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知识论对于构建图书馆学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经典知识论由于个体主义取向的局限性而难以包容图书馆的社会属性,因此有必要在知识论中融合社会维度,由此构成J.H.谢拉提出的“社会知识论”.社会知识论在自身的理论张力中趋向于社会学在经验层面的实证研究而偏离内在固有的知识论目标,因此应当在知识论视野中突出社会交流作为知识的构成要素所应有的本源意义,从而使社会知识论具备足够的哲学深度,以成为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基础.
[关 键 词 ]图书馆学 知识论 社会知识论
[分类号]G250
1 导言：构建图书馆学“知识论”基础的目标指向和路径选择
“知识”作为图书馆职能实践的核心要素,是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性范畴.然而在图书馆界的重“术”轻“学”之风下,知识研究亦不免存在“体”“用”分离、重“用”轻“体”的倾向.这突出表现在图书馆语境中的“知识论”(knowledge theory)与哲学的“知识论”(epistemology)在所指意义间的“体”“用”差异上.前者从仅作主客区分的“知识基础论”出发,以“知识组织论”、“知识交流论”、“知识资源论”或“知识管理论”等致用性的知识观念为归宿,停留在知识的类型、形态、运动和效用上而未能深及知识的生产和本源,局限于图书馆学内部的“基础理论”而缺乏与学科外缘“理论基础”的关联,是试图以知识之“用”而非知识之“体”来阐明图书馆的本质.这种“知识论”实质上只是一种“知识(中心)主义”取向.它难以解决“图书馆(学)哲学”研究的薄弱.将图书馆的本质归于“社会”即属此类诉诸知识的社会交流及其效用的“知识论”观点.
哲学意义上的“知识论”(epistemology)关乎知识之“体”,与哲学中的“theory of knowledge”(知识论或知识理论)相当,其希腊文词根“episteme”即“知识”(knowledge).知识论亦可译为“认识论”.但“知识”已包含了“认识”(cognition),而“认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自身的“知识”旨趣及其与图书馆学的基础性关联,从而使图书馆学的“知识论”话语缺乏学理渊源和思想底蕴；认识论与本体论、价值论的传统分立也易导致所谓“如何认识图书馆”的“图书馆认识论”,从而忽略知识论中包含的图书馆本体论意义.
依循知识这一核心主线构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以这种具有哲学深度的知识论为支撑.尽管已有学者对此有所溯及,却仍限于知识形态而混淆了“体”“用”层面；对知识“不确定性”、“默会性”等特征的强调又使图书馆在知识体系中趋于孤立化和边缘化,弱化了其知识论地位.而著名图书馆学家杰西谢拉(Jesse Hauk Shera)提出的“社会知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早已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开创性探索.立足传统,回归经典,重拾谢拉“社会知识论”的思想遗产,无疑是在保证学科发展承续性的前提下构建图书馆学“知识论”基础的一条优先路径.但谢拉的社会知识论也“没有从哲学的角度去探索.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它还显得薄弱”.我国图书馆学界对谢拉“社会认(知)识论”的评介亦多专注“社会”而止于图书馆的社会文化意义,缺乏“知(认)识论”方面的探讨.因此在这一理论路径下有必要对后者加以发掘和演绎,从中把握图书馆代表的社会交流对知识的本源意义,以据此构建图书馆学坚实的知识论基础.
2 传统知识论的局限性
知识作为“正当化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是一个生成和流变的动力体系.以之为对象的知识论是哲学的主干和基石,正如谢拉所见：“知识是怎样发展和增长的早已成为研究的课题”,“哲学家们早在探索知识的本质,知识的源泉和方法,以及知识的真理性的局限”.就此本源性的哲学旨趣而言,知识论理应最适合为以知识为生命线的图书馆世界提供元理论话语.然而在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体系中,却没有图书馆这一同样历史悠远的人类基本知识机构的立身之处.当谢拉及其同事玛格丽特伊根(Margeret Egan)试图为图书馆的书目工作确立必要的指导原理和理论基础时,他们就已认识到传统知识论的个体化局限使之缺乏对图书馆所关涉的社会层面上知识活动的关注.谢拉指出：“不管是研究知识论(原文作“认识论”,下同――引者注)的学者,还是心理学家,都没有能够发展成一套有条理的,被人理解的,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有关知识的差异和知识的综合的体系”,因为“知识论的研究总是与个人的智力发展过程相联系,而心理学家也只是“把哲学家的思索带入实验,从实验中一次又一次地考察个体的智能和行为”.
传统知识论的这种“个体主义”实质上是哲学的“主体主义”(subjeetivi),“个体”就是从社会历史条件中抽象出来的单一性的类“主体”.主体主义哲学范式从真理的自明性出发,将主体在自身范围内与客体的直接照面和映现视为知识唯一的原发性和内生性本源,而将由主体间关系构成的社会历史性处境作为知识次生和偶然的外部因素.谢拉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应该解决“在时间和不同文化中演化的知识的历史和哲学”问题.但试图发现知识的“非历史性条件”的传统知识论却是一种“逃避历史的企图”,它以“检测定中的心理过程”取代了“社会实践”.正是由于知识交流这样的社会实践没有被纳入主体主义(个体主义)知识论的视野中,在其中自然也就没有像图书馆这样承载知识交流功能的社会性主体的地位.3知识论与社会学的结合
图书馆在经典知识论中缺失的社会维度却是社会学的专长.将知识论和社会学相结合,以社会学的专业视野弥补个体知识论的不足是学理发展的必然.谢拉指出：“把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学实体来认识,还仅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时间,与社会学理论的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恰好吻合,这样就有助于图书馆学作为一门专业建立起来”.早在1952年,当谢拉和伊根在其《书目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Bibliography)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社会知识论”的思想时,他们任职于拥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以其实证化的经验研究见长；20世纪50年代又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些社会学背景对谢拉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谢拉和伊根依据帕森斯有关行动的类型学观点,认为社会学限于研究社会层次上的“意志(目标导向)行为”和“情感行为”,即情感驱力和动机对社会的影响,却“没有把足够的精力用在研究形成社会结构的知识力量上”.对这种关涉图书馆职能的社会层次上的“认知行为”(cognitivebehior),就需要与传统的个体知识论对应的“社会知识论”来加以研究.
由于“认知行为”是行动者认识(“进入一种认知关系”)自身行动发生的特定环境的过程,谢拉和伊根据此将新的“社会知识论”定位为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与其整个环境达成认知或理解关系的过程”的研究.这一“过程”是个体知识在社会层面上的“交流”、“协调”与“整合”.图书馆的“文献”作为符号化的“书面记录”(graphic record)是“书面交流”(graphic mu―nication)的工具；信息索引和存取机制则是“协调”与“整合”知识的书目学工具.依托这些工具,知识作为一种产品投入到一定的社会过程中.类同于经济学视野中物质产品的运动,社会知识论就是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分配和利用加以分析”,“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寻求达到与整个环境的理解和认知性的关系,研究的重点在于整个社会组织中被交流的思想之生产、流转、整合、消费上”.
4 社会知识论的理论张力与偏失
旨在构建图书馆学基础的社会知识论,作为图书馆专业背景下的理论反思,难免囿于职业应用的需要而在必要的理论深度上受到牵制.关于社会知识论的学术品格,谢拉就曾明确指出：“虽然社会知识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知识,但它仍将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这一转折式论断已然暗示了由图书馆学科的“理论”反思与职业的“实践”致用所形成的与生俱来的内在张力.知识(论)与社会(学)作为其基本构成因素,前者的先验和规范取向与后者的经验和实证取向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根本上的紧张关系――既要通过社会因素的引入超越经典知识论的个体主义局限,又要避免过度的“社会”化导致重回经验实用化的旧路,从而脱离知识论对知识本质的目标,丧失新学科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的理论深度.
大概正是出于“哲学”(知识论)和“社会科学”(社会学)之间的这种基本张力,谢拉“未能构建出一个具有非常明确的哲学或社会科学轮廓的社会知识论概念”.社会知识论一方面是基于知识论的“一种新的知识论学科(epistemological discipline),一种关于知识自身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社会过程及这一过程之目的的社会整体知识又带有显著的社会学特征,其所借鉴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也契合了社会学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立场.图书馆因其实务性而与这种社会学视野切近,却与知识论关于知识本质的“形而上”取向相去较远,这就容易导致社会知识论二元张力结构的失衡,使之偏倚于社会学的经验实证研究而疏离知识论的目标,从而“最终是社会学的”.这种偏失使社会知识论没有根本摆脱它意在反对的图书馆实用主义的局限,只是在外延上从内部向外部、从微观向宏观,至多从技术向人文扩展,而作为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基础,它在内涵上仍缺乏必要的哲学深度.
5 社会知识论建构的基本思路
为了弥合理论结构的张力并纠正理论取向上的偏失,社会知识论的建构要在“知识(论)”和“社会(学)”的协调统一中突出以前者为基础和主导的哲学意义.对知识的本质规定性的探求决定了知识论的规范性,社会知识论也是一种知识论,因此它应将社会维度作为知识本质的一种构成要素融入到知识论的规范性框架中.它是对“知识的社会维度的概念与规范的研究”,即“研究社会关系、利益、作用与制度对知识的概念与规范条件的影响”；“它描绘的是知识之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社会条件”；其“中心问题”是“知识的条件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包含了社会的条件”,“包含了认知者与其社会环境的关系”.这种“包含”使社会成为内在于知识的固有因素和必然条件,使知识和社会在知识论框架下得以融合.
不仅如此,社会更进一步是“使知觉、记忆与推理成为实质上可能的”知识个体的构成要素.在个体认识中的社会作用、认识活动的社会组织、集体知识的性质这三个社会知识论的分支中,“个体认识中的社会作用”有关“社会条件是否进入个体知识中”,它是社会知识论体系的基础层面,是社会与知识关联性最强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知识论特征的理论内核.另外两个分支则侧重知识的社会经验层面.因此社会维度要充分融入知识论的规范框架,根本上在于社会与个体在知识构成中的本源性融合.而图书馆正是在这种社会维度上确立其在知识论中的必然地位.
社会维度一旦纳入知识论的哲学视野,就深化为社会历史性这一知识主体的基本生存特征.这是一种基于主体之间关系的主体间性.其中历史关系可视为历时性的社会关系.主体在这种由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境遇中处于一种原初的“被抛入”(M.海德格尔)状态,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K.马克思),社会及其文化力量必然成为主体知识构成的先验条件.作为谢拉社会知识论的主题,主体间的社会交流使由符号及其关联构成的主体的认知结构得以形塑和发展,并在此“理解的前结构”(M.海德格尔)中生成客体及其意义,从而形成引导和制约主客体交互建构的“发生认识论”(J.皮亚杰)过程的基本背景.因此社会交流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必要条件和知识本质的构成要素.在这一知识论的本源意义上,作为交流过程终点的“消费”或“利用’’的生产性内涵也得以凸显.对经交流所得知识的利用或消费不只是外在于知识生产的前提条件,对符号的理解和信息内容的接受同时也是个异性的知识主体能动的转化和创新,因此消费本身就是知识的(再)生产.而生产也是一种以交流为必要前提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使知识增长成为在两者间通过交流而不断循环演进的生产再生产的“自主性”(K.波普尔)过程,个体则是这一无限进程中开放性的生产节点,而交流作为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就是知识的整体生产过程.因此社会交流也不再是社会学功能主义所理解的个体或社会整体知识生产的工具,其本身即是目的,从而在知识的构成中与个体具有同一的本源意义.这种从个体知识论向社会知识论的范式转变,与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工具一目的理性向“交往理性”(J.哈贝马斯)等哲学范式的转变一致.图书馆以专业的制度化形式所代表的知识的社会交流在这种范式下的本源意义,正是构建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基础的基本依据.
6 结语：以社会知识论作为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基础
总之,哲学深度上的知识论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图书馆这一人类基本的知识制度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而在知识论中引入必要的社会之维,通过还原知识实践的本来面貌,全面深刻地揭示知识的本质,有助于为图书馆学科和职业的发展构建一个坚实深厚的“知识论”基础.在这一方向上,以谢拉开创的社会知识论为路径,深化其“知识论”内涵以超越“图书馆社会学”,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中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