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中国历代编修方志的传统,使得每一地区都有可能通过地方志的编修,以历史记录和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地方文化意识,反映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变动和地方各种势力的升降.本文以民国三十一年（1942）《长汀县志》为中心,论述背后所隐藏的社会背景,并以此展示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和地方文化构建.
关 键 词 ：长汀县志；修撰者；权力关系；地方利益
1.民国三十一年（1942）《长汀县志》的修撰
长汀县位于福建省西部地区,是闽粤赣三省的边陲要冲,也是福建的边远山区.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建汀州,明改汀州为汀州府,治长汀县.长汀县志的修撰始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自清初至民国时期共修过7次.其中民国三十一年《长汀县志》于民国十七年由丘复初纂,二十九年由黄恺元、廖荻甫等承修,邓光瀛承纂.他们或为地方长官,或为士绅学者,共同构成了《长汀县志》修撰班子的主体,他们接受了清末民国以来的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努力表达国家认同的同时,也透露出了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和认同.
2.民国《长汀县志》与光绪五年《长汀县志》的比较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长汀县志》计有首一卷,正文三十五卷该志参照旧志及当时省颁修志通例,斟酌损益,择善而从.以下就民国三十一年《长汀县志》的目录与光绪五年（1879）相应篇目做一比较：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民国《长汀县志》在编排的顺序、目录上做了一定的修改,如,光绪《长汀县志》中的建置、疆域二卷到了民国《长汀县志》时合并为地理志一卷,光绪《长汀县志》人物一卷,至民国时分为儒林、文苑、孝友、流寓等卷,每卷的叙述都较光绪年间的更为详细.
除此之外,民国《长汀县志》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篇章和新的名字,例如：光绪“城池志”,至民国改为“城市志”,光绪“驿传志”改为“交通支”新增了公路、电报、等篇.光绪五年“津梁志”至民国编入“惠政志”.
新增的篇目有“度支志”附载民国二十八、二十九两年度长汀县政府地方经费支出；“外教志”记录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长汀的活动； “实业志”叙述长汀农、林、工、商、矿业的发展；“大事志”记载了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至民国三十一年间长汀发生的事件等.应该来说,民国《长汀县志》在体例与内容上的修改,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清末新政以至辛亥革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变化.
3.民国《长汀县志》中的政治认同、民族大义和地方利益
3.1 国内革命战争中的政治认同
民国《长汀县志》始修于1940年,定稿于1942年,此次修志,正值红军长征,国民党复辟不久,国民党对和红军心怀恨意.而抗战初期,更是称为“匪”为“逆”,无视国共合作.值此非常时期,廖荻甫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以国共合作抗日为由在县志中直书“共党”和“红军”如：“民国十八年三月,红军朱德率二千余人由瑞金绕道四都进攻汀城,郭凤鸣率队激战阵亡,前锋营长王宝珍亦战死,于是部队溃散,红军进城焚去县政府及旅部,并派饷,经二旬退江西.” “二十三年九月,东路军第三纵队指挥李延年率六师进攻汀连交接之松毛岭,先是红司令朱德督重兵驻守防御巩固.至是东路军用飞机大炮猛烈攻击,红军败退,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
但为减少阻力,廖先生却将发生在1927-1937年地革命说成是 “无产阶级向有资产阶级的报仇”,以示与“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债务和剥削”的口号有别.尽管如此,1942年,随着《长汀县志》“大事志”的发出,社会上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国民党仍以“大事志”未将和红军称为“匪”、“逆”而大肆对廖荻甫进行攻击,指责其心向,为红军张目.迫于无奈,县府乃折衷将民国十六年以后的“大事志”全部撕去,此事才得以平息.幸得,当时有少数户借故推脱,未曾被撕,今天才能看见完整本的“大事志”.由此可见,当时地方士绅正处于国民党和的冲突当之中,他们在表达自己政治认同时,往往是力不从心的.
3.2 抗日战争中的民族大义
民国《长汀县志》始修于1940年,定稿于1942年,产生于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里的《长汀县志》,自然也少不了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录.《长汀县志》卷二的“大事志”中提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晚日军炮轰宛平,我军英勇抵抗,卢沟桥事变发生,从此愈演愈烈,为坚强抗战力量起见通令全国实行征兵；十一月,国立厦门大学因抗日军兴由厦门迁往长汀县城；二十七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日机共来侦察六次,并向飞机场投弹；四月二十七日,日机炸毁横岗岭民房数所,及厦门大学宿舍一部；五月十日,日机炸毁上塘弯及新县政府附近民房数所；六月二十二日,日机六架炸毁社坛前仙隐观前报恩寺前等处民房二十余所,中正路商店数十家,老幼共毙四十余人”.
除此之外,抗战爆发后,为支援抗战,长汀于1937年秋成立了抗敌后援会,1938年6月创办了《汀江日报》（后改为《中南日报》,出版了《唯力》、《呼声》等刊物,与此同时自1938年以来,抗日戏剧也在长汀风行,以表演话剧的形式宣传抗日,呼唤人们团结起来反抗侵略.这些举动无不体现了长汀人民在国家和民族遭遇外来侵略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
3.3 外教传入与地方利益
基于清顺治和光绪年间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传入,民国《长汀县志》新增了“外教志”一卷.其文言：“清顺治间,意大利教士艾儒来汀传教,历三十三年始回籍；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德州教士贝学纯及韩欧二人来汀,重办教务；他们在长汀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参与贫民教育与建立药室,抗日战争时期天主教徒有400余人.
“清光绪十八年春,惠安人周之德牧师等来汀传播基督教教；二十九年,又派胡修德牧师、赖查理医生、明懿德姑娘来汀努力推行教务”.他们先后在长汀创办中西中学、神道学院、福音医院、亚盛顿医学校及华英女学校等等.数年间全区受洗礼教徒500余人,连同慕道友接近千人.长汀基督教会初期势力颇大,官府均畏惧三分,少数教徒,依仗教会势力,自认为有“特权”,胡作非为,干涉词讼,欺压民众.于是教徒与群众屡次发生纠纷.嫉视教会者日益增多,后教会乃改变策略,某些教徒行为有所收敛,逐渐相安无事.“外教志”中记载如下：“按外教初入汀时不免有一二秀民,检测其势力以干涉词讼,欺压良民,致为汀人所嫉视,后乃改变政策,专以柔道行之,讲道外施医施药,办学校与士大夫相周旋,自是民教遂相安无事云”.
由此可见,西方文化在地方的传入与普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地的士大夫在群众与基督教冲突中扮演了一个调解者的角色.
3.结语
傅振伦先生曾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中指出“历考各代方志之多寡,则当时政治之隆替,地方之之乱,文化之盛衰,经济之荣衰,可略知之矣”.透过《长汀县志》这一地方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长汀这一地区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士大夫这种地方文化意识的自我表达或主动交流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为我们构建的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这就要求我们,跳出将地方志作为单纯史料来引用的视角,而是将这一地方志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深度挖掘其背后所蕴藏的复杂的权利关系,也即重新审视地方志里的表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