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60年4月,我由临川调到南城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后改书记）,直到1971年3月.在这期间,我经受过三年困难时期的考验,又遭受了“”迫害.南城是我在农村进行纠“左”调整和推行科学种田、为群众做实事较多的地方,也是我革命生涯中最受屈辱、横遭磨难、最难忘怀的地方.
进行纠“左”调整
我到南城工作时,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左”倾错误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后果显现出来的时候.“左”倾危害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我们国家和人民群众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我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贯彻执行关于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五风”的指示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制定的“调整、巩同、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全县开展了整风整社的工作,采取坚决措施,压缩了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和调整了粮食征购任务：取消社员个人消费品分配中的供给制,停办了群众厌恶的公共食堂：将全县7个大公社调整为26个公社,缩小了社队规模：针对农业歉收造成全县粮食供应不足,群众以瓜菜代粮,浮肿病和肠道寄生虫病流行等情况,在大力加强防病治病的同时,给社员增分了自留地,恢复了集市贸易：大力推广万坊公社在发展田塍豆种植、庙前公社在发展池塘养鱼、洪门公社渡口大队和株良公社湖边大队在养牛生产上实行的“包干到户、四六分成”（即劳动成果集体得40%,社员拿60%）的生产责任制.这些都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62年初,我参加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们又一次深入开展了纠“左”调整,决定在生产队这一级实行自负盈亏；在管理上,除副业专项生产承包外,规模大的队实行“四定三包”责任制（即定土地、定耕牛、定农具、定劳动,包产、包工、包成本）.这些措施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县农业生产形势也大为好转.
经过调整整顿,到1965年,南城县经济得到了较快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322.6万元,比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1957年增长16.5%.
推行科学种田,
那时县委书记最首要的任务是抓好粮食生产,千方百计地确保粮食增产增收.
粮食要增产,科技是关键.在南城.我们从改变农民传统的耕作方法上着手,进行了科学种田的初步探索.我们的做法是,通过组织农技干部多点试验和总结农民实践经验,抓好“四良”,即良种、良田、良法、良制的普及推广.
“良种”.即重视培育和大力推广优良品种.这是进行科学种田,确保粮食丰收的关键.我们积极鼓励并要求农业科技人员动脑筋,想办法,在良种培育上求得突破.1962年,南城县的农业科技人员经过反复实践,终于培育出了当地优良品种“银粳晚”.我十分高兴,要求在全县大面积推广,结果大获成功,亩产普遍增加10%～15%.江西省委和华东局对我们的这一做法进行了表彰,又增强了我们立足品种改良,提高粮食生产的信心和决心.后来,为保持良种的优良纯度和推广速度,南城不仅加强了县良种场的建设,还做到了“社有良种队,队有良种田”,并给予育种人奖励和优惠政策.
“良田”,即改良水田质地,重视增加肥力.南方种水稻是早晚两季连着种,不设法增加肥力,就很难达到增产、稳产的效果.南城采取的增肥措施、主要是早季种绿肥,按照“三三一条沟”的办法,种植红花草,即要求种一亩红花草.要用1.5公斤种子、15公斤磷肥、30担火土灰肥（即草拌土烧出的土灰）,每块田中间和周围开沟排水,确保每亩能产红花鲜草1500-2000公斤,以此作为早稻生产的底肥.晚季则将早季稻草还田,作为晚稻生产的底肥.由于红花草和稻草都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因此只要在此基础上再施以适量的化肥,就能达到增产的效果.
“良法”,即改进耕作方法.南城县推行良法,主要是抓住三个环节进行：一是新法育秧.南城农民育秧,过去是用箩筐催芽.水播水育,往往因天气不好,造成烧苞烂秧.我在南城大力推行的新法育秧,方法是“晒种选种,药剂消毒,地窖催芽,均匀播种,泥浆落谷,湿润育秧,薄膜覆盖,培育壮秧”.这种方法效果很好,深受农民欢迎,至今仍有很多地方在沿用.二是适当密植.新中国成立前,水稻行株距一般为1尺左右,亩插5000-6000株.新中国成立后,密植作为一项重要增产措施逐渐得到推广.当时南城推广矮秆品种,要求密植6寸×8寸,亩插秧苗1.5万株左右.三是改进灌溉方法,推行合理灌溉,将传统的串灌漫灌改为沟灌沟排、灌排分开.另外,还推行了浅水灌溉.这些方法有效地保持了肥力,提高了地温,促进了作物生长.
“良制”,即改进耕作制度.将单季稻种植改为双季稻种植.过去,南城农民普遍种植一季稻,1949年全县水稻双季连作面积仅占水田面积的4.1%.合作化后,当地将提高复种指数作为粮食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进行推广,收到一定成效.1957年,全县双季稻面积达到9.9万亩,占水田面积的22.9%.上世纪60年代,加大了推广力度,1970年,全县双季稻面积达到17.3万亩,占水田面积的66%.双季稻种植制度的推广,对发展水稻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推广过程中也有一些教训.由于缺少必要的知识和技术,有的地方特别是在少数山区,因为气温偏低,日照不足,不具备种植两季稻的条件,仍然推行两季稻种植,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后来,我们总结经验,在山区推广杂优品种时将两季种植改为一季种植.增产明显,群众也十分满意.
“四良”的推行,对南城县粮食的大幅度增产起了重要作用,也给以后全面推行科学种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遭迫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迅猛掀起,南城县各级党政组织在1967年1月相继被夺权,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残酷迫害.我作为南城县委书记.是县里当然的头号“走资派”,造反派将我关入了“牛棚”.我在“牛棚”长达4年之久,直到1970年冬才被“解放”获释.
“牛棚”4年,是我的意志在厄境中经受磨炼的4年,是我坚持真理的信念经受严峻考验并得以升华的“炼狱”4年.这4年苦难生活给了我深刻的启迪.总结一下这段历史,我觉得有两点值得认真记取：一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生活受苦、精神受压、身体备受摧残的逆境中,保持革命的坚定信念至关重要.顶住压力,承受住折磨,在苦难中磨砺出坚强意志,那是最大的收获.二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许多问题被政治化,演绎出一幕一幕不该发生的悲剧,这绝不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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