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流变

[摘 要 ]五四运动之前,西方主义是陈独秀政治思想的主流.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开始对西方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实现了从主义者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关 键 词 ]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

关于五四时期的定位,史学界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时间断限.基于陈独秀政治思想发展的历程,本文的五四时期界定为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一阶段,以此来论述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 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主义思想的逻辑轨迹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居四民之首,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既参政又议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民族危亡摆在国人的面前,传统“士”人的“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被空前激发,救亡图存成了“士”的观念在近代知识分子身上具体的实践.面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的流产以及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混乱的局面,知识分子们逐渐意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于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申明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并相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1]

陈独秀认为,“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2]欲求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政治觉悟）,则必然要求最后的觉悟.陈独秀努力想用西方的觉悟来改变中国人思想,建构在国民性上的主义思想全面展开.陈独秀的主义是广义上的概念,指得是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理念以及上面的整套的政治制度.

首先,民治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认为国家落后的原因是“把国家大事,都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或倚仗外人保护,或任教徒把持,大家不问国事,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3]所以,国家的“主权原是全国国民所共有,等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因此,要学那“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4]

其次,由民治思想到人权思想的深入.他认为,中国人不知道建立为自己谋求安宁幸福的国家,其根本在于中国人的国民性质.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由于“古之昏弱对于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5]国人应该起来谋求自身的自由平等,也就是自身的人权,以摆脱这种奴隶性来建立自治的国家.所以人权就是“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6]

次之,由人权向反孔教思想的迈进.“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政治之根本.等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7]

最后,立宪共和政体是最高的政治理想.“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8]

可见,陈独秀的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民治思想――人权思想――反孔教――建立立宪共和政体,逐层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展现了他的主义思想的庞杂性.然而,仅仅理论上思辨不是目的.紧迫的历史造就了他理论家与实践者的双重角色；同时,也造就了他理论的不系统和实践的不理性.当这两个不同层面的角色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时,必然会发生碰撞与冲突.自由、平等、人权这些超阶级的抽象的理念、美好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遇到现实的政治问题成为幻灭.这就预示着陈独秀要用一种更加能够应用于实践的更能解释社会现实问题的主义来发展他的政治思想.

二、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对主义思想的批判与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战后各参战国大都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方制度和西方文明.其中,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做了最有力地批判,指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使得国人从西方的迷梦中清醒,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只是抽象的概念,不是真正的惠及全体人的自由和.中国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使陈独秀放弃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看法,开始对西方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反思.

首先,对民治思想进行了反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暴露出它的制度的虚伪性,所有的全体人民根本不能自己治理自己的政府,大多数的工人和贫民只是被统治者,国家权力被资产阶级掌握.陈独秀看到了这种民治思想的不彻底,认为理想的民治应该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和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9]当然,此时的陈独秀仍然想建立真正的立宪共和国,但是他看到要实行理想的民治,人民必须掌握政府的权力,来治理国家,这表明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

其次,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使陈独秀认识到,帝国主义打着“公理”的旗号来侵略弱小的国家,它的军国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种军国主义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国民狭隘的爱国心被一些野心家利用来侵略别的国家而造成的.所以,为了维护世界的公理,世界的永久的和平,我们应当用“强力拥护公理”.[10]此时,他仍然相信世界上有永恒的公理,甚至相信世界上还有拥护公理的国家和国民,只是人们的狭隘的爱国心被人蒙蔽而拿国家主义来侵略别人.

第三,对“金力主义”的认识.这里的“金力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罪恶.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的社会,资本离开了劳动自身增殖,并不能使劳动者自身生活提高.因此使一部分人越来越贫穷另一部分人越来越富有进而产生了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导致了社会的革命.并“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1]而中国现在虽然没有纯粹资本的作用,但是应该注意民生问题,关注贫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这是实行民治的基础.陈独秀从经济方面入手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弊端,这无疑是可贵的.同时,也为他从经济方面入手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通过以上反思,陈独秀认识到真正的主义应该包括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内容.经济的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12],就是社会主义.后来他把这种主义扩展到社会、道德和文学方面,认为：“社会的德莫克拉西（平等主义）、道德的德莫克拉西（博爱主义）、文学的德莫克拉西（白话文）”.[13]他把这几种“德莫克拉西”认为是时代精神的价值,以此才能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建立真正的主义共和国.

虽然此时主义仍然是陈独秀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他所认识的主义在经济方面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对主义的反思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阶级等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这正是表现了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从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

三、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与认同

五四运动后期,他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此时,陈独秀开始认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学说,并在世界观上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和思想的形成――对共和国思想的超越.陈独秀在其对主义反思中认识到资本主义没有真正的公理和,只有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才能得到真正的.这里的“强力”和“征服”表现了陈独秀用革命和暴力来变革社会的思想倾向,这里的“平民”指的是“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14]显然是社会革命的动力.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和思想的萌芽.后来,陈独秀这种革命的倾向逐渐明显,并呼吁工人阶级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以求得政府的管理权.陈独秀在《谈政治》中明确表达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5]形成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和的思想.

其次,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理论.第一,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思想认识源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的认识和反思.他首先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上认识和了解资本主义.他认为现代生产方法的缺点“（一）是资本私有.（二）是生产过剩.”,现代分配方法的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的名义掠夺去了.”[16]因此造成了资本主义无穷罪恶.而社会主义的资本公有能够弥补它的缺点,是现代的经济制度发展的趋向,这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最初认识.第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陈独秀全面地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最初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他“相信进化无穷期等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17]他只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看成各种救济社会的一种学说,因此他虽然接受了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学说,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但是他的基础仍然是进化论思想.他此时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片段的,不成系统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等到后来,陈独秀才认识到“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论’,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18]这里的“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把此提到基础的高度.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和接受,才使得陈独秀全面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从而成为一个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完成了由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8]《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178页.

[9]《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0页.

[10]《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11]《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12]《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3]《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14]《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15]《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16]《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17]《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18]《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