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等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写一两本《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检测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检测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科,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摘编自《胡适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