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革命话语

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延安知识分子成为毛的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但也有不兼容的一面

2011年12月26日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因病逝世,享年57岁.今天我们重读高华先生留在世间的文字,以此作为被启蒙者对启蒙者最好的纪念.

在今人的一些文章里或影视作品中,经常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称之为“火红的年代”或者是“燃烧的岁月”.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是由一系列宏大的革命话语组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红色词语的海洋里,为它激动,受它指引,也因它而困惑和痛苦.词语即叙述,革命的词语或革命的话语就是对于革命的叙述和表达.

的革命话语既源于列宁,又是他的独创,他对文艺的政治功能的强调,较之普列汉诺夫、列宁、“拉普”、瞿秋白,更加突出.继承了列宁的风格,又有自己的特色,的革命话语气势磅礴,通俗易懂,极具鼓动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光明与黑暗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等等.

经过与王明等的斗争,取得了对词语下定义的权力,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他个人鲜明特色,也是比较固定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通过整风运动,基本扫清了俄式话语对党的影响,从而完全奠定了他的“革命话语”的领导地位.

抓住两面旗帜,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第一面旗帜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抗日）；第二面旗帜是以平义（是穷人的党）争取底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又以主义反对的,争取到国内知识阶层的同情和支持.

延安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的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五四遗产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运用文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与毛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的新话语也有不兼容的一面：五四遗产的另一部分：自由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以革命的道德化的理想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伴随的革命话语的普及、流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完全胜利,的革命话语也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了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作为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论述,它在那个年代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在“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过他们的努力,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纷纷与过去的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我们是文化投降,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