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本文从盈余管理的度量、手段、程度和频率、动机、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和制约因素等方面,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诸多命题,即会计盈余具有有用性和经济后果性,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不可能杜绝但可以预期,盈余管理仍将是未来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论题.
关 键 词 ：盈余管理 实证研究 文献述评 未来研究方向
一、引言
自Ball和Brown(1968)对会计盈余与股票之间的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会计盈余的有用性成为了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论题.会计盈余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流动,契约签订、执行与监督以及财富分配.从“信息观”视角看,会计盈余有助于传递“经济收益”的信号,从而改变利益相关者的“信念”；从“计价观”视角看,会计盈余有助于准确地计量企业资产、负债和权益并得到企业的“真实收益”,或有助于对资产(股价)定价；而从“契约观”视角看,会计盈余为企业这一契约结合体各种契约的签订与执行提供基础性数据,并成为企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降低契约成本(如签约成本、担保损失和监督成本).正是基于会计盈余的有用性,会计(盈余)信息具有经济后果(Zeff,1978),加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经济人”的自利和机会主义行为,会计盈余管理行为应运而生.特别是安然事件的发生,盈余管理备受证券监管者、会计理论和实务界的密切关注.本文试图就上述有关问题的现存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阶段性总结评述.
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述评
(一)盈余管理度量盈余管理的度量是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起点.目前,对于如何度量盈余管理存在较大的争议.从近20年来国内外研究成果看,主要以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报告盈余在特定水平区间的不连续分布来度量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包括：(1)应计利润总额法.这个方法的基本检测定是,在公司财务报告中,只有经营流量未被管理,而所有的应计项目都是管理过的,因此应计利润总额即为操控性应计利润.该方法包括：Healy(1985)模型,该模型通过比较不同样本的平均应计利润总额来检验盈余管理行为；DeAngelo(1986)模型,该模型检测定公司历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遵循随机游走,通过比较应计利润总额的第一差异并检测定在没有盈余管理的领检测设下第一差异的期望值等于零来检验盈余管理.如果估计期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不随时间变化,上述模型是一致的.但如果估计期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随时间变化的话,上述模型是不一致的.然而,两种模型没有考虑经济环境的变化将导致标准误差的加大,因此其使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2)应计利润分离法.该方法将应计利润总额分解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并检测定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在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考虑的因素不同,形成了不同模型：Jones(1991)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行业模型(Dechow等,1995)；横截面Jones模型(DeFond等,1994)；KS模型(Kang和Sivaramakrishna,1995).这些模型都是基于一定的检测设条件之上的,因此对其争议较多.Dechow(1995)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比较,发现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效果更好一些；Bernard等(1996)对利用横截面Jones模型分离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是否准确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Jones模型准确度不高的结论；Subramanyam(1996)的研究表明,当利用Jones模型对特定公司的时间序列回归时,回归系数更不准确,Jones模型中存在噪音；Young(1999)发现,虽然这些模型在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时均包含显著水平的系统误差,但修正的Jones模型的估计值优于其他模型.在国内,陆建桥(1999),章永奎等(2002)在修正的Jones模型的基础上,在自变量中增加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变量；夏立军(2003)发现,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基本Jones模型和KS模型最能有效揭示出盈余管理,而在基本Jones模型加入长期投资或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并不能改进模型,并且修正的Jones模型并不比基本Jones模型更好.虽然应计利润分离法在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并扩展出多个模型,但是该方法检测定估计期间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不符合实际,操控性应计利润与操控性应计利润不一定是正交的,并且无法区分哪些是纯粹为了提高企业价值的投资与生产决策和仅为了管理盈余而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3)具体应计项目法.具体应计项目法主要针对某一特定行业中某一或某组特定的、需管理当局进行职业判断的、金额大的应计项目作为研究对象.目前,运用该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准备(如Beer等,1989；Wahlen,1994；Collins,1995)和保险业的索赔损失准备(如Petroni,1992；Beer和NcNichols,1998；Nelson,2000).相对于应计利润分离法,该方法更为容易识别影响应计项目的特定因素和检验盈余管理的手段和程度,但该方法需研究者对制度背景和行业知识通晓,信息收集成本高,且局限于具体行业或小样本,研究结论难以普及.(4)盈余分布法.盈余分布法主要通过检验报告盈余在临界点(如零点；上年盈余；本期分析师预测的盈余)附近的不连续分布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Burgstahler和Dicher(1997)认为,如果公司有更大的激励使其盈余达到某一临界点之上,那么在盈余分布中正好低于临界点的观察值的频率异常地低,而正好高于临界点的观察值的频率异常地高,他们的经验证据证实了这一推测.Myers和Skinner(1999)发现连续的季度盈余增长的频率比所期望的频率更大；Beatty(1999)检验了私营和公营银行在零盈余周围进行盈余管理动机的差异,发现公营银行有更大激励进行盈余管理；Beer等(2000)发现,对于微利的保险公司,索赔损失准备被低估；而对于盈利好的保险公司,索赔损失准备被高估.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动机将净资产收益率(ROE)维持在0、6％和10％以上,以达到避免ST、PT或达到配股资格线.蒋义宏等(1998)运用直方图、折线图对1993～1997年度中上市公司的10％现象进行了研究；孙铮等(2000)以1997年度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直方图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保配、微利和重亏现象；陆宇建(2003)以1993～2000年度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ROE在略低于配股及格线区间的频率异常低,而在略高于配股及格线区间的频率异常高,即存在“10％”和“6％”现象；俞乔等(2004)对1994～1999年期间我国证券市场配股权、特别处理及摘牌规定阀值点的盈余管理现象进行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确在阀值点0、6％和10％处存在普遍的盈余管理现象,这些研究证据对于加强我国证券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证据.这些研究中,有的研究样本期
间短、样本规模过小,有的研究没有对结论的显著性、稳定性进行检验.
(二)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的行为动机包括：直接动机是使企业会计盈余达到其期望水平；中间动机包括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和迎合监管动机(Healy和Walen,1999)；终极动机是获取私人利益.不同的动机,必然驱使公司采取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因此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从而需要不同的因素加以制约.基于国外资本市场的研究成果来看,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为：影响股票市场对公司的评价(DeAngelo,1998；Kasznik,1999)；提高管理层奖金计划(Healy,1985；DeAngelo,1988；Ger等,1995；Holthausen等,1995；Guidry等,1999)；避免违反债务契约(Healy和Palepu,1990；Sweeney,1994；DeAngelo,1994；DeFond等,1994)；配合管理层收购(DeAngelo,1986；Perry等,1994)；迎合分析师的盈利预测(Burgstahler和Emnes,1998；Abarbanell和Lehy,1998；Kasznik,1999)；写作技巧权争夺与确保职位安全(DeAngelo,1986；Dechow和Sloan,1991；Pourciau,1993；DeFond和Park,1997)；避税(Gramlich,1988；Boynton,1992)；避免亏损(DeAngelo等,1994；Sharma等,1997；Burgstahler和Dichev,1998)；劳资谈判(Liberty和Zimmerman,1986)；降低诉讼索赔损失(Hall和Stammerjohan,1997)；季节性股票发行(Rangan,1998；Teoh等,1998)；政治成本与反托拉斯监管或政府监管(Moy-er,1980；Scholes等,1990；Collins等,1995)；内部人交易(Benish,1999).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成果来看,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为：IPO融资(Aharony,Lee和Wong,2000；魏明海和林舒,2000)；配股(蒋义宏,1998；Haw,Qi,Wu和Zhang,1998；孙铮等,1999；陈小悦等,2000)；扭亏(陆建桥,1999；陆宇建,2003).对比中外实证证据,国外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趋势,且主要由市场原因所诱致；而我国由于证券市场特殊的制度安排：(审批制、额度制和“直通车”),确保稀缺的“壳”资源和融资圈钱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且主要由政府监管所诱致.目前,由于我国多数上市公司管理层缺乏股票期权激励,因此报酬契约动机不适用于我国.加之我国上市公司主要为国有控股,债务融资相对容易,由于对于债务契约的监督因政府干预和国有银行缺乏监督激励而受到限制,因此债务契约动机也不适用于我国.
(三)盈余管理手段公司为了使其会计盈余达到期望水平,可能采用各种手段来管理盈余,最终达到利润“大洗澡”(Take a Big Bath)、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小化和利润“平滑”(Ine Smoothing),应该说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可以达到不同盈余管理的目的.从上述盈余管理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包括：利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即应计利润项目)和构建真实的经济交易或事项.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方面：Beer等(1989),Liu、Ryan和Wahlen(1997)发现银行运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Petmni(1992)、Beer等(1998)、Nelson(2000)等发现保险公司利用索赔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Teoh、Wong和Rao(1998)发现IPO公司将固定资产折旧和坏账准备作为盈余管理的方法；Keating和Zimmerman(2000)对折旧方法变更和资产折旧年限和残值会计估计变更进行检验,发现折旧政策不是被经常用来进行盈余管理；Visvanathan(1998)、Miller和Skinner(1998)、Phillips等(2002)等发现递延税款也是盈余管理常用手段；陆建桥(1999)发现亏损上市公司运用营运资金项目,尤其是应收应付项目、存货项目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李增泉(2001)发现具有扭亏、配股动机和处于临界边缘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而具有亏损动机、变更动机和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未来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薛爽(2006)发现2001～2003年扭亏公司在扭亏前一年多计提减值准备,而在扭亏当年大额冲销减值准备的现象.扣除减值准备的影响,扭亏公司中将有72％样本不能扭亏；赵春光(2006)以2002～2004年A股公司为样本,发现减值前亏损公司的公司存在以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Chen和Yuan(2001)用“非经常性损益”度量盈余管理,其结论是显著的；陈晓等(2001)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直接的税率优惠、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提升公司业绩以配合上市公司配股要求；还发现西方常见的利用应计利润操控会计数字的方法,对于我国亏损公司的扭亏作用有限,地方政府对亏损上市公司的财政补贴也没有对亏损上市公司的扭亏为盈产生显著影响.在构建真实的经济交易或事项方面：Hand(1989)发现债转股是公司避免业绩下滑的盈余管理手段；Bartov(1993)研究了长期资产和投资处置的时间安排作为利润平滑和降低权益负债率的盈余管理手段；Perry等(1994),Bushee(1998)等发现研究开发费用的开支时机选择是管理层在比较公司实际盈余与分析师预期盈余之后而进行盈余管理手段；Herrmann等(2003)通过对1993～1997年日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资产出售利润与管理当局盈利预测误差之间负相关,即管理当局运用出售资产手段来达到减少盈利预测误差；原红旗(1999),吕长江(1999)等发现股利政策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之一；杜滨(2001)发现,从1997起,连续三年内关联交易成为亏损公司扭亏的主要手段,而且关联交易与其它盈余管理手段之间存在替代效应；陈晓等(2004)系统考察了1998～2000年A股上市亏损公司的扭亏行为,结果发现关联交易和资产重组活动是其扭亏为盈的主要手段；李东平(2005)发现国有企业在改制上市过程中,资产重组,特别是资产剥离,是其为改制上市达标而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薛爽(2005)以1995～2000年亏损的A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在扭亏年度,有50％是通过进行影响“线下项目”的交易安排来达到扭亏的目的.其中主要通过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等途径,还有6％的公司是靠政府补贴来弥补亏损的.
(四)盈余管理程度和频率 Healy和Walen(1999)指出,关于盈余管理的程度及频率的证据,将帮助会计准则制定者评估盈余管理的程度和投资者是否被盈余管理所欺骗.Sweeney(1994)研究了违反贷款合同公司的盈余管理频率,发现只有少数通过会计
政策变更而延迟违反合同在一个季度或者以上,由于该研究局限在违反贷款合同的公司,可能低估了盈余管理的频率；Burgstahler和Dichev(1997)基于美国样本公司加以研究后发现,大约有8％～12％的公司通过盈余管理避免盈余减少,而由大约30％～400／0的公司为避免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Teoh,Wong和Rao(1998)发现,IPO公司在发行当年的非预期应计项目的中位数是资产的4％～5％,大约62％的IPO公司比所选定作为对照样本的控制公司有更高的非预期应计项目.如果正常情况下的频率为50％,则表明大约12％的IPO公司管理盈余,但是这个证据在普遍化意义方面存在不足,因为该结论不能代表所有公司的盈余管理频率；俞乔等(2004)对1994～1999年期间2785个观察值,运用ROE的直方图进行描述,发现阀值点0和10％处右边的公司出现的频率异乎寻常地高,而左边的频率则相当低；王亚平等(2004)运用参数估计的方法对阀值处的盈余管理频率和程度进行推断发现,1996年、2001～2003年的盈余管理频率和程度较高,并且2001～2003年逐年呈上升趋势,平均有65％的亏损公司在阀值0点上进行盈余管理并达到避免报告亏损的目的；雷光勇(2006)发现,控股股东预期从中小股东处筹集的资金规模和资金储备压力越大,上市公司正向管理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管理盈余的程度越小.相对而言,有关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的程度及频率的证据相当少.而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更少.关于盈余管理的程度及频率的文献,存在一些共同的不足之处：检验结果依赖于直方图盈余间隔的大小划分,主观性强；检验结果仅仅基于少数样本的报告盈余,偏差大；无法估计盈余管理的幅度.
(五)投资者对盈余管理行为的认识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如果市场有效投资者将会“看穿”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不被公司蒙蔽而作出无偏反应.而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存在,又意味着公司可以通过管理盈余达到获取私人利益的目的.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能起到“信号显示”的作用,投资者能够识别盈余管理；Hand(1992)指出当材料上升,公司出于逃税目的采取后进先出法计价,投资者能够识别这一动机的盈余管理,而不是简单根据报告盈余下降作出反应；Beer等(1989)和Petroni(1992)分别发现投资者能够识别通过贷款损失准备和索赔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Deehow(1994)发现在预测预期盈余时,使用当期盈余比使用流更加准确.同时,大量学者还通过检验超额回报率来检验投资者能否“看穿”盈余管理行为.Sloan(1996)指出,持有当期盈余包含大量应计项目公司的股票,如果一年后的股票超额回报率为负,表明投资者还不能完全识别盈余管理.投资者能否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有关,笔者认为不同的制度环境因素是导致投资者识别能力的主要差异,而非投资者是否具备识别能力所致.
(六)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 目前关于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现有理论解释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盈余管理具有正面效应：Healy和Walen(1999)指出盈余管理或许降低信息的可靠性,但由此而提高信息的相关性；王跃堂(1999)指出,管理人员运用职业判断进行盈余平滑,可以维护契约的稳定性,监管者理性地给会计留有灵活性,让公司对不确定性的环境作出及时调整,以弥补契约的刚性约束；Scott(2000)指出,当契约不完备和契约具有刚性时,经营者可以利用盈余管理对未预期的状况作出灵活反应,并且通过盈余管理还可以将内部信息可靠地传递给投资者.另一种观点认为,盈余管理具有负面效应：如导致证券市场的误定价、影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及其效率.而后者居主导地位,如Dechow等(1996)指出,那些因盈余管理问题受证监会调查的公司在被初次宣布有盈余管理行为时股价平均下降9％；Teoh,Wong和Rao(1998)研究后发现,在IPO和SEO之后,使用操控性应计利润较多调增盈余的公司股价将大幅度下降；Xie(1998)也提供证据表明,那些通过盈余管理高估利润的公司股价会下降,而那些通过盈余管理低估利润的公司股价会上升；孙铮等(1999)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保配、微利和重亏现象,使得该被特别处理的公司未被特别处理,该摘牌的公司未被摘牌,结果是市场风险增加,资源被低效或无效占用甚至被浪费；“保配现象”的存在,其直接后果是证券市场中有限的追加资源被不合理分散化,因而也就降低了追加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重亏现象”存在的后果是扭曲了公司前后期经营的真实状况,误导投资者的判断和决策,进而也损害了证券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以上大部分检验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的研究都是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检验非正常报酬率,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确定这种非正常报酬率是由于盈余管理所致,还是因为某些未被识别的风险导致；需要满足股票市场有效性的检测设；非正常报酬率窗口的选择具有主观性.
(七)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 大多数证据表明,盈余管理具有负面效应.如何限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已成为证券监管者、会计准则制定者、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尤其关心的问题.
首先,法律体系与盈余管理.La Porta等(1998)指出,由于各种在法律起源存在差异,各国投资者保护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普通法国家投资者保护较好,因而也较好抑制了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Ball(2003)等发现,在普通法国家,会计盈余越稳健(及时确认经济损失),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管理层在决定何时将经济收益和损失纳入会计盈余有更大的选择,公司减少盈余波动的动机越强烈.Leuz(2003)通过对不同国家公司盈余管理的系统差异进行检验后,发现法律有效执行和投资者保护会减少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性；Haw等(2004)提供了法律和超法律制度在限制因公司权和流权相分离而形成的盈余管理行为方面的作用.从法律体系视觉来考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一个较大的突破.法律体系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等规定了公司盈余管理的最低限度,同时通过加强投资者保护而赋予投资者法律诉讼的权利.法律体系及其执行机制,直接决定了公司盈余管理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并能较好地限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目前我国几乎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
其次,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公司治理结构是缓解公司内部人之间及其与外部投资者利益冲突的一种制度安排.目前,关于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股权结构主要体现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构成.La Porta等(1999)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Dechow等(1996)和Bedard等(2001)发现,缺乏非执行大股东的公司盈余管理现象越严重；Rajgopal等(1998)发现,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大,公司盈余管理的绝对值和正的盈余管理额减小；Warfield(1995)发现,当管理层持股增加时会降低写作技巧成本,从而减少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大股东控制
下的盈余管理.张建祥(2006)研究发现,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具有倒“U型”关系,与前2～10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具有负相关系,而与管理层持股比例具有正向关系,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了对小股东财富的掠夺；雷光勇(2006)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正向管理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管理盈余的程度越小；控股股东为国家股时,盈余管理程度较小.二是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Fama和Jenson,1983；Wallace,1992),在监督公司经理层财务会计报告生成及其最终披露中发挥关键作用.Ching等(2002)发现董事会规模与当期操控性应计项目正相关；张逸杰等(2006)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之间存在“U型”关系；Xie(2003)研究表明,具有财务专长的外部独立董事比例越大,公司发生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小；Dechow(1996)发现盈余管理公司的CEO更可能担任董事会主席；大多数学者还研究了审计委员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后发现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及其独立性的提高对盈余管理起到明显的监控作用(McMullen,1996；Parker,2000；Abbott等,2004；Bar－dard等,2004；Ryan等,2005).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目前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方面的研究且结论存在较大的不一致,而对于外部公司治理结构,如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才市场和产品和要素市场等与盈余管理关系还缺乏实证研究.
最后,审计与盈余管理.基于委托写作技巧理论,审计师对于协调报表编制者和报表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起到了主要作用.目前关于审计与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首先,审计师是否识别盈余管理.Chen,Chen&Su(2001)、章永奎等(2002)、何红渠等(2003)和徐浩萍(2004)等发现,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这表明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鉴别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而夏立军等(2002)发现,从整体上看,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出上市公司的这种盈余管理行为；蔡春等(2005)发现,非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非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即不同的事务所在识别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次,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被审计单位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会计师事务所所面临的诉讼风险越大,如果事务所考虑了盈余管理这种风险,事务所审计定价越高.Frankel(2002)研究发现,非审计怎么写作收费与未预期盈余、操控性应计成正相关；伍利娜(2003)以2001年年报中的282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发现：公司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处于达线配股区间与当年财务审计费用正相关,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牌区间与当年财务审计费用负相关.再次,盈余管理与审计师变更.DeFond(1998)发现,审计师更换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金额比审计师更换前要高；李东平(2001)研究发现,盈余管理风险变量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不具备显著相关关系,注册会计师并没有因为上市公司的过度盈余管理而主动解除审计契约,规避审计风险；陈武朝(2004)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与审计师变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前任审计师在最后一年聘期内采取了比其他审计师更为稳健的会计处理方法,以致被公司变更,但是新任审计师在第一年并未完全配合公司；刘伟和刘星(2006)通过对2001年～2002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变更与公司可操控应计利润的增长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两者关系在不同年度、不同前期审计意见的情况下有所不同,这表明公司能够通过更换审计师实现盈余管理的目标.第四,盈余管理与非审计怎么写作.Palmrose(1986)认为,当审计师为客户既提供审计怎么写作又非审计怎么写作时,审计师会故意或无意地向客户妥协,包括纵容客户的盈余管理行为；Arrunada(1999)则认为,向客户提供非审计怎么写作能够增加事务所的信誉资本,事务所将提高审计独立性,使盈余管理现象减少.最后,盈余管理与审计任期.审计任期对盈余管理影响方面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Beck和Solomon(1998)认为,审计任期增加会降低审计师独立性,公司更可能进行盈余管理；Myers(2003)的实证结果表明,审计任期延长并不会降低审计质量,审计任期越长,公司盈余管理情况越少,因为审计任期越长,审计师对财务报告中极端的管理决策限制越严,加之新任审计师缺乏对客户特定经营风险的充分认识而导致审计失败.目前,由于我国事务所较少提供非审计怎么写作,因此缺乏这方面的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任期的研究).同时我们注意到,很难界定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一般来讲,建立两者的关联度的前提是注册会计师已识别盈余管理,目前缺乏结论一致的证据,否则成了“拉郎配”,另外,多数学者往往将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同时作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师独立性的替代变量,这引申出一个看似简单而难以界定的问题：盈余管理与审计的关系到底怎样；是审计影响盈余管理,还是盈余管理影响审计,因为这是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关系的逻辑起点.
三、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未来研究方向
(一)盈余管理度量国外关于盈余管理度量方法和模型形成了多种方法且存在较大争议.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如何度量盈余管理,单纯沿用国外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此哪一种方法和模型可能适用于我国实际情况,如何加以改进和创新；应该说,单纯以操控性应计利润,或仅以具体应计利润和管理后盈余的分布来度量盈余管理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如何加以改进；哪些具体应计利润项目没有被管理过,哪些被管理过；盈余分布法用哪些指标度量更合适；如何解决盈余管理的时间序列的度量；在运用横截面模型,参数如何准确的估计,如何确定哪些配对公司不存在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动机目前,我国盈余管理研究主要针对特殊公司(如亏损、ST、PT、配股、资产重组和高官更迭等公司)展开的,那么非特殊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如果有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具有同样动机的公司有的进行盈余管理,而有的没有进行盈余管理,什么因素决定了其行为差异；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到底是否存在契约动机,如果存在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对公司写作技巧成本有何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为什么主要由政府监管所诱致,而不像国外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呈多元化、多层次的趋势,哪些制度因素决定了这些行为动机存在差异,是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会计规则,还是监管制度形成的,这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分析师数量在我国的发展,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是否来迎合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公司管理层收购期间,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避税动机而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与利益输送的关系怎样；盈余管理和管理层的个性特征(心理所有权)有没有关系.
(三)盈余管理手段 随着我国会计准则赋予公司管理层更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可以预期,公司采用的盈余管理手段将呈现
多元化、复杂化、隐蔽性更强等特点.哪些公司在何时偏好采用会计手段进行盈余管理；哪些公司在何时偏好构建真实的经济交易进行盈余管理,这两种手段最终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是否存在系统差异；哪些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经济交易或事项经常被公司用来作为盈余管理手段,这无疑对于准则制定和加强证券监管有重要意义；我国诸如公司改变资本结构、利用或有事项、企业兼并、合并范围变动、借款费用、租赁、递延税项和公允价值计价等方法进行盈余管理缺乏实证证据,应该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四)盈余管理程度和频率 目前主要通过直方图和构造概率密度函数进行统计检验的方法来度量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但这些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何发展新的方法度量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现有文献局限于特定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的研究.无法推定整个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因此,整个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怎样；上市公司运用各种盈余管理手段的程度和频率怎样；不同行为动机下的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怎样；在什么情况下公司正向管理盈余,或是公司负向管理盈余.
(五)投资者“看穿”盈余管理行为 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投资者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持何种态度,而且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投资者对基于契约动机和监管动机持何种态度.因此,在什么情况下投资者可以识别盈余管理,对之作出何种反应；在什么情况下投资者不能识别盈余管理；机构投资者、控股投资者、分散投资者在识别盈余管理能力方面有何差异,对之作出的反应有何差异,什么因素决定了它们识别能力和所作反应的差异；不同盈余管理手段和行为动机下的盈余管理行为,投资者作出何种反应,是否存在系统差异.
(六)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 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涉及到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体制、政策法规、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现有关于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理论解释存在较大分歧,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值得考虑：未被管理的盈余总是坏事吗,即盈余管理是好是坏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盈余管理是否存在正面效应,如果存在,这种效应是“传递内部信息”、“缓解契约冲突”,还是其他；盈余管理对投资者、债权人、准则制定者、证券监管者的决策制定有何影响,盈余管理是否影响公司股票、公司价值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及其效率,如何影响的及影响有多大.
(七)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 法律体系、公司治理和外部审计制约着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实证证据较少.可以值得研究的话题包括：法律体系、法律风险、审计和公司治理的哪些因素对盈余管理有较显著的影响；外部公司治理结构,如控制权市场、经理人才市场和产品和要素市场等,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是否起到了制约作用；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否存在替代效应；股权集中型、股权分散型和家族型企业,其盈余管理的手段、程度和动机是否存在差异；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是否起到了制约作用；“金字塔”控股公司普遍存在权和流权的分离,这对盈余管理有何影响；股权分割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何影响；股权分置过程中有没有存在盈余管理,且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的；盈余管理主体是企业管理者,有没有股东的意志体现；政府行为、特别是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差异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何影响；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投资者保护程度和经济发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导致公司在盈余管理的手段、程度和频率、动机、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和制约因素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关于审计与盈余管理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还需明确,如果它们存在关系,那么审计意见、审计市场竞争度、审计师变更、审计师任期、审计收费、补充审计和非审计怎么写作等与盈余管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