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古田会议是我军重大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是中国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一系列的思想问题和现实问题,为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日趋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启示我们：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强化首位意识；必须有针对性地规定教育内容,突出教育重点；必须使教育方法和措施灵活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必须提高政工干部的综合素质,加强队伍建设.
［关 键 词］古田会议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启示
1929年12月28日,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它系统地解决了中国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成为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和指导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的纲领性文献,不仅为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世纪新阶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供了借鉴.
启示之一,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强化首位意识
古田会议在批判了红四军中存在的轻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地位和贬低思想政治工作重要作用现象的基础上,强调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纠正错误思想,保证党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的思想武器.决议认为红四军担负着完成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的重大任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来纠正红军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党的正确路线就无法贯彻执行,党赋予红四军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决议主张废除旧军队体罚士兵的做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用说理的方法提高士兵的思想觉悟,使其自愿地为人民怎么写作,为党的事业怎么写作.明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这里的教育问题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路线教育.观念上的重视是行动上的先导.古田会议这种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为增强红四军内部的教育实效性奠定了基础.
同志明确指出：要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新世纪新阶段,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我军现代化建设又处在一个由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深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教育、历史使命论教育、战斗精神教育、党员先进性教育等,才能使我军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广大官兵才能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进而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学习训练,早日实现军队的信息化建设,才能使我军真正履行起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启示之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有针对性地规定教育内容,突出教育重点
古田会议体现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如在阐述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方法时,提出要加强思想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等.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通篇都体现了一个目的,那就是用无产阶级先进的世界观武装干部、党员和战士,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员、士兵、群众和新兵、俘虏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政治教育方面：有对党员的政治分析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其他前途等问题的教育；对士兵的有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的任务与计划、土地革命、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其他的前途等教育；对群众的教育是国际国内政治消息等；对新兵和俘虏是普通政治常识和红军斗争略史的教育.军事和文化教育方面：有武器组织及战术的教育、识字运动、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等等.纪律方面：有三条纪律的理由、红军的生活习惯及各种偏向的纠正等等.上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划定,一方面表明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确定,同时又不仅仅局限在政治方面,还包括军事、技术、文化等多项内容.这种“大政工”的观点,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最终达到为党的事业怎么写作的目的.同时也表明当时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极强的针对性,能够切实从思想教育的不同对象出发,分层次地确定教育内容,有利于教育对象接受教育.这对于我们今天防止“一刀切”,科学地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启示之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使教育方法和措施灵活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一）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许多时候,人们的思想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往往是由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引起的.因此,要纠正这种错误思想,就必须解决产生这种思想的实际问题.《古田会议决议》针对当时红军中离队思想比较严重的情况,指出造成这种思想倾向的原因,除了个人的主观因素外,尚有红军物质生活过差,长期斗争使人感到疲劳等原因.因此,解决的方法是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士兵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指出：要改良待遇,废止辱骂,优待伤病兵,恢复每月发鞋袜费的制度等等.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原则的实行,对于纠正当时红军中的离队思想,稳定军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党做好各种类型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南.
（二）身教同言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为了达到宣传群众,扩大政治影响,最终实现党的总任务之目的,讲道理、发传单、办壁报、开大会等都是必要的,决议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认为,这还不够,红军还应靠自己的模范行动达到上述目的.决议认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写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要求红军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使老百姓从红军的实际行动中增加对红军的信任和对革命的热情.对于俘虏则采取“优待政策”.这样做,不仅对敌军是极有效的宣传,而且也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红军和白军的区别,真心实意地把红军作为自己的子弟兵.身教同言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的做法,极大地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生命力,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它在教育人民群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认识红军、认识革命、认识党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削弱的原因之一,不能不说和某些政工干部、党员的模范作用发挥不好有关.因此,坚持身教与言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是每一个政工干部应牢牢记住的,也是每一个干部和党员应该身体力行的.
（三）纠正错误思想,必须同规章制度的建设相结合.针对“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残余”,《决议》明确指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这表明,错误思想的纠正,依赖制度上的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为了更好地纠正错误思想,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必须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这样,既可以使人们明确对待某一问题应采取的态度,划清同错误思想的界限,又可以使人们认清自己对错误思想造成的危害所负的责任,从而强化人们遵守规章制度的观念,养成遵守规章制度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错误思想的产生和蔓延,从制度上减少滋生错误思想的温床.
（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多种形式相结合.方法或形式是为内容怎么写作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同.决议主张用新鲜、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吸引群众纠正错误思想,吸引官兵,宣传群众,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在《决议》中列举了许多方法,包括办党报、编写各种小册子、办训练班、上政治课、对不识字的党员读报纸、个别谈话等等.为思想政治工作开辟了极为有效的途径,是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感染力、凝聚力、渗透力的最生动、最具体的体现.
启示之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提高政工干部的综合素质,加强队伍建设
红军的宣传工作在当时存在着一些缺点,其中很重要的是宣传队成分太差.《决议》指出:“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的也有,有逃跑的嫌疑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养所,完全不能执行他的任务了.”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影响到党的任务的实现,因此,这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局的重大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决议》主张提高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为,第一,要改造宣传员的成分.“除请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的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第二,提高宣传员质量.“政治部应该经常作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造宣传员的质量.”《决议》的这一思想,体现了我军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认识,对于增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有直接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