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新世纪国际安全框架的转变,国际恐怖主义的膨胀,能源产业戏剧性的变化,技术的进步,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市场自由化,能源公司大整合,引起各方的政策争论.
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石油（能源）危机的爆发,产生诸多棘手的能源实际问题,对能源问题的理论研究也迭起,在能源改革和发展与结构优化方面的实践创新也空前高涨.新世纪国际安全框架的转变,国际恐怖主义的膨胀,能源产业戏剧性的变化,技术的进步,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市场自由化,能源公司大整合,引起各方的政策争论.国际上星海云布的能源研究相关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效,可供借鉴.
能源综合规划与发展战略
国际上比较全面系统的成果是美国能源政策发展报告――《为美国未来提供可靠的、适宜的、环境友好的能源》.
报告论及8个方面的问题：①美国面临的能源挑战；②能源高价对家庭、团体和商业的影响；③保护美国的环境――维护公众健康与环境；④聪明地使用能源――提高能源储备和效率；⑤为了新世纪的能源――增加国内能源供应；⑥自然的动力――增加美国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的使用；⑦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综合的传输发送系统；⑧加强全球联盟――加强国家能源安全和国际合作.
报告提出的国内战略包括：利用先进技术,加强国内石油天然气勘探和开发；继续加强煤炭在电力发展中的作用；加强发展核电的重要性；重视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改善和新建能源基础设施；增加政府战略石油储备.国外战略包括：加强同加拿大、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等产油国的贸易关系；加强同海湾产油国的关系；加强开发里海和俄罗斯的石油资源；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石油动向.
石油输出国组织Shahib-Eldin,Adnan在为国际能源论坛第八届三次会议“能源安全、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所准备的背景论文中总结道,到2020年甚至更远,石油将继续成为能源需求增长特别是交通部门的主要来源；天然气将在发电中扮演增长的角色,且增长率成为所有能源需求之冠；洁净设备的成功应用,期望更加有效的技术能帮助煤炭保持其重要性.然而,对气候改变问题的广泛关注,将抑制化石燃料的增长,涉及像二氧化碳的收集、存储之类的技术措施；核能不太可能扮演全球能源的主角,除非诸如经济竞争性和公众接受力的基本障碍得以克服；挑战环保及可持续约束的更多可再生能源,其成本要求实质性降低,以具备竞争性.此外,虽然燃料电池有众多吸引人的特征,包括高效、低排甚至零泄漏,其诸多材料、制造上的问题,导致商业前景有限.所以,除非意想不到的充分理由使另外的东西出现,未来十年,洁净化石能源将继续支配能源部门及至众多其它部门.
中国在过去20年来制定了若干重大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政策.例如在1982年首次将节能定位为解决中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1986年制定“国家能源技术政策要点”.1995年原能源部的“中国能源战略研究（2000-2050）”,为国家长远规划提供了基础性工作.而1996-2000年的综合能源战略,对诸如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电力是多了还是少了等重大问题争论不休,导致一系列政策和管理上的问题,造成宏观决策不当,增加了能源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最终造成全国严重缺电等不良局面.
在中国高级顾问委员会2002年建议下,美国能源基金会资助,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欧盟（EU）和德国发展技术合作（GTZ）以及国际顾问Thomas.Johansson和PeterBradford提供专家,支持中国国家能源政策研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协调下,有关部委下属的11个研究单位开展中国国家能源政策研究.含有10个子课题的总报告陈述长期能源政策主要问题和战略,其中包括：①能源战略和政策的回顾与评估（1980年-2000年）；②2000年-2020年能源需求情景分析；③能源供应的结构调整和优化；④油气资源分析和能源安全；⑤节能和提高能效；⑥能源环保和公众健康；⑦气候变化及对策；⑧能源部门宏观经济分析和市场改革；⑨开发可再生能源；⑩发展清洁煤技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3年11月的高级顾问委员会上介绍国家能源战略和政策研究,并得到顾问委员会评论.收集、整理能源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单位关于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建议,第一次提交给领导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燃料经济性标准,燃油质量和快速公交系统；②建筑能效标准和地方实施措施.③工业部门的目标和政府指令性激励政策；④新的全国综合能源战略和政策,强调外部成本内部化、能效和可再生能源；⑤设立区域或省级电力监管部门；⑥需求管理和可再生能源,建立公众利益基金和制定强制性市场份额,大量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能源消费预测
挪威经济和商务管理学院RognvaldurHannesson(2002)对20世纪后半部的经济增长和能源使用增长的关系考察研究表明,能源使用增长和GDP增长的关系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变弱,但是在1986年后,其间关系在富裕国家似乎重新变强.且能源使用的增长趋向于比GDP的增长更慢.然而,贫穷国家的事实与之相反,反映出在国家达到一定富裕程度后GDP能源强度下降.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例外.
为什么90年代中国工业部门能源强度下降?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ZhongxiangZhang（2003）对90年代中国工业行业29个部门能源消费的数据调查与解析,结果清楚表明工业部门能源使用的下降是实际能源强度的下降,是80年代能源强度以两位数水平下降的继续.即使降低增长率――这也符合中国GDP增长率可能估计过高的猜想,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亚洲开发银行BoQ.Lin（2003）运用宏观方法构造一个长期电力需求模型分析影响中国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1978年改革后的变量之间的关系非常稳定而有意义,修正误差模型可以预测短期电力需求.1978年后GDP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8,比改革前低.结果显示,虽然GDP仍然是电力需求的最重要因素,但电力与经济结构优化和能效改进负相关.意味着GDP高增长并非总带来电力高需求.1998年经济增长7.8％,而电力只增长2.8%.
渥太华大学PaulA.Steenh、中国煤炭研究院LiguangLiu（2003）在PaulA.Steenh教授的主页,综合分析中国电力系统发展,考虑了经济、环境等因素,多维电力增长.预计2010年电力需求2377TWh,要求增加149GW燃煤和26GW燃气电厂装机.届时CO2、SO2排放量分别为1,800和14百万吨（2000年实际分别为1,200和8百万吨）,预计更远的2030年分别为3,450和24百万吨.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到底有何关系,又作何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史丹（2002）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减缓甚至于下降的根本原因是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从能源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强度反映）.无论是1960年前（1953－1959）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时期,还是1978年以来对全世界的开放时期,能源利用效率均值都高于封闭时期（1960－1977）.她认为,能源利用效率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并非巧合,而是反映了对外开放对提高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史丹似乎另辟蹊径寻求到了一个创新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与以下观点相左：
ThomasG.Rawski(2001)通过比较近几十年来亚洲一些国家包括中国过去10年经济增长伴随着能源消费增长的经验后认为,中国自1998年以来经济增长数字是不准确的.1997－2000年GDP增长24.7％,而同期能源消费下降了12.8％.JonathanE.Sinton(2001)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能源统计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出现在小煤矿产量的统计上.
XiaoluWang和LianMeng（2001）也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存在高估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成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20世纪80年代货物运输增长和电力消费增长与工业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可是,90年代工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电力消费增长速度.他们甚至提出“修正”之道：修正的工业经济增长速度,等于电力消费和货物运输的平均增长速度加上技术进步率.
中国最权威的预测当属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委）.其“十五”计划提出电力需求年均增长4.5％-5％(检测定GDP年增长7.5％-8％).此值比实际保守,有可能缘于起初电力资源过剩的检测象.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建立了2000―2020年时间段的中国碳排放目标和中国中长远能源政策选择的情景分析.三个情景都考虑了可持续能源发展的目标,但不同情景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执行力度、能源技术选择不尽相同,能源需求和供应也有所差别.在20年年均GDP增长率7％的经济增长条件下,1998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0.35到0.55之间,能源需求年均增长2.4％～3.8％（1978～1998年期间实际年均增长4.28％）.到2020年,一次能源需求约22～30亿吨标准煤,比2000年增加70～130％,人均1.5～2.0吨标准煤.电力需求的增长速度更快,2020年达4.2万亿千瓦时,发电装机容量达9亿千瓦.中国政府如进一步强化节能、提高能效和开发可再生能源,中国能源增长翻一番可以保证经济翻两番和其它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碳排放的增长率会比能源消费的增长率更低,从而更趋向能耗低、排放少的优化经济结构.
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机制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可再生能源分为传统的可再生能源和新的可再生能源.传统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大水电和用传统技术利用的生物质能；新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指现代技术利用的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和固体废弃物等.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是21世纪能源发展和结构优化的基本选择,法规和政府政策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核心.机制包括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RPS）、上网法（FeedinLaw）、系统效益收费（SBC）、竞争性招标制度、公众效益基金（PBF）等.
2000年4月,在美国能源基金会（EF）的资助下,中国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开始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可行性研究的课题.阶段性成果概括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基本特征：其一,法律和法规保障较长时期市场需求；其二,市场竞争机制使可再生能源资源最有效地开发利用；其三,电价差价社会分摊体现环境和社会价值.
国家科技部主持《中国后续能源发展战略研究》结果显示,若采用生态驱动方案（ED方案）,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成为能源需求结构中的主角之一,占30.7％,其供应量可达到1100Mtce左右,而发电量将占一半.
威泽咨询公司RyanWiser、资源解答中心JanHamrin和MeredithWingate在2002年6月《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选择方案：可再生能源份额标准、购电法以及投标政策的比较》演讲中,提出在评价每种政策成功与否时采用了下列几个分析标准：
（1）成本最低化：最大程度地降低发电成本并最大程度地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内的竞争（也将有助于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
（2）最低化：最大程度地降低市场向可再生能源支付的.
（3）保持可再生能源的目标：确立并满足可再生能源最终确定的发展目标.
（4）销售由可再生能源设施生产的电力：形成并保持可持续购写可再生能源并建立新的可再生能源设施投资的市场.
（5）资源多样化：政策具有鼓励多种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能力.
（6）政治上的可行性：政策能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
（7）本地电力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政策要具有促进本地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发展以及培育本地可再生能源制造业的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
（8）与电力工业和监管体系的兼容性：政策要与增强电力部门竞争兼容.
（9）政策的稳定性：政策要具有培育持续的可再生能源工业以及合理融资渠道的能力.
（10）竞争公平性：政策要具有在市场参与者中公平均匀地分摊可再生能源成本的能力.
（11）整合：政策要具有把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相结合,以及减少可再生能源开发体制的障碍.
（12）简明：政策设计、管理和贯彻实施要简单明了.
没有一种可再生能源政策可以满足上述全部目标.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孰优孰劣,要根据上述多种目标对每种政策的优点进行比较.
中国能源研究所、美国能源基金会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与挑战》研究中,分析了中国能源面临的诸多挑战,可再生能源产业现状,通向可持续发展能源的途径――政策工具,以及其它国家采纳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包括按比例或按定价强制性购写、公开招标和逆拍卖、特殊税费来源、经济激励措施、特殊电价等）,提出了中国利用可再生能源建议：发展独立发电厂商和活跃电力批发市场；建立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部门,实行统一管理；制定法律,加强立法；输电/相互连网政策；激励政策/支持国内可再生能源产业；调整定价政策；资源再评估,加强研究和开发；可再生能源信用及认证系统；政府采购绿色能源.
我国风力资源远远超过可开发的水电资源量,有可能在21世纪内把风电总量发展到占全国用电量的50％（德国计划到2050年,丹麦规划到2030年达此比例）.但是由于缺乏对投入大、成本高的风能产业的足够政策支持,在电网中风电成本分摊困难使电网不愿购入风电,高成本给有限的消费者带来上升,以及其它体制方面的障碍等问题,风电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2004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协调广东和江苏两省风电特许权项目的实施,包括：（1）设计对国际和国内风电开发商都具吸引力的招标程序；（2）修订和完善购电协议和特许权协议；（3）发布招标要求,启动试点项目；（4）授予特许权,同时保证省电力公司履行义务；（5）对试点项目的实施进行案例研究,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做准备；（6）协助国家发改委制定风电特许权项目的技术指南和管理办法.广东和江苏风电特许权项目实行国际招标,结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和华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这两个风电场前30000利用小时电价分别为0.501元/千瓦时和0.436元/千瓦时.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0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在由能源基金会和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教育中心联合举办的第14期记者论坛上,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王凤春解读该法认为,“新法力求通过行政规制和市场激励措施,为可再生能源同常规能源竞争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和激励各类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到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中来,以有效加快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进程.”“国家鼓励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根据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特点和不同地区的情况,按照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确定,并根据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同时还规定了财政补贴等激励政策.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湖北省发改委能源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