持自己的原则,去跟政府说为什么要这样,尽量说服他们.”马文回忆,蔡国强希望官员相信科学,还拿出了各种各样的数据.
但“天梯”最终没能在APEC上出现.那次焰火以上海万国建筑群、黄浦江江面和空中为主题表演区域,蔡国强说,“当东方明珠的烟花似蘑菇云般喷射,整个城市仿佛被爆炸得疯起来了,晚会离开了控制,此时艺术性才感动了我.”
这次活动让蔡国强获得了远超艺术家的巨大声誉,并且一直持续到北京奥运会前夕.2007年11月25日,在香港佳士得举行的“亚洲当代艺术”拍卖会上,《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也以7424.75万港元成交（包括佣金）,一举创下当时3项世界拍卖纪录,超出原有最高估价接近两倍.
此后蔡国强正式成为国家视野中的当代艺术家.2007年,马文离开蔡国强工作室成为独立艺术家,此前的2005年蔡国强邀请她和舞蹈家沈伟等7位纽约艺术家组队参与奥运会开幕式的方案竞标,在600多套提案中,他们的竞争对手有张艺谋、陈凯歌、李安甚至崔健.
1980年代蔡国强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专业是舞台设计,他平时就爱看奥运会开闭幕式,迷恋感受到创意魅力的时刻.每每看时他也会想,“这个你来做你要怎么做.”当谈起为什么一定想要回来参加北京奥运时,蔡国强说自己不愿意当一个“在国外议论中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没创意,太可惜了的人”,“所以我就主动参加了这个竞标,”.
最终他的小组首先被北京奥运会选中担任创意工作,他本人任视觉艺术特效总设计.这种成功在于他“正确”认识了自己之于这种国家盛事的位置.在开幕式中担任核心创意小组成员、视觉特效主任设计的马文说,“我们跟国内的其他都不一样,他们每一家都是要去争总导演的职位,我们明确说,我们不当总导演,无论是谁当总导演,我们来帮这个开幕式更艺术、更国际、更当代.”
“因为我不认为他们会把导演这个权力交给我.”蔡国强说,“我来可能会影响、破坏一些他们的游戏规则,但我取代他们来做这个游戏规则或者等是做不到的.”
蔡国强的作品于2008年8月8日晚诞生.它由29个“大脚印”组成,每个长达150米,于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当晚,绽放在从北京永定门经天安门再至故宫最后至鸟巢这一长达15公里的中轴线上,全名为焰火“历史足迹：大脚印”.
做还是做焰火
蔡国强的朋友、评论家方振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蔡国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艺术的战略.蔡国强很少谈到艺术的技术问题,对他来说,战略一直高于技术.”
2014年4月,蔡国强正式接受北京市邀请,负责北京APEC的焰火.这是蔡国强第四次参与这种国家盛事,奥运会后第二年他还担任过中国国庆60周年焰火表演总导演.当总结起自己做过的那些大国盛典时,蔡国强说,“中国的东西太正经了,尤其我也做过奥运,那种盛典都是太整齐、太整洁了.”
所以当北京市正式邀请他负责北京APEC焰火时,他抱有与此前不同的期待,“APEC其实是一个会议,不是一个那么重大的盛典,应该轻松一点”,“更表现个人的声音和艺术风格,而中国人的情感和故事不一定要几千几千个人的表演.”蔡国强认为北京奥运会主要是中国要向世界展示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和当代精神风貌,但APEC可以更开放、更自信、更轻松幽默.因此蔡国强做了一个焰火和动画互动的创意,叫《摇篮曲》.LED大屏幕使鸟巢变成摇篮,摇篮里的孩子梦见太平洋上有一艘帆船,上面有21个孩子,共同游戏,合作,战胜风浪,故事里,动画和焰火相咬合,成为一体.比如动画中的孩子按下琴键,即有焰火音符从视频里飞出来.最后人们会开心一笑,这些孩子就是出席本次APEC的领导人们.
结果前半部分的《摇篮曲》创意被搁浅,只实现了焰火段落《自然颂》.蔡国强把焰火核心内容分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个部分.但前期负责本次APEC欢迎艺术晚宴创意同时也是灯光创意总监的马文回忆,“有人提出冬藏不好”,“可能怕觉得好像中国现在经济是有慢一些了”,“连报都不敢往上报”.最终,这个主题在中文里就被简化为四个字“春夏秋冬”（英文仍保留原意）.
蔡国强认为问题仍旧在于民族的自信,“我们的经济已经足够让我们实现各种宏大的想法,但我们却应该更轻松、自信,更有亲和感,用能和别人分享的方法和语言来表现,这样能够让人更容易听得到,听得进去.”
“以前我们很穷,出去人家不是很尊重我们,就想,是我们穷啊.但现在我们没那么穷了,国外很多游客都是中国人,包括我们政府,都是大写主等但是富强好像并没有赢来尊重.我们应该思考,当然这些思考不一定能直接呈现,但它会帮助我们在APEC仪式上有一个新的态度.”他说.
但政治与艺术应该如何互动?在马文看来,艺术家与政治有三种关系,一种是政治看不到艺术家,就当作他们不存在,另一种是政治接受艺术存在并运用艺术,第三种则是,政治让艺术的多彩来展现社会的繁荣,而不干涉其内容.至今蔡国强在百度百科的介绍里职业仍然是“表演艺术导演”.
蔡国强并非对个中微妙毫无感觉,“对于为何为政府做庆典,我不能推说是‘人家对我的选择’,因为我是可以选择不参与的.”他说,自己屡次融入盛事之中,是因为“回来最有魅力的就是直面这个国家核心的一些问题,把这些当作自己的问题来思考”.
他表现出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中艺术家的复杂心理.虽然住在纽约,“APEC结束,我马上会去欧洲、美洲等世界各个地方,做自己的艺术展览了,但我还是会像候鸟般回到这里（中国）,因为我还是在意这个土地在变化.”
2011年,《芭莎艺术》要为蔡国强做一个封面,蔡国强邀马文写一篇文章.当马文表示她会在文章中希望蔡不要继续做焰火时,蔡国强欣然接受她应该表达自己的立场.马文后来写道,“近些年蔡国强作品中的焰火素材越来越多,立项盛典艺术为研究题目等（但）决定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意图,主旨性强的大项目给予艺术创意的空间狭隘.我在想,当作品不再对生命的本质提问时,那它的美丽的价值在于什么呢?这是否就是艺术和娱乐的区别?”
对此,蔡国强笑笑说,“任何国家的重大项目都不会让艺术家做像我的‘’、‘挽歌’那样的个人作品,因此我不断推掉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盛典节庆邀请,但却总是回到中国参与.这次把故乡泉州东西双塔移情APEC晚会,在结束瞬间放射出来时,我很感动.是的,我对这片土地有情有责.能够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帮助这个社会更开放和多元化,本身也算有些许政治意图吧.”
马文后来经常想起蔡国强的一个创意.2000年巴以冲突,蔡国强想在耶路撒冷的7座山上做作品：某天傍晚同一个时刻,7个山头同时发出爆炸声,随后人们看到7个火球慢慢升空,成为7朵巨大而美丽的烟花.
耶路撒冷是一座美丽但战乱频发的城市.在蔡国强看来,当人们听到爆炸声会十分恐慌,但他们回过头看到远方出现的却是美丽的烟花时,心里会产生极其复杂又生动的感触,这个晚上,爆炸产生的不是毁灭而是美丽.在马文看来,比起需要付出更多妥协的焰火作品,这些使用包的作品以一种更本质更批判的方式直击人类的内核体验.
这个计划蔡国强至今还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