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批特殊人群的特殊经历.
1968年,参加了两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学生们终于折腾得筋疲力尽了,除少数造反派的积极分子外,不管原来造过反的,还是那些“逍遥派”或中间派,几乎都盼望尽快被分配.特别是1966年和1967年就应该毕业的学生们更是向往参加工作,以便养家糊口.
当年6月,这个消息终于等来了.经过一番在军代表主持下的分配过程,学校的分配总算结束了.所有人都抱着到基层、到边疆当普通工人的想法而去,但分到单位后的经历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除了分配到解放军农场集中劳动的,其他单位也大多采取了集中劳动的方式,这个过程近两年时间.
对这段历史,史书记载和口碑史料并不多见,也许是时间较短,也许是单纯的劳动没有什么可忆述的.于是,成了一段“断代”的历史.我想在这里把这段于今已超过40年的往事实录下来,或可续史之无、补史之缺.应该说明的是,我集中劳动的地方是铁路工程队,并不代表所有当时大学毕业生的经历.
分到“东北的新曙光”那个地方
1968年6月5日,、国务院、军委、小组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要求毕业生分配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规定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安排一部分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同日,、国务院、军委、小组发出通知：中等专业学校（包括招收高中毕业生的班级）、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1967年应届毕业生,一律于1968年7月毕业,并开始分配工作.
就是根据这一通知,我们迎来了等待已久的毕业分配.作为应该在1967年毕业的北京铁道学院毕业生,能在1968年夏天被分配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比起应该在1966年毕业的学生算是幸运一些了.他们虽然比我们早离校两个月,但在校耽误的时间更长.
从一开始,我就对分配就没抱太大的希望,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分配到次一些的边远单位在那时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了.1967年2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宣告成立,号称“东北的新曙光”.由于黑龙江省的形势比较稳定,所以位于该省的哈尔滨铁路局要的大学毕业生就多一些.当时齐齐哈尔铁路局还存在,没有划归到哈尔滨铁路局来,要的也比较多.这样,我们这一届同年级超过三分之一的同学都分配到这两个遥远的铁路局了.我和同年级的7位同学分到了哈尔滨,而接近20位同学分到了更远一点的齐齐哈尔铁路局.
按分配通知,当年的8月15日前到局招待所报到.着急上班的同学们都很准时地去报到了.这一批大学生有近30人.不仅有北京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和大连铁道学院的毕业生,还有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其他学院乃至医学院的毕业生.铁路是个全方位的封闭大家庭啊,有人开玩笑说,除了没有火葬场,铁路什么都全了.因此,它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大家见面只是寒暄而已,都以为等明天一分配就“天各一方”了.铁路局那么大,铁路线那么长,再想碰在一起大概是不可能的.铁路局负责接待分配到来大学生的两位领导,在截至报到的日子到招待所来见大家,检查了报到情况并通知明天路局革委会主任要亲自接见大家,对分配去向却不回答,只是说到时主任会宣布的.大家心里说,不就是分到基层站段当工人吗?有什么保密的!
第二天,这帮大学生按时集中到哈尔滨铁路局大楼一间办公室里,等待着接见.10点整迎来了3个人,是当时铁路局革委会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即老干部、军代表和造反派头头.讲话的是身为主任的老干部,也是哈尔滨铁路局的原局长黎波涛.他个子不高,夹在两个高高个子的东北大汉中间,像被“押解”一样.那时的干部只有谨慎,错说一句马上会被拉下马来.只见黎主任从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一字一句地照本宣科.前面的“缀儿”、后面的“穗儿”除去,剩下的就一句关键的话,“全部大学毕业生一律分配到铁路局工程队集中劳动”.说完,在那两个副主任“押解”下转身就走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大学生们没有任何反应.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干部部的同志宣布,所有这第一批来报道的大学生一律分配到黑龙江最北部的佳木斯分局工程分队去,而且当晚就乘火车去报到,前来接人的分队干部已经站在我们面前来欢迎了.对此,大学生们唯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我们工资呀?
“到工程队报到后就发!”
回去整理简单的行李时,大家都没有再议论什么,几个会抽烟的同学闷闷地吸烟.我走过去,一个同学拿出一支递给我,我说我不会抽烟.那同学说,不会抽烟,今后怎么和工人打成一片呀?这句话说得我心里一动,不由自主地就接过烟,从此开始了为“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而吸烟喝酒的历史.
铁路第一个职名――“普通工”
列车运行了一整夜,把30来个男男女女大学生们拉到了佳木斯火车站.出站后向左拐进了一个大院,就是铁路局的工程分队了.队部领导大部分都下现场了,只有一个革委会成员,原来的工会主席接待了大家.
按着上级的指示和分队部领导事先研究好的部署,这批大学生先要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于是,把大家安排在火车站站前的小旅馆里住下后,接着马不停蹄地就由分队接我们的人带领着去参观“刘英俊事迹展览馆”.
刘英俊是当时热烈宣传的英雄人物,在其事迹展览馆里,我们了解到他是3029部队重炮连2班的战士.1966年3月15日清晨,刘英俊和几位战友外出执行任务,刘牵着挽车走在最后.他们沿着佳木斯市郊公路由东往西前进,突然一辆载重汽车迎面驶来,辕马因汽车喇叭的刺激而受惊.刘英俊为了路上行人的安全,不顾个人安危,拼命将马拉上路北面一条小路.最后被车马压住了胸部、肩部和双腿,倒在血泊之中.车前仅3米处的6名儿童和一位老大爷脱险了.刘英俊身负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年仅21岁.
刘英俊所在部队党委决定为他追记一等功,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广泛开展宣传和学习刘英俊同志的活动.当时佳木斯市在刘英俊牺牲的地方为烈士修建了雕像.我们在烈士雕像前留影,接受了一次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第二天,队部又组织大学生们去鹤岗煤矿参观日本侵略中国时,威逼中国工人挖煤,残酷而大批死亡后随意抛尸的“万人坑”.累累白骨揭示着侵略者的罪恶,也使大家接受了阶级斗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第三天是接受安全教育并马上进行考试,这是铁路内部严格管理的第一步,没有安全考试的合格证是严禁上岗的.所有的教育内容必须在3天时间内完成,第四天就得离开旅店去现场了.因为时间长了,队部付不起店费.
在这第三天,也是大伙儿最高兴的日子,队部给我们发工资了,而且按我们7月1日的正式分配时间算,发给两个月的工资,工资标准是每月46元.
发工资就得有职名,大家全都一样,是工程队的“普通工”.“普通工”叫法是比较文雅的,大概是铁路上的高人想出的名字.这个职名在一般的建筑部门是叫“力工”的,就是没有任何技术,在师傅的指挥下搬搬扛扛、出大力的最初级的工人而已.大家也想得明白,反正是劳动,而且都和自己学的专业对不上口,给什么职名就无所谓了.关键是开工资啦,从今天起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啦.不过,这时没有一个人想着跑到街里“撮一顿”,而是纷纷跑到站前的邮局给自己的父母亲人寄钱.
3天的接触,我们知道了这个工程队的工作性质：负责分局管内所有线路和桥梁的大修任务,也承担一些新建的项目.工程队的干部工人都住在市内或铁路沿线的铁路家属区.队部是没有宿舍的,所有的人上班时就在工地住,休班就回家.而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大学生们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以工地为家”了.
领完工资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任务就下达了：第二天,大批人员起程去一个修桥的工地,而我和5名男大学生随一部分工人师傅“进沟”,去开辟一个新的工地.我们是先行官,负责建点,队长说这任务很光荣.
佳木斯铁路分局虽然不是大的分局,但是管的线路拉得特别长.其中一条从南岔车站开始一直向北深入200多公里的线路,就在它的管辖范围内.去这条铁路,路内俗称“进沟”.这条穿行在小兴安岭的山间密林中的铁路叫“汤林线”,基本上沿着一条叫汤旺河的河流逶迤而行.它的尽头距离苏联的边境线不足百公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重要的战备铁路啦!那我们到那里去就是搞战备工程了.不错,队部就是这样分配任务的.我们也自豪地接受任务,准备前行了.
临出发前领了劳保服装,工作服和大头鞋都是新的,狗皮帽子和羊皮大衣是旧的,队里也知道我们待多长时间是没准儿的事,就将调出的工人退回来的、没到使用期限的东西发给我们了.那些大衣和帽子油脂麻花、脏兮兮的,透出一股难闻的气息.为了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不能让人说娇气和挑三拣四,只有默默接受下来,回去自己收拾吧.师傅们说别看东西不咋地,可是管用,到了沟里你们就知道啦!
河滩上建起了工点驻地
从佳木斯到我们要去的汤旺河车站有400公里的路程,坐火车需要整整一夜的时间.在车上师傅们说从南岔开始就进沟了,俗话说：“沙山、柳树、金山屯,一半野物一半人.哩哩啦啦到伊春,只见野物不见人.”沙山、柳树、金山屯是从南岔开车后的接连3个小站的名字,这段路程里人烟还算稠密,过了伊春这个比较大的车站后就比较荒凉了,汤旺河离伊春还有150来公里呢.而且,沟里的气温比沟外面要低许多.果然,第二天早上到达下车地点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把那脏兮兮的皮大衣披上了.刚入秋的时节,就觉得和北京的冬天差不多.
在有暖炕的旅店大房间里住下,带队的田工长就将我们6个大学生和4个工人分派到储木场去,另4个工人师傅去筹备工点驻地.
汤旺河是个木材集散中心,几个储木场都有木材加工,靠着车站向沟外发运原木和加工后的木材.那时,铁道两边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人是不敢轻易进去的,进去恐怕就难出来了.当时,伐木林场都在较远的山林里.
储木场里堆着成堆的木材,我们就在加工后剔除的“板皮”堆里挑拣可以用来夹土坯墙的成用材料.另外就是从小原木堆里挑选可做立柱用的材料.当然,所有挑拣的工作都是师傅们在进行,我们就是真正的“力工”了,负责把师傅们挑好的材料抬去归堆儿.
活儿不紧张,也算不上累,但是比较艰难.没几天,就下起雪了.雪存不住,边下边化,弄得到处泥里水里的.我们就这样泥里水里地抬扛着又湿又滑又沉的木料.师傅们很和气,也很爱说笑话.写到这里想起了赵本山,可以说那些师傅都有这位“小品王”的口才.俏皮话、歇后语一套一套的,张嘴就来,诙谐、幽默和调侃,这大概是闯关东人的特殊才能.
晚上夜长,师傅们喝点儿小酒,在烟气腾腾的大房间里,盘坐在土炕上,东拉西扯,总有侃不完的话,但绝少谈政治话题.这里最大的头儿就是田工长了,没有队里的领导,可能也没有造反派,所以没有学毛选之类的安排.刚出校门的我们听着师傅们侃那些略带些“黄”的俏皮话,感到很好奇,有时也会有点儿小惊讶.当然师傅们也是有节制的,当着我们的面儿不会把那些不堪的话说出来.于是,在快乐和放松中,把什么想家呀、将来怎么办呀都抛掉了.
大约10天的时间,结束了储木场的活儿,雇来马车把足够的材料拉到了准备建工点驻地的工地.工地就在离车站不远的汤旺河的河滩上,离施工的工点有一公里的路程.先来的师傅经过几天的努力已经把建筑的轮廓勾画出来了.那是一个工字型、有200多平米的厨房和食堂,以及5个各约100平米棉帐篷的基础,还有木栅栏和厕所.接下来,我们得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一切搞定,唯一留下的是等棉帐篷一到就搭上住人、开伙,正式开工了.
建食堂的办法如同“干打垒”,需要先立立柱,在立柱两侧夹板皮,在板皮中间填土夯实,作为墙壁.而那几个棉帐篷的下半截也要夹墙,为了挡风.帐篷中间部位要砌好两个地炉子,炉筒子的直径大到8寸,因为这里冬天的气温接近零下40摄氏度.
在挖地基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这里的冷有多可怕,越往下挖越有冻土的感觉.师傅们说,到老林里去,三伏天挖下一米深就是常年冻土.
工余时跑到车站的工点查看,原来是在车站进站方向的一座木桥,建了不到10年,为了战备,需要加大通过能力,木桥不适应战备需要了.所以,我们的任务很明确,用一年的时间,在这里把木桥拆掉,建一座新的钢筋水泥的桥梁.
田工长的工期掌握得恰如其分,按队部的要求,于国庆前完成了预定的工作.这时也接到,装载工程队家当的货车当晚到达汤旺河车站.接着,后天大队人马到达,准备接车、接站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
大队人马到来了.4个班组的工人、部分队部的领导、后勤人员以及插入各班组的20来个大学生,接近100人住进了驻地,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架桥工作.
人多了,事儿也就来了.每天除了干活儿外,原来十几个人时下班后的消闲自在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早晚两次的“早请示、晚汇报”、“三敬、三祝”.还有是“雷打不动”的学毛选、批斗会和讨论会,整个晚上都不得消停.
期间,在工地劳动的工人只剩下正常情况下的三分之二,所谓“根正苗红”的工人或造反派大部分都抽出去参加“工宣队”或去“清理阶级队伍”搞外调了.留在工地参加劳动的基本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工人、被打倒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有“根正苗红”的工人也是老实巴交、不善言谈的,作为班组的领导留下来.
此时,这些大学生不仅成了劳动主力军的一部分,还成了学习的骨干,念报纸、读毛选成了专利.晚饭后,学习是必须的,但干了一天活儿的工人们,在加上晚饭喝点儿小酒,你这边念着报纸,他那边早就“眯瞪”了.不过,工班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装看不见.可是,批斗会是不能马虎的,这种会多半有队部领导参加,工班长事先就告诉爱喝酒的各位,今天的酒就免了吧.
工地上有4个班组,每天轮流对“阶级敌人”进行批斗.现场有两个被批斗的“活靶子”,一个是工程队的原党委书记,那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另一个是戴着“地主分子”帽子的“阶级异己分子”.“当权派”是个死老虎了,开始过去两年多了,不再戴高帽,也不准许体罚了,他也学乖了.让检讨就检讨,检讨词不用拿稿,那是背得滚瓜烂熟的.工人们批什么,他都一一承认,当然迎来的必然还是不老实,最后肯定是大家高呼“不老实就让你灭亡”.
而那个“地主分子”就有意思了.原来解放战争期间,这个人在外面上学,因战乱回到山东老家住了几个月,后来出来参加了铁路工作.由于老家是地主,开始时,造反派就依据他于当地土改前在家住过一段时间而定他为“地主分子”,并派人押解回了原籍.可是,他老家地方的造反派却不认同他的地主身份,说他不够地主分子的份儿,坚决不留.派去的人只好又把他押了回来.这下就不好办了.泼出去的水哪能收回来呢!于是就将他发到工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监督劳动.这“老地主”当然狡猾啦,让站着低头被批斗可以,就是问他“你是地主分子吗”?他的老山东的脾气就来了,梗着脖子说：“我不是地主分子!”于是就迎来了“地主分子不老实,就让他灭亡!”的口号声.
这两个“活宝”斗来斗去的,都成“滚刀肉”了.但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还是得没完没了地拿他们“开涮”,简直和闹剧差不多.
再后来,奇迹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原党委书记突然被“三结合”了,而且是结合到的革委会班子里去了,成“革命老干部”啦.他一走,对那个“地主分子”斗着也没劲儿了,“批斗会”从此也就无声无息了.
在架桥的一年中,遇上九大召开,在那深山老林里照样要举行灯火游行.工人们被安排赶制“荷花灯”,还准备了蜡烛,要所有的灯都点亮了去夜里游行.在工地上干了一天活儿的工人们,当然也有我们这些大学生,到时要敲锣打鼓,举着点亮的“荷花灯”,还都要扭着秧歌上街.那可是“忠不忠,见行动”的时候,谁也不敢不“踩着鼓点”走,更不用说不去了.正是初春季节,沟里的气温仍然很低,到了晚上更是够冷,路上的积雪还没化净呢.小镇上也没多少人,也不知道“扭”给谁看的,喊给谁听的.深深的山林里响着阵阵的锣鼓声和口号声,晃动着串串的灯火,倒是比过年还热闹多了.足足地折腾了半宿,回来时,大家的灯也举不起来了,鼓点也没了,一进帐篷,倒头就睡.
这还不算完,为了庆祝九大召开,全队又要搞庆祝“汇演”,向党、表忠心,各个工点儿都一样组织人员排练节目.工地本来就忙,还要抽调人员排节目,弄得领工的队长“直嘬牙花子”.可这是政治任务,谁又敢不完成呢.还好的是,这帮大学生能排几个节目,算是救了驾.
这期间,正赶上“珍宝岛事件”发生,消息传来,确实让工人们义愤填膺了.正在工程最紧张的时期,不用上面再发动什么,那几天的进度明显地加快了许多.
工地上阶级斗争的弦时时都绷得紧紧的,工地外的地方也是处处有阶级斗争.就在修桥的车站,一个货运员正好在发生“珍宝岛事件”的那几天,休班出去打猎没有回来,失踪了.人找不到了,而这人平时人缘也不算太好.于是就怀疑他利用打猎叛逃了,而且说是给苏修送情报去了.这下还了得,他的家属就麻烦了,老婆被审查了,孩子也不敢去学校上学了,都不得安生.一直过了好几个月,森林发现了他的和遗物以及被动物啃食后的白骨,才断定这个货运员是自己遇难了,这时候他的家人才被解除怀疑.
这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不仅使我们这些大学生长了见识,也为劳动结束时写总结提供了素材,有东西好写了.
一年修了一座桥
汤旺河车站位于汤林线的234公里处,我们所修建的铁路桥的位置就在车站内.于是,我们的工地就定名为“234工地”.
在小兴安岭里,冬天的气温一般都是在零下30多摄氏度.人们形容：吐口痰出来,还没有落地就成冰球、落地随即摔成冰渣了.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寒冷的气候,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去修桥又是多么艰难的工作!如果没有亲身的体验,很难想象这桥是如何修成的.
在小兴安岭的冬天建桥,用的是“冻结法”,据说是苏联的建桥办法.这个方法也就适于在严寒的地带使用,温带和热带就不可用了.它的原理是在大地冰封的季节,利用土地结冻、地下水冒不出来的特点,一层一层地向地下抽丝剥茧般地“挖”下去,“挖”一层,等露出的表面冻一夜,冻厚实了后,在冻结实的这个厚度范围内再“挖”一层,如此周而复始地直至“挖”到需要的深度就停工.然后在这坑里竖模板、捆钢丝,再灌水泥砂浆.就这样把桥墩立起来了.
这样的方法,特点是慢,优点是省.不用开挖式的抽水、围堰,几个工人慢慢地磨上一个冬天就可以完成.但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也是非常需要技术和技巧的工作.一是需要“火候”拿捏得好,每天打得不能太多,需要掌握露出的表面结冻的厚度,不然打“冒”了,那就前功尽弃啦；二是又不能太慢了,需要在春天开化的前些时间完成打坑,留出竖模板、捆钢筋和灌完水泥砂浆的任务.否则,等春天一开化,坑里进了水也会等于白干一冬天.
这活儿的艰苦性在于那不是真正的挖坑,而是用钢钎去“挖”,是用大锤打钢钎,去一锤一锤、一点一点地将冻得如岩石般的冻土凿下来.而钢钎打不了多少时就“秃”啦.在工地上设有铁匠棚,需要铁匠师傅不停地将打秃的钢钎再打尖和蘸火.可以想象,在不大的桥台和桥墩的基坑里,几组人马挥锤打钎的活儿是多么艰难.我们就是在那里苦干了一个冬天.
地面的温度很低,坑里的温度更低,而且是站在那里干活儿,脚上是很辛苦的.于是,下去的人们必须要穿上“羊毛毡靴”,里面还要蓄进“乌拉草”,这样才可以保暖.过去只听说过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时是真的见识乌拉草了.
更艰苦的活儿是捆钢筋和灌水泥砂浆,时间要求紧,体力的耗费也大,但是看着一冬的辛劳即将实现目标时,心情是愉快的.
“冻结法”的挖坑和建桥墩阶段,基本没有什么先进的机械,如果说有带一点机械化的东西就是几个电动泥浆捣固器了.而在接下来的拆木桥和竖立新的钢筋水泥梁时,却更是一点机械化的玩意儿都没有.就用3架手推的绞盘和几个小千斤顶就把上百吨的木桥拆掉,把两座分别超过百吨的钢筋水泥梁架上新修好的桥墩上,而且步步到位,严丝合缝.我们作为完成这“战备工程”的一员,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工人们的智慧和勇气.两个桥台和一个桥墩、两节钢筋水泥的桥梁组成的全长40多米的大桥,就这样由我们和工人师傅在没有使用一点儿机械化手段的情况下建成了,的确感到很光荣、很自豪.
而后是修建护坡和整理河道,那掀翻的原木桥梁堆积起来有上百吨木料,需要拆解并将它们加工后送返铁路材料厂.所有这些工作一直延续到了入冬,这样在汤旺河工地就待了1年3个月.接下来又转移到另一个“战备工程”,去到汤林线的五营车站搞给水站的扩容.这工程比修桥轻松了一些,但要打眼放炮,危险性又大了.
在集中劳动期间,工伤事故是不可避免的,砸个手脚、碰破鼻子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危及生命的事故虽然不多见,但也时时威胁着劳动的人群.
在234工地的桥梁修好后,工程队还接受了许多维修线路的任务,这就要到车站与车站间的区间去卸工程用料.车站在分局调度的指挥下,将需要卸货的车辆用火车头推到区间去,工程队的工人们要押着装满石块、碎石和“土毛子”的货车去区间卸车.
那是一个天气渐冷还不太冷的季节,所卸的车上装的是土毛子,即打石场碎石后积下的石末,用来在维修线路时垫道正合适.这车土毛子可能沾了点儿雨水,上面结冻了一层硬壳,下面却是松软的.装车的车辆是敞车,这种车有下开门,为的是便于卸散装的货物.那天,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辆敞车的下开门插销没有插好.火车头推着车辆去区间时,一震动将下开门打开了,而土毛子随着就自动卸车了.原本很踏实地站在以为是硬壳上的一名女大学生,就随着下泄的土毛子在行进的车列中滑出了车厢,顺着十几米高的铁路路基摔了下去,当时就昏迷不醒了,万幸的是没有伤到四肢躯干.经过当地医院的紧急全力救护,她昏迷了整整一周才醒过来,总算保住了性命,但脑震荡使她在后半生的生活中饱受折磨!
工人师傅们的智慧和善良
在一年多的劳动中,大学生们深刻地体会到工人师傅的智慧和才能.修那大桥时,要将上百吨重的钢筋水泥桥梁架上去,却没有任何的机械.开始我们真是无从想象工人们怎样完成这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我们的疑问,师傅们笑着说,到时候看吧.结果是轻轻巧巧地四两拨千斤,很容易就上去了.
钢筋水泥的桥梁是在铁路的桥梁厂写作的,尺寸一定要“丁是丁,卯是卯”,丝毫无差.而且运到的日子也是经过计算的,在桥台和桥墩建成并养护好了后,工程队要打报告,取得路局的调度批准并确定下来可以进行拆旧桥和架新桥的时间.这时,才安排桥梁在一定时间内到达.太早了不行,那运到的桥梁不能老放着增加危险,当然迟到了更不行.
桥梁是装在平板货车上运到的,两个平板车装一个梁,两个梁架在4个平板车上.在梁到达的前几天,师傅带领我们清理河道,将水挖沟引开,露出可以垒枕木垛的基础.在这基础上用旧枕木垒叠起4个方垛.方垛的高度要高出旧木桥的桥面,表面基本上与将来平板车停下时的车底板一般平.枕木垛搭好后,再准备几个小型的“千斤顶”和两节能够搭在枕木垛与平板车之间的短钢轨.最主要的还有在河床里安置了3台钢绳绞盘,这是用来拉动钢筋水泥梁用的.此时,准备工作就结束了.
等平板车到达后,经过车站值班员的批准,工人们用就撬棍将装着桥梁的平板车,沿着车站的线路推到木桥上,对好了位置.再把4个“千斤顶”放在平板车的车底板与桥梁之间,同时压动“千斤顶”将梁平稳地抬高,然后将短钢轨搭在枕木垛和压起的梁间,再放松“千斤顶”将梁,放落在钢轨上.梁上套好绞盘的钢绳,在队长的统一号令下,负责推动绞盘的工人们一起拉动了钢筋水泥梁,顺着那短钢轨慢慢地向枕木垛上移动.整个过程都是统一行动、各负其责、按部就班,一点儿都不会出差错,严丝合缝地把梁放在了枕木垛上.
在架桥时,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反方向操作就可以啦.这中间有一个在枕木垛上把梁落到和桥墩、桥台一个水平面的工作,也是利用“千斤顶”完成的.
经历过整个架桥过程,你不能不从心眼里佩服工人师傅的智慧,还有那种协调一致的整体观念和统一意志.
在打冻坑的时候,没有什么先进的机器去探测冻土冻的厚度,工人师傅就用一个方头的钢钎向下打一个洞,通过查看打出来的冻土状态,就能了解土冻得厚度.如果一旦打透了,师傅们早就准备了一个如胡萝卜般的木楔子,马上将洞堵上,就没有问题了.
打冻坑时保不准有意外发生,最大的意外就是坑内冻土冻得不均匀,不知在哪个地方会打冒了.这可是大忌,水涌出来,坑就报废了.这可是要负责任的,“战备工程”呀!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少不了的.为解决这个问题,工人们在坑里都准备了几筐铁道道钉.一旦发生打冒了,马上将道钉全部倒在冒水处,涌出来的水遇到冰冷的铁道钉就会立即冻结,将冒水口堵死.虽然可能会影响一两天的工作进程,但不会造成“全军覆没”.这样的工作是丝毫马虎不得的.
在中,凡是谋福利的事都被批成“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工人们的待遇被大打了折扣.唯一保留下可以让工人们获得一点工资外补贴的是工作时间外的“区间卸车”.区间就是两个车站之间的铁路线.这个卸车时间安排是要听调度的,只要是卸车的时间超过了16点,工程队就可以发放每吨4毛钱的卸车费.一般的车辆都是50吨的,这样就是20元钱.如果10个人抢卸一辆车,每人就可以得到2元钱.
有段时间,工程队接连有卸车任务,中午就安排大伙儿到车站准备了,可是每次都是在16点后才去卸车.对我这个运输系毕业生来讲,一看就明白,明明在这之前是有时间可以安排进入区间的.慢慢地我才体会到,工人师傅的不易和铁路工人是一家的道理,2元钱对于多年不长工资的工人们来讲是多么重要.在那时,他们只能利用这一条“合理合法”的规定,给自己谋些福利了.
在劳动中,师傅们对我们这些大学生都十分关照,凡是危险和重体力的活儿,都由他们抢在前面干.师傅们总是说,你们没干过,先看看.
工程队的野外劳作十分辛苦,而且由于路途远,每周是不能回家休息的.工地上只安排在月底集中休息,够500公里范围内住家的可通勤回去.但工地上还要有值班看护和对工程进行养护的.我们大学生大部分是关里的家,是回不去的.队里就安排我们值班,而且将这些值班给我们积攒起来,算加班,增加在年检测里.师傅们还说,你们来了帮我们大忙了,我们可以安心休大班啦!
工程队有句顺口溜：“有女不嫁工程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带回一堆破衣裳.”其实,工程队的师傅不会带回破脏的衣裳.每当临回家时,都洗涮得干干净净,回家去就是为了帮家人干活儿的.师傅们的自理能力都特强,有的还会打毛衣呢.
大学生们那时大都已经二十五六岁了,不少人还没有对象.热心的师傅们就当红娘,大学生里有两位就在集中劳动没结束时,经师傅介绍在佳木斯成家了.
当集中劳动快结束时,队部特意去储木场联系了一些木材卖给大学生们,当然格外照顾.木工班的师傅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为我们每人打了一个木箱,使我们十分感动.
离开工程队后,大学生们和师傅们保持了很久的联系.20年后,我在北京站当站长时,工程队的师傅或探亲、或出差经过北京时,还特意来看望我.
工程队的整党与整团
九大开过之后,1969年底到1970年初,哈尔滨铁路局范围内开展了“整党建党”与“整团建团”的工作.
对于整党,劳动中的大学生毕业生们并没有太大的在意.虽然有两个在预备期的党员大学生,但来队的时间不长,与各方面也没有太多瓜葛,所以涉及到的关系也不会太大.而大部分非党员的大学生就更不关心整党的安排和进度了,只是跟着、看着走走过场.可是也出了个意外,而这意外还偏偏出自一个非党员的大学生身上.
整党的过程中有发动群众给党组织和党员提意见的程序.其中有一名非党员工人对当时的党总支书记有较大意见,而跟他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在听了他的议论后,觉得这个书记确实应该在整党中检讨检讨.于是就积极鼓励这位师傅把意见提出来,觉得整党嘛,人人都应该帮助党员纠正错误.就这样,师徒二人就把书记的一些问题归纳了几条,用大字报的形式贴了出去.可想而知,在“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大字报是什么味道.肯定是火气冲冲,言辞激烈,而且也必定有些不太推敲的内容.
不想,这书记并没有如动员时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却马上抓住大字报内容中的不实之处,上纲上线,提高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巧的是这位师傅本身也有不干净的地方,于是,提意见变成了“阶级敌人利用整党向党进攻”了.到整党后期,书记不仅没整出什么问题来,那个师傅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隔离审查了.这位和师傅一起写大字报的同学也就“沾包”了.虽然当时没怎么样,接下来的大学生再分配时就遭到了报复.
整团工作关系到了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团员.工程队是在整党基本结束后开始整团的,那时已经有风声说,要对集中劳动的大学生毕业生们对口再分配了.于是,大学生们更是抱着走走过场的心情,加上那个帮助工人师傅贴大字报大学生的教训,就都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
工程队对整团挺重视,将所有大学生团员和工程队的工人团员都集中在一起办了十多天的学习班.其实,整团临时团委的负责人是早就有目标地开展这个活动的.在工程队的工人团员中有一个已经超龄的团员,平时基本不上班,还在外面跑黑市鼓捣东西,通过这次整团明摆着要将其开除.这个人根本也没来参加学习班.但是光处理这么个人还不够,大学生团员占了三分之二,不整出点儿响声来,大概觉得整团没成绩.如果那个写大字报的大学生是团员就好了,现成的处理对象啦!可惜,他不是团员.
可好,有一个大学生团员,在家庭成分的填表中隐瞒了一件事.就是其父亲是大夫,其填“职员”家庭出身是没有错,而其父出身地主家庭没有填过；整团的临时团委把这当成大事了,认为其隐瞒了家庭出身.其实,这是个不讲理的认识,但他们就这样认为,决定在整团中把他当做重点整.不知道这位大学生从哪里听到风声,借母亲生病请检测回家,借故不来了,显然是要躲避整团运动.整团临时团委也没有办法,只好暂且把这个计划撂下了.
在整团进入自我检查阶段,是“一水过”的,就是检查一个、评定一个、通过一个.所有大学生的检查基本相似.都是把自己在劳动改造中的表现肯定一番,再轻描淡写地检查学习著作不够,在劳动中不如工人师傅艰苦努力等等.大众菜一般化,都通过了.偏偏一个女大学生这时想表现自己一把,大概是想在整团中表现好些,受到重视和表扬,再分配时分得好点儿.她的检查真的是出类拔萃,但检查得有点过了.
她的检查大约有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对大学生分配集中劳动不理解,认为把大学生送到工人队伍来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是浪费人才,完全没有必要；第二是从思想上瞧不起工人,认为工人们大多没有什么文化,工作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工作上没有什么主动性,只会听上面的指挥棒转,而且不讲卫生,说脏活、没教养；第三是,自己吃不了劳动的苦,认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劳动太艰难痛苦.接着她又深刻地剖析思想根源,家庭和学校的影响.最后是介绍自己怎么通过这一段时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变了以上的观念.
如果通篇听下来,她的检查其实很好,而且暴露的也正是大学生们普遍的思想,只是别人谁都没说,她说了而已.可是,就这几条真实的思想让临时团委抓住了,根本不听她本人改造过程中的认识转变,却反复组织大家对她上纲上线地批判和帮助,为她还延长了半天会期.
结果,这位女大学生共青团员不仅没有通过自己的检查受到表扬,反而被认为思想落后,与共青团员的标志不符,在最后的结论中受到了团内警告处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而整团的临时团委却有了可以向上汇报的成果了.
从集中劳动转到对口劳动
1970年4月,集中劳动的大学生们等来了路局组织部门的工作人员,再分配很快就开始了.分配的原则是到所学专业的对口单位当工人,继续劳动.
再分配似乎没有什么悬念,家在铁路局范围内的同学大多数提出的要求只是离家近一些,能和家人、爱人或朋友在一起.而对于我们远离家乡的人群就无所谓了,有朋友的分在一起就行,如果能够分得离关内近一些最好.此外,大家还都没有忘了自己所学的专业,希望能分到与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相近的单位.当然,大学生去铁路局机关最合适,可是明文规定继续劳动的,所以谁也不敢妄想.
最后的再分配方案下来,基本上符合大家的要求.只是部分同学被分到了哈尔滨市里的铁路中学教书,虽然可能与所学专业不符合,但到大城市去了,也是不错的去向.我自己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有在一起的女朋友,就一起被分到铁路局最边远的北大荒一个小车站去了.那时年轻,一切都无所谓,不管分到哪里,也别管高兴不高兴,都是“打起背包就出发”.
但不是所有的参加集中劳动的大学生都是这样痛痛快快地被再分配的.前面讲过的那个躲开了整团的同学和那个帮工人师傅在整党时写大字报的同学,就被定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合格,而留下来继续接受再教育.因此,他们又多在工程队待了一年的时间.还好的是,那个受到整团处分的同学没有被留下.
大学生们被分配到边远的地方集中劳动,肯定是有一些思想问题的,发发牢骚也是正常的.但那时的环境确实是不容许的,在整团中暴露出来被批评和处分,还算是轻的.还有的因为发泄不满而遭遇到被拘留审查的事.
被分配到原齐齐哈尔局的同学,发生过后来被我们戏称为“五君子事件”：有5个不在一起集中劳动的同学碰到了一起,去小饭馆吃饭,喝了点儿酒,发起了牢骚,主要是对分配不满意.有的还在发表演说时夹杂了几句俄语.当时正值“珍宝岛事件”发生,人们的警惕性普遍很高.同时被在饭馆吃饭的两个复员兵听到了,就把他们的牢骚话记下来,报告派出所了,说发现苏修的特务在秘密联络呢.当时,这5个同学就被派出所领走隔离审查了.不管是真是检测,在拘留所里蹲了一个星期,深刻地尝到了“被审查”的滋味后,才被单位认领了回去.
再分配后,大学生们仍然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其中当然包括“对口劳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这个劳动是长期的,一直到结束前,绝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还都是在基层当工人.清除了“”,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开始使用大学生了,也大多是“以工代干”.1978年底和1979年初,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才被普遍任命为技术干部.这样,“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延续了11年.
大学生们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表面上是普遍能够接受的,但在心里不能接受的是,我们成为了17年黑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臭老九”,被“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帽子长期压着,心里实在是不服气.直到的讲话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使我们真正感到“解放了”!
接受了长期工人阶级再教育后的大学生,确实增长了现场的实际操作技能,更了解和体谅工人群众,同时也学习了工人阶级的许多优秀品质.所以在他们走上行政领导岗位或技术领导岗位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也赶上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责任编辑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