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作为时代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术化的论坛哲学,也不是教科书的讲坛哲学,而是承载着马克思哲学灵魂并直接介入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实践的、作为中国意识形态核心理念的意识形态范式.理论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范式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也体现了当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关 键 词 ]意识形态,范式变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8-0007-0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改变现代中国面貌的最为强劲的思想潮流.20世纪中国两大历史任务的完成――民族独立与走上繁荣之路,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都是通过作为中国的政党意志――意识形态而成为改变中国现实的理论力量.那么,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把握这个伟大的时代精神,谱写气势恢弘的历史篇章呢
一、为什么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意识形态范式
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明晰的概念界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仍无定说.一般可简单从实态上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三类:一是各类学校讲授的教科书化的讲坛哲学,二是各高校、研究单位的专业哲学院、系、所研究的学理化论坛哲学,三是指导国家大政方针、战略决策的政治哲学理念.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显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子概念,内涵受其约束和规定.第二,必然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的理论成果,这个“实际”主要指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宏观实践.理论应用于实际必然借助于政党和国家的战略和政策选择.
据此可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不是、起码主要不是讲坛式或论坛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它们主要以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为依据,而主要不是以中国的具体实践为依据.例如,李达在1935年写成《社会学大纲》并作为讲义首次印行,1937年出版.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极为重视,读了十遍,作了详细眉批”,高度评价该书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1]然而可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当是几乎同时成熟的作为全党智慧的的哲学著作.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其中实事求是等思想更具有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更具有反教条主义、反本本主义的实践特征.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几乎与80年代后出版的近千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在基本逻辑框架和基本理论内容上相差无几,但是,1978年前后中国的具体宏观实践及其结果却截然不同.可见,教科书式的讲坛哲学与中国实践的相对疏离,说明其显然不能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
国内现行的学理化的论坛哲学研究,无不重视“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和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却与现实实践存在程度不同的疏离.许多学者正是借助这种疏离来彰显自己研究的学术独立性.研究中也存在着对实践概念解释的“范畴化”倾向,即无视实践所蕴含的活生生的具体内容,将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体系的一个逻辑环节,进行各个向度的过度阐发,唯独不重视马克思哲学对经济社会问题的极度关注、对现实生活极度关切的实践性本质和致思取向.结果,许多学者离开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舍近求远地用西方现代哲学理论框架套用马克思的理论元素,一遍遍地演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有的甚至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海德格尔的、黑格尔的哲学立场解释马克思的实践、感性活动等概念,用晦涩的专业语言去彰显学理的深刻与丰富,掩盖现实性的无力和苍白.而上述哲学家的方法论基本属于主观主义的,相对强调精神的作用,强调主体在赋予世界以意义过程中的建构作用,强调人的心智结构对观念的形成之影响,相对忽视现实物质活动对现实世界的改变作用,忽视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观念形成的重大作用.因此,其精神主旨与马克思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相左.实际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一点是:批判了黑格尔作为能动的主体和实体的绝对观念,并以实践、即现实的历史性的人的能动的物质活动取而代之.因此,具体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才是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本体.解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逻辑演进,必须以中国人民具体现实的伟大的感性实践活动为终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奇迹的原因是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战略.[2]然而,我们很难找出中国论坛哲学与中国政府正确的发展战略和连续稳定高效的经济政策的正相关.但却可以找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之的内在关联.
由此可见,用中国讲坛式和论坛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理论进展说明现实的中国实践是困难的,它们不能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形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应是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涵和中国具体实践双重规定的哲学形态.
当我们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规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其形态也就是哲学、哲学等.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按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展,后者的演进逻辑也与前者的四期成果并非一条逻辑线索.因为无论是哲学还是哲学,都不是相对独立于现实实践的的学理性进展,相反却都是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本体的理论升华,都是被政治使命和现实国情需要过滤或提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元素的实践性重构.在理论中的哲学内容并不比的哲学思想丰富,甚至找不到一篇哲学著作,但贯穿其中的哲学精神及其战略化、政策化的政治哲学理念却结出了丰硕的实践果实.可见,用理论的严整性和逻辑的明晰性不能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用体系的完善、概念的逻辑进展无法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就.那么,作为指导国家大政方针、战略决策的政治哲学理念,就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形式.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种哲学思潮,更是一种中国领导的现实的实践运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更是一种政党和国家奉行的意识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并不体现在书斋中论坛哲学的思辨式理论推演和学术进步,更不体现为科学化、知识化、条理化的教科书哲学的体系化完善,而是体现在被具体现实实践本身所规定并为现实实践怎么写作的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
因此,应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作意识形态,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意识形态范式.从意识形态范式变革角度解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逻辑演进,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历史飞跃,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与社会发展.
二、意识形态范式的形成与变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有“五四”以来的学理化的思潮传播,有中国指导现实实践的指导思想的形成.作为后者它是一种极为典型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哲学要素构成了它的核心结构――“意识形态范式”.
辛亥革命确立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各种矛盾交织的中国同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平台,革命成为所有先进中国人乃至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
在革命主题和现实斗争的压力下,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就不可能是书斋中从容的思想运动,而是基于斗争需要对百科全书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选择.革命实践中“左”、右教条主义的失败,证明中国需要的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开始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创造性的理论选择和创新,唯物主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否定性辩证法、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共产主义理论等成为的优先选择,并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形成了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其哲学内核构成了它的基本范式.
这一范式由实事求是、革命至上和政治中心三大要素构成,体现了唯物论的世界观、革命价值论和否定性辩证法.翻开的全部著作,几乎无一不围绕着这一范式旋转.“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新主义革命论是根据中国复杂的革命态势对“革命”性质、主体、对象、目标的系统论证.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对中国农动的考察,还是对中国红色政权存在条件的说明,以及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揭示,都从属于“革命”这一最高目标和价值,革命实践的每一环节都从属于政治中心.战争是革命和政治中心的最高形式.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实际上受到革命价值观的调控,对中国实际的理论关照,无不从属于革命原则.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也受革命价值观约束具有绝对的批判性否定性品格,为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提供了简约高效的方法论原则.所谓分清“朋友”和“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3]都体现着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抗思维,并且在特定革命形势下发挥了极大的实践功能.
这种意识形态范式不仅符合当时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及通过冲突实现社会进步的世界历史趋势,而且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短短28年中国就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仅中国的国情、党情和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而且世界的时代主题也悄然变化.这一切都要求意识形态范式的转变.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任务要求从实际出发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革命胜利与新制度的建立要求和平稳定与发展,党成为执政党要求改变过去的革命价值观和否定性辩证法.虽然等第一代领导人也试图改变这种范式,例如,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解说、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在国情基础上所有制关系的理解等等,都说明力图实现意识形态范式的转换.遗憾的是,这种转换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相反几经波折又进一步强化,成为固化的国家意志.
由于旧范式的固化,指导革命胜利的思想,获得了普遍真理的信仰形式.革命价值观指导的认知取向必然由诉诸事实转向诉诸权威和理论,必然由实事求是转向教条主义.于是,革命至上、政治中心和教条主义成为异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范式,成为全社会的价值信念、行为取向和思维定势.这三大观念是极易拟合的.一般说来,经济中心,重效益和实际.政治中心,注重目标和理想.重实际必然摈弃教条,重理想则易滋生信仰.革命至上,重两极思考和全面解决.重两极思考必然反对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反对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必然产生教条主义,拒斥创新和独立思考.全面解决,必重政治方式而轻经济方式.重激进速变而轻渐进改革.三种观念整合到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思维定势.这种畸变的意识形态范式不仅衍生出无数的荒唐观念,而且使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走入迷途.
基于对“”教训的深刻反思、对时代特征的深刻观察、对现实国情的正确把握,提出了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范式的重大变革,即从教条主义转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政治中心转向了经济中心,从革命崇拜转向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以及所有理论创新,无一不是新意识形态范式结出的理论果实,中国所有的制度创新和政策选择,无一不表现出新意识形态范式的实践智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碎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精神枷锁,使全党全民焕发出蓬勃的创新活力,成为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思想前提.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再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创造,无不体现着思想解放的精神主题,从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到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无不贯穿实事求是的内在逻辑.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根本任务论、现代化战略、无一不体现经济中心的精神理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提出,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轰轰烈烈的巨型体制变迁,无一不是改革思维和开放理念的实践成就.正是这种范式转变,党和人民才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创造出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意识形态范式的理论展开.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扩展到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革命对象从中国社会彻底淡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执政党基础的全民化,彻底荡涤了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印迹和革命色彩,“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对经济中心理念的进一步诠释,“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文明多样性理论,体现了执政党吸纳全球文明发展成果的开放胸襟.
科学发展观是新意识形态范式的纵深延展.作为价值核心的以人为本与“经济中心”是相互依存的共生性关系.以人为本是对经济中心的人文价值目标的再确认,是经济运行的价值尺度,是国家立法、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的指南.科学发展观从国情和实践经验出发,吸纳了20世纪全球发展成果,表现了实事求是、改革思维和开放意识.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贯穿着所奠定的新意识形态范式.
三、新意识形态范式的当代哲学意蕴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期形态一脉相承,其相承的逻辑主线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人民怎么写作的价值取向的一以贯之.这种解读忽略了作为“思想中的时代”的哲学精神的历史变迁,无法解释1978年改革前后的国家意志的巨变,也无法说明理论所指导社会主义探索的伟大实践.只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考察中,才能发现新意识形态范式蕴含的当代哲学精神,领悟其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现实力量的精神真谛.那么,它所蕴含的现代哲学精神是什么呢
1.从终极关怀到现实关切
后黑格尔哲学告别了建构宏大体系的狂妄,淡化了对终极存在、终极理想的理论关怀.科学主义流派拒斥形而上学实体,人本主义流派在对存在的理解中凸显人的存在,追求世界对人呈现的“意义”.思想不再专注于外在于人的世界的本质,而是面向人的生活世界.的理论旨趣和话语方式,恰恰体现了这一当代哲学的精神主题.在旧的意识形态范式中,教条主义和本体论思维高扬终极的社会理想,否认现实生活福利的价值,革命至上的价值观贬抑了生命的意义,于是革命过程变成走向终极壮丽目标的现实苦旅,现实物质生活的艰苦因追求终极理想而获得其乐无穷的意义.正是这种使徒意识使人们走入“贫穷社会主义”的泥沼.新意识形态范式处处洋溢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热情和对现实幸福生活的追求,从战略发展目标的设计、三个有利于标准,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政策原则,从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规划,到对现实民生问题的殷切关注,无不反映出对人民生活境遇的现实关切.
2.从追求绝对真理到追求有限知识
当代哲学告别了启蒙以来追求绝对真理的理论信念,放弃了黑格尔那样绝对真理发现者拥有者的理性狂妄.理智的谦虚,即承认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知识的相对性成为人们的基本共识.哲学恰恰蕴含着这种哲学精神.旧意识形态范式的教条思维认为,我们不仅是马列主义思想绝对真理的占有者,而且这种真理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则认为,世界在变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发展,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正是基于有限理性的认识论前提,才告别了基于理性设计的根本性革命式解决方案,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转轨路径.改革思维和开放意识正是有限知识的认识论前提的必然结果.
3.从否定性辩证法到肯定性辩证法
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当代哲学不主张非此即彼的两极对抗辩证法,相反强调共存、相互承认、共同发展.从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的商谈,到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寻求共识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都体现了由否定性辩证法到肯定性辩证法的转变.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辩证法不承认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在对事物肯定性的理解中包含着对事物否定性的理解,即暂时性的必然灭亡的理解”,[4]因此,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据此人们把辩证法的批判本质理解为否定性辩证法.问题在于,辩证法的“否定性理解”是内含在“肯定性的理解”之中,换言之,否定理解以肯定性的理解为前提和最终结果.肯定性理解为主还是否定性理解为主取决于现实实践的需求和时代的呼唤.在当代以革命为主导的否定性辩证法已经转向以和谐为主导的肯定性辩证法.如果说旧意识形态范式是否定性辩证法的典型反映,新范式则处处体现了肯定性辩证法.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各种分配方式并存,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到和平发展道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无不反映这种哲学精神.
4.从革命史观到渐进史观
当代哲学的历史观放弃了启蒙以来形成的二大历史观念,一是存在着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历史必然规律的历史宿命观念,二是以进化论和对科学崇拜为基础的历史必然进步观念.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所坚信的历史进步观念几乎崩溃,全球问题和增长的资源约束使人们对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历史忧患.而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也加剧了人们对机械历史决定论的怀疑.新的历史观念强调主体对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创造性和选择性,强调对人类行为的反省和约束.这种观念增进了全球的对话与合作,对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如果说旧意识形态范式是基于机械的历史决定观念,新意识形态范式则反映出历史主体的选择性和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忧患意识.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认识、奉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到提出科学发展观、对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下国家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都可以视为当代历史观念的哲学回应.
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着鲜明的逻辑进路,即国家意识形态范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以意识形态方式、通过主导政治决策、政治过程的方式,发挥了巨大的实践力量,也体现出当代哲学精神最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