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文化大师张岱年先生从事哲学教育和研究已长达７０周年,桃李满天下,硕果累累.他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贡献,荦荦大端,约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张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还是一个青年学生的时候,就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当时,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尼采超人哲学等众多西方哲学流派进行比较研究,确信“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哲学”.因此,他“衷心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穴包括唯物史观雪的基本观点.”从此以后,张先生就一直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思想、教学和研究.教学生涯伊始,他就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新开的一门课―――“哲学概论”里,详细地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高度评价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而那时,他所敬重的一些前辈的哲学思索和研究则还停留在唯心主义体系之中.张先生自从主动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就一以贯之地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无论外界的环境如何剧变,也无论自己的命运如何沉浮,都未曾动摇过.一言以蔽之,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与时俱进,愈老愈笃.
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如何发展这一重要问题,很早就予以密切关注并作出了开创性的探索.他在１９３６年所撰写的代表作《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里,认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他看来哲学新发展的道路要由这三部分共同构成.该文把“唯物论”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并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把“理想”解读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他把“解析”诠释为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他赞同罗素与穆尔的逻辑分析方法,但对具有消灭哲学倾向的维也纳派的逻辑实证主张则“不以为然”.同时,张先生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唯物论的传统和辩证法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以张载、王夫之、颜元和载震为主要代表的.他强调指出现代中国哲学应该继承并发扬他们的优秀传统.并且,张先生明确指出,“唯物论”、“理想”和“解析”三者的关系,应“以唯物论为基础”,只有在这个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才能进而去“吸取解析方法以及人生理想的深湛思想”.张先生在哲学上的这一创新,被学界称之为“解析唯物论”.他希望通过“解析唯物论”,为哲学,特别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寻找一条可能具有的新的路向.张先生当年所作的探索,与当下学界时常讨论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这两个重要议题不无关联,它将成为我们进一步研讨这两个问题的一个可资参考的重要资源.
张先生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６年写成５０多万字的名著《中国哲学大纲》.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与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思想有许多不同,它是一部富有特色的作品.其创新之处正如该书副标题所明示,乃是《中国哲学问题史》.张先生运用逻辑分析法,明确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固有的概念或者范围的内涵与歧义.同时,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详细地说明了中国哲学中所固有的概念或者范畴的发展演变,以及各学派之间的相反相成和交互反映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全书围绕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特有的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的诸多概念、范畴、问题、争论作了相当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张先生的这部哲学史,开创了从范畴上研究中国哲学的先河,成就了他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对此后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宋明理学,是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对于这个重要阶段,历来的论者都认为是由以程朱为代表的“唯理”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和以陆王为代表的“唯心”论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所共同构成的,仅此而已.这几乎成了定论.但是,张先生却不囿于旧说,在《中国哲学大纲》这部名著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见解,鲜明地指出在“唯理”论与“唯心”论之外,还应该有“唯气”论.这一学派是“唯物”论的,又是“辩证法”的.它的代表人物是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颜元、李和载震等.张先生的新主张深刻地揭示出宋明理学的本来面貌,使宋明道学或者理学得以全面呈现出来,从而提高了宋明理学的地位及价值,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资源.
“价值观”这个概念,在当前往往与“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两个概念相提并论,出现的频率也很高.“价值观”的名称,虽然直到近代才有,但其思想则古已有之.大致说来,古往今来的价值观有三大类；一是宗教的价值观,信仰上帝,以上帝为价值的源泉；二是庸俗的价值观,追求声色货利,崇拜金钱权势；三是哲学的价值观,它摆脱了宗教的价值观,超越了庸俗的价值观,展开了价值的理论思考,围绕着“义”与“利”、“理”与“欲”、“德”与“力”等问题而展开.张先生自述道：“关于中国哲学中价值观的研究,是我于８０年代初首次提出的.”他发现在中国古代,与现在所谓“价值”意义相当的是“贵”.这“贵”字的本义是指爵位的崇高,后来才引伸为指性质优越的事物.他指出“价值”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不同层面,具有相应的称谓：“行为的价值称为善,艺术的价值称为美,认识的价值在道家称之为真,在儒家称之为诚.”他还讲一步详述了先秦时代的儒、墨、道、法四大家各具不同的价值观.儒家主张“义以为上”,“仁者安仁”,认为“道德”是至上的,肯定“道德”具有内在价值.所以,他称儒家的价值论为“内在价值论”.墨家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高价值,断言“义,利也”,所谓“义”指“公利”,以“公利”为价值的标准.所以,他称墨家的价值观为“功用价值论”.道家则宣称“物无贵贱”,认为一般所谓价值都是相对的,只有绝对的“道”才具有超越一切的价值.所以,他称道家的价值观为“超越价值论”.法家认为儒墨所谓道德都是无用的,只有“力”才具有价值.所以他称法家的价值论为“唯力价值论”.他又进一步指出儒家与墨家之间开展了“义”与“利”的争论.张先生特别肯定了儒家的价值观.他说：“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的价值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儒家讲得较多.”“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人格尊严,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优秀传统的一项内容.”１９８８年前后,当有人错误地提出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本没有真正的人的观念,没有人格的观念,没有人的自觉的论调之时,引发了张先生的“极大愤慨”选他尖锐而深刻地指出：“这种论调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殖民地意识,恨不得当殖民地的奴才.”他断言这种论调是“荒谬的论调”.他因此把对于中国哲学中价值观的探讨,提到了“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的开始”的高度.
关于什么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这个重要问题,张先生的独特贡献在于：“我提出民族精神的观念以前,是否有人提过民族精神的观念,尚待考察,但我是根据个人的体会提出这个观念的.”他明确认为：“《易传》所讲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易传》中的这两句话,出自于《易传》的“乾”、“坤”两卦的“大象”卦辞,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的含义是指永远努力向上,绝不停止,这句话表达了奋斗拼搏精神,在政治生活方面对外来侵略决不屈服,对不良势力决不妥协；在个人生活方面强调人格独立,不可夺志.后者的含义是指广大的胸怀,兼容并包.在中国,儒、道、释三家彼此相容,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才有.西方历史有宗教战争,中国则无,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因此,张先生认为：“自强不息是奋斗精神,厚德载物是宽容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为‘中华精神’.这是指导中国人民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湛思想.”《易传》的本意,是作为“君子之道”而讲的.梁启超于１９１４年在演讲中将这二句话送给清华大学的学生,以激励清华学子发奋图强,助人为乐,成为新时代的“君子”.清华大学则推而广之,将其作为“校训”.然而张先生既未停留在“君子之道”,又未止于“清华校训”,而是把它重新诠释并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现在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提法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但尚未包括“厚德载物”.我以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和孔子的名言“立己”、“达己”与“立人”、“达人”,乃是一脉相通的.我们不能只“立己”、“达己”,而不同时“立人”、“达人”.其实,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已经做到了,并将继续做下去,即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特别是“五统筹”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面对世界,我国既“和平崛起”,又与邻国和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地区以及世界各国走共同发展和双赢之路.把“自强”与“强他”紧密结合起来,这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行动.所以,我衷心希望能尽早将张先生所倡导的“厚德载物”这种极其崇高的精神,也真正地融会于中华民族精神之内.
关于如何发展我国的文化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诸如“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等等.张先生说：“我反对中体西用论的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像经济一样,必须保持不断创新,才能充满活力.张先生认为,创造新文化则必须以综合为前提和基础,并且将其作为一种原则与方法.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综合.”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提出,与列宁的相关思想一脉相通.“我多次引用列宁的一段名言：‘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等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这段话,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指导方针.”张先生接着说：“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学术思想,对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成就,‘都应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必须予以肯定、继承,而西方的文化成就就更须虚心学习,迎头赶上.”他进一步深刻地指出：“时至今日,认识传统学术的缺欠并不难,而理解传统学术中的精湛之蕴,却非易事.”他根据恩格斯的“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联想到“我们中国人,不但应当学习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更应该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以上所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不过,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并以此文纪念先生９５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